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8月，由傅作义领导的“绥远抗战”已经爆发，从而大大激发了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团结抗日的决心。就在这时，中共中央提出“宁夏战役”计划，其要点是：占领宁夏，控制河西走廊，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与东北军进行合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该计划经共产国际批准后，中国工农红军组织两万多人的西路军渡过黄河，经河西走廊向新疆挺进。同年10月，共产国际派正在莫斯科的陈云和滕代远率代表团专程赴新疆接应。离开莫斯科之前，陈云向季米特洛夫提出需要大批军火的要求，季米特洛夫通过苏共中央准备了90辆坦克、90门大炮和其他武器弹药，运往中苏边境。12月中旬，当陈云、滕代远率代表团抵达靠近新疆的霍尔果斯时，看到苏联已经为他准备好大批坦克、大炮等军事物资。但是，由于西安事变突然爆发；苏联当局改变原有计划，陈云以及大批军火滞留在中苏边境的苏联一侧。这时，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到马步芳和马鸿逵的顽强狙击，几乎全军覆没。1937年4月，西路军残部一千余人被困在祁连山一带，当时还滞留在中苏边境的陈云受命去星星峡接应。为此，盛世才派专人专车，把陈云、滕代远等人从边境对面接到迪化，并专门设宴招待这些远方来的朋友。随后，他根据陈云的建议，派数百名官兵和数十辆军车，载着粮食、军装等大批物资，由迪化出发，前往星星峡寻找弹尽粮绝的西路军残余人员。当李先念等领导的西路军残部被找到时，他们对盛世才伸出救援之手感动不已。
1937年5月，西路军残部400余人到达迪化，以督办公署新兵营的名义进行训练。这些人由盛世才提供给养，由苏联提供枪支、弹药、坦克、火炮、装甲车等军事装备。两年后，其中三十多人被选送苏联，继续学习军事技术。1937年10月，毛泽东派周小舟赴新疆与盛世才商谈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事宜。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成立后，周小舟、滕代远先后任办事处主任。这时的新疆，已经成为苏联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交通要道。
1937年11月下旬，王明和康生从苏联回国路过新疆，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利用这次会面的机会，盛世才向他们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请延安派更多的干部到新疆来工作，二是他自己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于第一个要求，王明立即答应；但是对第二个要求，却因为事关重大，王明无权决定。据说，当时王明和康生听了盛世才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话以后，非常吃惊。他们想：如果盛世才能够入党，岂不意味着沃野千里、与苏联为邻的新疆，不费一枪一弹便成了共产党的天下？！
据《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书分析，盛世才的要求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和重视。证据之一是毛泽东把他的弟弟毛泽民等数十名亲信派往新疆，被盛世才委以重任；证据之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了盛世才的入党要求。因此，任弼时1938年3月到莫斯科汇报工作路过新疆时，对盛世才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他入党，但这件事非要请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不可。
这时，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更加密切。1938年年初，苏联未经我国中央政府同意，就派一个骑兵团和一个空军支队进驻哈密。为了掩人耳目，该团采用新疆地方军队番号，对外称“归化军骑兵第八团”，简称“红八团”。这个团的实际人数有一个旅之多，是一支配备飞机、坦克的机械化部队。它严重地侵犯了我国主权，扼守着我国内地通往新疆的咽喉要道。
1938年9月初，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前来访问的盛世才，并与他举行秘密会谈。曾经长期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外交官A. M.列多夫斯基，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档案和相关资料，在《斯大林与中国》一书中对这次会谈作了介绍。从书中可以看出，会谈涉及军事、经济、政治、外交和民族宗教等问题，会谈结束时，盛世才表示，“他有一个要亲自向斯大林同志提出的问题”，那就是他想加入苏联共产党。接下来作者引述道：
