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一大批中共领导人和文化界著名人士到达新疆，其中包括周恩来、王明、康生、任弼时、陈云、李先念、邓发、周小舟、滕代远、俞秀松、陈潭秋、毛泽民、方志纯、孟一鸣、林基路以及杜重远、茅盾、赵丹等人。他们有的是路过，大多数则是去那里工作。另外，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尽管只剩下三万多人，但还是组织两万多人的西路军开赴新疆。因此人们必然要问：在那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为什么要远离抗日前线前往新疆呢？这一切，都与当时号称“新疆王”的盛世才有关。
一、新疆的“七七事变”和“四·一二”政变
介绍盛世才之前，需要先了解一下民国以来新疆的政治概况。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迪化（今乌鲁木齐）和伊犁两地的革命党人很快组织起来响应武昌起义。迪化起义因遭到新疆巡抚袁大化的镇压而失败，伊犁的革命党人则利用新任将军志锐与卸任将军广福的矛盾，取得了胜利。1912年1月，伊犁都督府成立后曾经派兵进攻迪化，但由于南北议和的消息传来，双方息兵停战。不久，袁世凯任命原新疆按察使兼镇迪道杨增新为新疆都督兼布政使，新疆开始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
杨增新（1864—1928）字子周（又字鼎臣），号荩臣，云南蒙自人。他1889年考中进士，先后在甘肃、新疆任职。随着民国初年的政局变化，他1914年6月担任新疆将军，1916年7月任督军，1925年1月改任督办，一直掌握着新疆的大权。在职期间，他完成了新疆与伊犁的统一和阿尔泰地区的统一，使新疆从四分五裂的状态下变成了中国西北的一道坚固的屏障。不仅如此，杨增新在政治方面严厉打击贪污受贿，使官场风气为之一新；在经济方面积极创办民族工业，开垦农田，改变了财政不能自给的状况；在外交方面与苏维埃俄国友好相处，恢复了边境贸易；在民族关系方面重视宗教界人士的支持合作，从而缓和了汉族和穆斯林的矛盾。这一切，既有利于维护其统治，也有利于社会稳定。
作为中华民国的封疆大吏，杨增新始终把保持新疆的稳定和统一视为自己的使命。他深知如果新疆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他曾经说过：“设若新疆一旦政纲失握，外有强邻之虎视，内有外蒙之狼贪，恐此大好河山将沦陷于异族之手。”与此同时，他对于内地的政坛风云和军阀混战，采取了“纷争莫问中原事”和“认庙不认神”的态度，对内地到达新疆的人员，则注意严加防范。
北伐成功后，杨增新于1928年7月通电承认南京政府，被任命为新疆省主席兼保安总司令。就在这时，新疆交涉署长兼军务厅长樊耀南突然发动军事政变，将杨增新杀害。樊耀南（1879—1928）字早襄，湖北公安人。他18岁考中秀才，1904年被湖北选送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正值清朝末年，因不满现实，遂在家乡设馆教书。辛亥革命后，樊耀南先后担任过新疆法政学堂教员和副总统黎元洪的顾问。1917年黎元洪当了总统，任命他为新疆阿克苏道尹，后来又担任迪化道尹兼军务厅长，交涉署署长兼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监督（校长）。1928年7月7日，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举行首届毕业典礼，邀请杨增新参加。毕业典礼结束后，樊耀南举行宴会，设伏兵将杨增新刺杀。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正当樊耀南以为大功告成，前往省长公署宣布执政时，民政厅长金树仁突然率省府卫队包围了省署，在混战之中将他击毙。这一事件在新疆历史上称为“七七事变”。当然，也有人怀疑这一事件并非樊耀南主谋，而是金树仁所为，甚至是苏联在暗中干预。
对于杨增新以及“七七事变”，著名考古学家徐炳昶曾有如下评价：“荩臣将军为一极精干的老吏，实属一不可多得的人才；以人种庞杂、政局不定之新疆，彼竟能随机应付，使地方安靖，洵属功多过少。不过其思想极旧，以为深闭固拒，即可成功；近二三年政治变化，尤在他意料之外，近来因应殊未适宜，故致此变。”当时，徐炳昶是北京大学教务长，同时以中国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的身份在新疆考察。考察期间，他与杨、樊二人多有接触。他还拿杨增新与慈禧相比，说杨“思想旧，好愚民，是他极大的短处”。
