我一生最喜好的事情就是读书，最痛苦的事情就是被剥夺了读书求学的权利。在被剥夺读书权利的日子里，我多少回梦中端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解疑释难，听老师表扬我学习认真刻苦，成绩优异。我多么地渴望长梦不醒啊！
但人世间哪有不醒的梦！我不可避免地要回到现实。残酷的现实逼迫我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国家、社会是何等的强大，我哪有什么抗争的本领！但是当我有了一点点能力的时候，我自觉地、不图任何回报地去助学。我真的没有任何祈求，只期望年幼的孩子去圆我那破碎的读书梦。
1.求学
1955年下半年，我满六周岁了，父亲送我到本村的小学发蒙读书。本村的小学名叫大海塘小学，是由一座叫做“宏宫”的祠堂改建的，非常简陋，我在这里接受启蒙教育，度过了4年美好的童年时光。
我就读的这所小学只有两间教室，学生一至四年级的都有。旧时称这种小学为“不完全小学”或“初级小学”。教室里学生的组合方式是这样的：二、四年级为一个班；一、三年级为一个班。上课时，同班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同一个教室里，老师给其中一个年级的学生讲课时，布置另一个年级的学生预习或做作业。大约25分钟时间之后，老师讲完这个年级的课，给他们布置作业，然后就开始给另一个年级的学生讲课，天天如此，周而复始。这种教学形式，是迫于当时我国乡村经济落后，不得已而为之，在中国教育史上叫“复式班”教学。我这里之所以记录的这么详细，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大凡只知道复式楼，没见过“复式班”的。
小学生天真烂漫，儿时的启蒙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们的校长是黄选贤先生，他中等个子，对学生的要求特别严格，严肃的脸上，一天到晚很少见到笑容。听说他的学问原本是很高的，他的同窗好友都去大城市高就去了，而他拖家带口留在乡下。他和他的家人租住在学校附近一个叫“沙坡里”的小山村。黄选贤先生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调到市区的茶亭街小学当校长，直到退休没再挪动过地方。
我的班主任老师名叫王丽君，30多岁，是一位活泼、慈祥而又严厉的女老师。她教我们的语文、音乐和图画。她当时讲课的模样，唱歌的声音，我闭着眼睛回忆，都十分清晰和亲切。
还有一位年轻老师名叫李晴跃，他教我们的算术和体育，他只在我们学校工作两年就调走了，调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不知道。
还有一位我们称呼姚爹的，他是我们学校的教工，单身一人，为学校老师煮饭、给学生烧茶水、打杂。姚爹在这所学校一直工作到去世。
以上是我启蒙所在的“大海塘小学”的全部教职员工。时间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他们的音容笑貌至今还记得清晰。回想起来，小学4年，我从一个一字不识的孩子到初识文字，也学到了一些待人接物的礼貌，懂得了一些做人的道理，全在于老师的教导。所以，这个“师”字被人挂在神龛上，当作神明来供奉是不为过的。
初小毕业之后，我考入了市区的桃花仑小学，继续读高小。这所学校是解放前挪威人开办的，原名叫“信义小学”。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当年的挪威人还在益阳开办过信义女子中学，信义中学堂，信义大学，信义医院等等。
我进入高小之时，全国开始了“大跃进”运动，我们村也兴办了公共食堂，像全国无数小家庭一样，我们家也免不了被要求在公共食堂吃饭，不准在自己家里生火煮饭吃，家里的铁锅等炊具都被强迫交出去砸烂，炼钢铁去了。农民都被强迫搬到某一个大院子集体居住，过起了集体化、军事化的生活。
我刚进桃花仑小学的时候，是个才10岁的孩子，从家到学校往返有10多里路程，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没法赶上食堂的开饭时间，所以上学后基本上没吃过午饭，有时候，学校放学晚，实在饿得不行，走回家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和同学臧正安、陈松林等要在半路上休息一会儿才能走回家。
1961年9月，我高小毕业，接着考入了益阳市第一中学。作为一个12岁的少年，我怀着对未来美好前途的憧憬，进入了本市的重点中学，与城里的孩子同堂求学。我的班级是益阳市第一中学初中部C56班，班主任老师是胡孔章先生。全班共60个同学，从农村来的只有10多个。由于农村来的学生经济条件要差一些，所以大部分都是读通学，又叫做“走读生”。
我一进入初中，就遇上了全国上下闹饥荒，据说当时毛泽东也拒绝吃肉，他的孩子李敏、李讷也饿得慌。全国水肿病，饿死人的事情随处可见。国家称之为“三年暂时困难时期”，我是身临其境的。