会谈记录中指出，他对自己要求入党的愿望作出的解释是，他了解马恩列斯的学说之后，知道这是惟一必须信奉的学说，况且他根据经验确信，世界上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践中援助较弱小的和被压迫的民族，所以他要求入党的愿望增强了。现在他得到了这样幸运的机会，亲自同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斯大林同志交谈，因此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表达自己的要求。如果斯大林同志认为可以接受他入党，那他是很幸运的。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如果督办非常坚持这个要求，那他不反对，但是伏罗希洛夫同志说，这会损害督办的工作，因为蒋介石和杨大使（中国驻苏大使——作者注）知道后都会很不满的。
督办回答说，这需要保守秘密，无论蒋还是杨都不知道此事。（《斯大林与中国》，223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经过进一步讨论，斯大林同意了盛世才的要求，使他成为一名“愿意履行所有义务”的苏联共产党秘密党员。盛世才成为联共党员以后，与苏联签订了不平等的《新苏租借条约》（亦称《锡矿协定》）。条约签订之前，苏联方面对盛世才说：“你系联共党员，应该服从党的命令，更应该为苏联的利益作斗争。”为此，美国历史学家艾伦·惠廷认为，这个“协定给予莫斯科在新疆享有非常广泛的特权，以致使新疆成为一个既不受乌鲁木齐控制也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国中之国”。
三、茅盾和赵丹为什么要去新疆
盛世才的表现不仅受到中共领导层的高度重视，也引起左翼文化界的广泛关注。从1937年10日开始，原《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多次进入新疆，根据《新疆日报》（该报负责人也是联共党员）对盛世才的吹捧，写下一系列通讯。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后取名《三渡天山》，以后又改名为《盛世才与新新疆》，在社会上反响很大。
杜重远，名乾学，号重远，1898年出生于奉天怀德（今吉林省公主岭市）一个农民家庭。他年轻时以官费留学生的身份东渡日本，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专攻制窑技术。在校期间，他曾回国参加收复旅大的反日活动。毕业后，他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倾尽全力发展我国的陶瓷生产，打破了日本人在奉天的垄断局面，成为东北地区颇有名气的实业家。随后，他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还兼任张学良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协助处理对日本的交涉等事务。“九一八”事变后，他为了宣传抗日救国，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和香港、新加坡一带。在此期间，他结识共产党员孙达生和《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前者使他对共产党和马列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者则督促他写下许多有影响的文章。
1933年12月上甸，国民政府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诽谤党国”等罪名查封了《生活》周刊。第二年2月，杜重远创办《新生》周刊，自任主编和发行人，继续《生活》周刊的事业。1935年5月，《新生》周刊发表《闲话皇帝》一文，因涉及日本天皇而受到日方非难，被上海当局查封。杜重远也因此获罪，被判处一年零两个月监禁。1936年年初，张学良曾化装赴上海监狱探望杜重远，杜向他提出与中国共产党以及杨虎城、盛世才实现西北大联合的建议。不久，杜提前出狱，赴西安与张学良共商大计。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曾经推举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人进入行政院，组织过渡政府，可见他的名望之高，以及中共领导人对他的信赖程度。