“七七事变”后，金树仁被推举为临时省主席兼总司令。金树仁字德庵，1879年生于甘肃河州，1911年来到新疆，从知县升任民政厅长。1928年11月17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金树仁为省政府主席，盛世才就是在金树仁上台后来到新疆的。
盛世才，字晋庸、又字德三，1897年（一说1895或1896）生于奉天（今辽宁）开原盛家屯。他小时候在奉天读书，后考入上海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科，1917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1919年回国后弃文从武，先后入广东韶关讲武学堂和东北讲武堂。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军事教官郭松龄。军校毕业后，他随郭松龄进入奉军，在所属第八旅当了一名排长。郭对盛世才非常赏识，不仅让义女邱毓芳（邱的父亲是盛世才的团长）嫁给他，还举荐他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25年郭松龄倒戈反奉，盛世才应召回国，在郭手下担任营长。郭松龄兵败身亡后，盛世才逃往日本，得到一些著名人物的资助，才完成日本陆军大学学业。1927年，盛世才学成回国后，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上校作战科长等职。
1930年夏，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派其秘书长鲁效祖到沪、宁等地延揽军事人才，盛世才表示愿意到新疆效力。这一年秋天，他辞去参谋本部科长职务，取道苏联，于年底到达新疆。盛世才入疆后，由于他来自南京参谋本部，金树仁对他颇有戒心，只给了他一个闲职——督办公署的上校参谋主任。在此期间，盛世才委曲求全，唯命是从，想方设法获得金树仁信任。不久，他担任军官学校战术总教官，这为他拉拢学生、培植亲信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1931年2月，哈密王府军官和加尼牙孜、总管尧乐博士发动武装暴动，甘肃马仲英乘机率部入疆，新疆陷入大规模民族仇杀之中。金树仁先后派鲁效祖、张培元为总司令，盛世才为参谋长率部进剿，终于在9月将马仲英以及和加尼牙孜击败。1932年，马仲英派马世明联合和加尼牙孜进攻哈密，盛世才出任东路剿匪总指挥，又将马世明与和加尼牙孜击退。1933年年初，马世明率部进犯，盛世才两次解围，再次打败马世明。因此，盛世才被誉为“常胜将军”。
1933年4月12日，新疆省政府参谋处长陈中，联合迪化县县长陶明樾、航空学校校长李笑天等人，在归化军首领巴品古特的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所谓“归化军”，由俄国十月革命前后流亡到新疆的白俄所组成。由于这些人到达新疆后有归化要求，金树仁便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一支军队，人们把这支军队称为“归化军”。归化军骁勇无比，战斗力很强。他们不仅为金树仁镇压各地暴动立下汗马功劳，也因为与金树仁的矛盾而萌发叛乱之意。
政变爆发后，金树仁仓皇逃离迪化，并命令盛世才率部火速返回省城平乱。与此同时，政变领导人陈中也派人到盛世才的驻地，要他支持政变，共同主持新疆局势。第二天，盛世才率部到达迪化城外，却按兵不动，静观其变。这时，政变发动者陶明樾找到东北义勇军的首领郑润成，请他出兵支援。东北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流亡到新疆的一支部队，他们参战后形势大变，迫使省府军很快投降，陈中等人遂控制了局面。4月14日，政变发动者召开会议，商量让谁出面维持局势。由于政变各方均没有足够实力，而盛世才却握有重兵，近在咫尺，再加上这几年他已有一定威信，于是大家一致推举盛世才为新疆临时督办，教育厅厅长刘文龙为新疆省政府临时主席。这次事件在新疆历史上称为“四·一二”政变。