初中3年，我照样基本上没吃过中午饭。但这3年却是我吸取文化知识最丰富的时期。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连城里的学生也对我刮目相看，尤其是俄语成绩最突出，以致失学近30年之后的1988年，我在益阳齿轮厂承包工程项目时，该厂的厂长陶哲维和我谈及与苏联专家打交道的往事，他与我打赌背诵俄语单词，非常肯定我学俄语的功夫扎实。
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的同班同学任立德、黄家声加入了共青团。当时我想，我的学习成绩并不比他们差，他们能入团，我也应该可以的。于是我积极向学校团组织靠拢。负责团组织的老师找我谈了话，说我可以写申请书，团组织的大门是向我敞开的。我鼓起勇气向学校团委写了入团申请书，一直到初中毕业，我至少写了二三十份申请书，但终于没有批准我加入光荣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那位负责学校团工作的老师笑着对我说：组织正在考验你呢，你要经得起考验，好好学习啊！
现在回想起来，那位和蔼可亲的老师真好，他一直鼓励我学好文化知识，追求思想进步。如果他当时直接指出是我父亲当过伪军官，不能通过政治审查，这对当时的我是何等的伤害和打击啊！我特别地感谢他，为我用心良苦地隐瞒着真实的原因，使我天真无暇的心灵拥有了暂时的快乐，没有影响我的学业进步。
由于国家行政区划的调整，1962年，益阳由原来的常德地区分出来，成立了新的益阳地区行政公署。因此我们当时的初中部并到了高中部，即现在的益阳市一中，我们的班级由原来的6个班调整为两个班，其余的同学分别调到了益阳市二中和益阳师范学校。我被编入新的益阳市第一中学C57班，班主任老师名叫周淑华，是一位刚从湖南师范大学毕业分配来的年轻女老师。周老师虽然只比我们大几岁，但知识水平很高，教学和管理都相当不错，我受到了很好的教育，现在我经常会想起周淑华老师。
1964年7月，我圆满地完成了初中各科的学业，从益阳市一中初中毕业了。凭我平时付出的努力和老师对我的评价，我知道我的毕业考试成绩是相当不错的。我记得，我们毕业考试的作文题目是《给董家耕哥哥的一封信》，我有一位同学，他把信写给董家耕的哥哥了，后来这位同学被录取进入高中读书。
毕业考试完毕，正是骄阳似火的7月，农村一片抢收早稻和抢插晚稻的繁忙景象。我在家一边和父亲劳动，一边等待我梦寐以求的高中录取通知书。我心里打算，进了高中就一定要加倍努力，把各科成绩搞得更好。我的目标是考一所好大学。
初中期间紧张而快乐的学生生活，令我终生难忘。期间有许多老师孜孜不倦地教诲我，他们是：周淑华、夏维城、胡孔章、谢明浩、黎煦、张乐、杨天福……还有许多同学帮助过我，他们是：周建中、崔国维、张勋、汤辑黎、樊建民、何立娇、谌春桃、段新生、赵国华、杨一瓦、陈松林、莫春桃、谢若琳、邦渭雄、刘新桃、张瑞安、叶凤祥、夏仁儒、成岳兴、胡岳龙、何春生、王成章、李国立、崔还城、王湘琪……
2.失学
一个炎热的下午，我终于等来了高中录取通知书。我急忙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你被批准光荣回乡务农，希望你在农村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
我耷拉着脑袋，拿着这份所谓通知书回家。父亲似乎早就知道我不会被高中录取的，他没有说其他话，只是安慰我说：一根草有一滴露水养的，男子汉志在四方，锄头把立得稳，作田是根本……我呆呆地站着，强忍住眼泪，默默地听从父亲的训导。就这样，我失去了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开始了脸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生活。
那一年，我还不满16周岁，可以说还是一个稚嫩的孩子。父亲为我准备了锄头、扁担、粪桶、斗笠、蓑衣，甚至连腰围裙都准备好了。
作为一个根本就没有独立生活和生存能力的孩子，我顺从父亲的一切，在当时社会环境的习染之下，逐步有了扎根农村一辈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奋斗一辈子的思想。
按当时流行的说法，我是回乡知识青年，在我们生产队也算一个有文化的人。我的堂舅臧杏林是生产队长，他不识字，上边发下来的一些文件和农业技术资料，他都没办法看懂，于是他安排我去做一些带有文化性、技术性的事情。
清明时节，水稻需要使用温水浸种催芽。但这温水的温度究竟多高呢？可能是编写技术资料的人考虑到农民没文化，没法操作，资料上写的是“两开一凉”，负责浸种催芽的人就烧两桶开水，再加一桶凉水来浸种。我对臧杏林舅舅说：这是个蛮办法，要把两桶水完全烧开，再兑一桶凉水，用的柴火多，也很麻烦。我们可以烧开一小壶水，然后随便拿一个杯子做量杯，倒两杯开水，再倒一杯凉水在盆子里，用温度计量一下这盆混合水是什么温度，就是“两开一凉”温水的温度。浸种催芽时，根据需要的水量，尽管用大锅一次性烧水，无需兑冷水，只要达到这个温度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