抗日战争开始后，杜重远在太原见到周恩来等人。经过长期交谈，他们达成共识，认为抗战的胜利取决于中苏联合，而新疆既是中苏联合的交通要道，又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根据地。1937年10月，他与周小舟抵达兰州转赴新疆，受到盛世才热烈欢迎。盛世才请他留在新疆，他因为想去抗战前线没有答应。11月初，他返回武汉，把在新疆收集到的材料写成长篇通讯公开发表。后来，这些文章由生活出版社结集出版，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三渡天山》。
其实，杜重远二渡天山是在1938年6月，起程前他在武汉又多次拜访周恩来，估计此行曾受到周恩来的重托。这时，杜重远已经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了，因此他在新疆只住了几天就匆匆赶回武汉开会。1938年10月，杜重远应盛世才邀请又三渡天山，去迪化参加第三次全疆各民族代表大会。杜重远从新疆归来不久，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终于携妻子到新疆安下家来。1939年1月，他被盛世才委任为新疆学院院长，正式开始为盛世才效力。
新疆学院是全疆最高学府。在此之前，中共已经派林基路等人先后到这里工作。杜重远上任后，担任教务长的林基路被调往外县工作。为此，他宣布要继承共产党人给学校留下的传统，继续以“团结、紧张、质朴、活泼”为校训，按照抗大的教学方针办学。为了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杜重远多次回内地聘请人才，其中就包括茅盾和赵丹等人。
1938年7月，正在香港的茅盾因为他所参与的《立报》办不下去了，便想返回上海。不久，茅盾遇上杜重远。当杜告诉他“盛世才是一个想千一番事业的人，思想也很进步，……与延安方面的关系也不错”时，便有些心动。这时，曾经与杜重远一同去过新疆的《立报》总经理萨空了知道茅盾想要离开香港，也怂恿他与杜重远去新疆工作。过了几天，杜重远把《三渡天山》送给茅盾。茅盾看到“书中把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描绘得一片光明”，便动了远赴新疆的念头。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大放心。他说：“杜重远三次进新疆所看到的究竟有没有假象呢？这件事必须慎重。于是我去找了廖承志。……然而廖承志说，我也不太清楚新疆的情形，杜重远可能说得太好了一点，不过我们有人在那里工作，其中就有你认识的。”听了这话，茅盾才下了最后决心。过了几天，杜重远送来盛世才的一份电报，表示热烈欢迎茅盾和张仲实前来共同建设“新新疆”。
张仲实是生活书店总经理。他去新疆，是应邹韬奋要求，到那里开办生活书店新疆分店的。我手头有一本他与沈志远合作编写的小册子，书名是《二十年的苏联》，于1937年10月由生活书店出版。
据茅盾晚年回忆，除了在香港遇到困难外，他去新疆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新疆与苏联比邻，可以找机会送孩子去那里留学；二是如果新疆当局果真像杜重远说的那样，可以建设成一个进步的革命基地，那么“我能为此事业稍尽绵薄，也是我应有的责任”。
无独有偶的是，赵丹也是在看了杜重远的那本小册子以后，才萌生了前往新疆的念头。
赵丹自幼酷爱艺术，1932年成为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的基本演员。第二年，他与王为一、徐韬加入中共外围组织左翼剧联。不久，他因为主演《时代的儿女》、《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影片而蜚声演艺界。抗战爆发后，赵丹从上海经武汉来到重庆，曾与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同台演出话剧《全民总动员》，进一步掀起全民动员、共同抗战的热潮。此外，他主演的《阿Q正传》、《为自由和平而战》等剧目也引起很大轰动。正在这时，他看到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宣传材料，希望在中国也能建立这样的表演体系和规模宏大的剧场。不久，他又在生活书店举办的全国报刊展览会上，看到对《新疆日报》的宣传，其中包括新疆学生组织话剧比赛的消息，也非常兴奋。紧接着，他又在杜重远的《盛世才与新新疆》中看到，“盛督办”不仅实行“六大政策”，还聘请苏联专家，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再加上他听说茅盾等人已经入疆，他自己也想找机会去苏联学习，便决定也要到新疆去。
四、茅盾入疆：从情况不妙到逃离虎口
1938年年底，茅盾一家离开香港，经河内到达昆明，楚图南、穆木天、施蛰存等人到车站迎接。当天下午，已经先期抵达的杜重远前来拜望，并为他安排了下一步行程。1939年年初，茅盾乘飞机路过成都加油时，与张仲实会齐，一同飞抵兰州。到达兰州后，茅盾因交通问题滞留了一个半月，直到2月下旬，才乘欧亚航空公司飞机飞抵哈密，在那里受到当地最高行政长宫、中共党员刘西屏的热情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