二、盛世才秘密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盛世才上台后，南京中央政府于1933年6月10日派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飞抵迪化，名为“宣慰”，其实是为了调查“四·一二”政变的真相。黄慕松下车伊始，便与陈中等人来往密切，引起盛世才猜忌。盛世才害怕陈中等人联合黄慕松取代他的地位，便决定先发制人，于6月26日以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为名，在督办公署花园埋伏杀手，将应邀前来的陈中、陶明樾、李笑天等人逮捕，以“谋叛罪”将他们押到东花园击毙。作为钦差大臣的黄慕松，也在盛世才逼迫下悄然返回内地。面对这一局面，南京政府因为鞭长莫及，无可奈何，只好顺水推舟地任命盛世才为新疆督办，刘文龙为新疆省政府主席。这一年年底，盛世才又以涉嫌谋叛的罪名，将刘文龙及其全家软禁起来，并指定年迈多病的朱瑞墀代替刘的职位。朱瑞墀于第二年3月病死，盛世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开始对新疆实行独裁统治。
当时，新疆还有马伸英和张培元两股势力，与盛世才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马仲英原名马步英，甘肃河州人，是马步芳的堂兄弟。当时马仲英拥有兵力一万余人，活跃于北疆等地。张培元也有八千多人，占据伊犁一带。盛世才上台后，马仲英和张培元先后率部进攻迪化，对盛世才形成夹击之势。盛世才除了率部迎战外，还向斯大林求助。这种请求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在这方面，盛世才用心良苦，早有准备。首先，他上台后马上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取得联系，表示要与苏联进一步合作，还要在新疆建立苏维埃政权。紧接着，他宴请总领事到家里做客，饭后还请人家参观自己的书房，并且说他在学生时代就信仰共产主义，书架上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问题》等著作，曾是他的秘密藏书。除了这种“精神贿赂”外，客人离开时还有贵重礼物相赠。因此苏联总领事向莫斯科汇报说：盛世才相信共产主义，对马列主义研究颇有心得……
不久，斯大林派红军进入新疆，换上中国军队的服装，先后将张培元、马仲英击败，张培元被迫自杀，马仲英退往吐鲁番、喀什一带。在此之前，盛世才还以召集军事会议为名，把东北义勇军首领郑润成等人逮捕并处以绞刑。至此，盛世才在斯大林帮助下消灭了全部异己势力，牢牢地控制了新疆的局面。
为了帮助盛世才建立苏维埃政权，斯大林除了直接派兵外，还向新疆提供了大量援助。在军事方面，苏联不断向盛世才提供飞机、装甲车、机枪、弹药等军火装备；在经济方面，仅1935年8月，苏联就向新疆贷款500万卢布，1937年1月又贷款250万卢布；在人才方面，苏联向新疆派遣政治、军事、财政等方面的顾问和专家300余人，其中有不少人是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培训过的中共党员或加入苏联共产党的中国人。
鉴于盛世才的上述表现和斯大林的战略决策，共产国际于1934年就指示中共中央要重视新疆问题，并要求把新疆作为通向苏联的国际通道。于是，究竟是西进还是北上，就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关于这一点，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长征期间，他与毛泽东在懋功会晤，当时他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知道苏联在新疆有相当力量，如果红军向那里转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当时毛泽东也认为，“新疆倒是红军可以休养整理的地方，只是离中国内地太远。”这一选择被张国焘称为“西进计划”。张国焘还说，由于当时还没有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因此无论西进还是北上，目的都是要背靠苏联，而不是其他。
1936年4月，盛世才在苏联的帮助下，颁布以“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为内容的“六大政策”。一时间，新疆地区红旗飘扬，到处悬挂着斯大林和盛世才的巨幅画像。同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经新疆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同时成为中共与盛世才最早取得联系的一位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