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1915—1980）
茅盾（1896—1981）
这时，茅盾夫人孔德沚患了肺炎，经当地苏联红军医院治疗后痊愈。不久，盛世才派一名副官带领一辆轿车和一辆旅行车前来迎接。于是他们从哈密起程，经吐鲁番，越过天山，于3月11日下午抵达迪化郊外20公里处。这时茅盾突然发现：前方尘烟起处，一前一后钻出两辆卡车，卡车之间是两辆小卧车，迎着他们驰来。那位副官兴奋地说，督办亲自来迎接你们了。不一会儿，茅盾看到两辆卡车上整齐地站着全副武装的卫队，驾驶室上面各架一挺机关枪，枪口威严地瞄准前方。紧接着，两辆卡车突然离开公路，驶向两侧，对他们形成包围。这阵势让茅盾大吃一惊。他悄悄对身边的张仲实说：“看来情况不大妙啊！”话音未落，两辆小卧车已经停在面前。多年以后，茅盾还清楚地记得：“这时前面一辆车内钻出一个军人，将校呢的军服外面披了一件黑斗篷，中等身材，浓眉，方脸，留着口髭。后面一辆车，下来的是杜重远，穿着西装和大衣，我们迎上前去，杜重远向我们介绍道：这位就是盛督办。”
第二天晚上，盛世才设宴为茅盾一行洗尘，各厅厅长全部到齐。茅盾在这些人中间认出了化名周彬的财政厅长毛泽民，并看到因为锯掉两条小腿，只好由卫兵背着的教育厅长孟一鸣。这大概就是廖承志所谓“我们有人在那里工作，其中就有你认识的”吧。第三天，杜重远陪茅盾、张仲实去新疆学院与学生见面。茅盾看到学院非常简陋，其规模甚至比不上内地的一所初级师范，便有些失望。这时杜重远告诉他们，学院只有两个系，教育系请茅盾担任系主任，政治经济系请张仲实担任系主任。
又过了一天，茅盾拜访了几位厅长。他得知孟一鸣原名徐梦秋，也是从延安来的，还是毛泽民在莫斯科的同学。几天后，毛泽民在回拜他的时候，向他仔细介绍了新疆的情况。毛说：盛世才实行“六大政策”是进步的，他与苏联的关系也很密切；不过这人很难捉摸，他多疑，忌贤，周围有许多耳目，有边疆“土皇帝”之称；不过，孟一鸣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可以经常联系。随后，孟一鸣也在回拜中建议他多观察，少说话，多做事，少出风头。不久，盛世才又和茅盾、张仲实谈话，提出要成立新疆文化协会，请他们分别担任正副委员长。
其实，茅盾到达新疆后还是非常积极的。为了歌颂盛世才，宣传他的“六大政策”，他到处演讲，写了许多时评和政论，还帮助学生整理创作了四幕报告剧——《新新疆进行曲》，并为该剧写了主题歌。为此，他承认自己“把文学创作彻底束之高阁了，即使文艺评论也很少写”。尽管如此，他还是因为费力不讨好而有些委屈。因为孟一鸣对他说：你要注意，已经有人在背后说你的闲话了。
在新疆，茅盾了解到除了毛泽民、孟一鸣、林基路等大批中共党员之外，还有许多由苏联派来的联共党员。其中包括新疆边务处副处长陈培生、新疆日报社社长王宝乾等人。新疆边务处是个专门收集情报的机构，处长由盛世才兼任，而具体负责人则是陈培生。
6月中旬的一天，茅盾接到督办公署的通知，晚上盛世才要宴请从内地来的重要客人，请他和夫人参加。当茅盾打听到宴请的客人是前往苏联治病的周恩来夫妇和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等人时，便和夫人准备好一封信，在宴会上悄悄塞给邓颖超，希望她到达苏联后能够当面交给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杨之华正在担任国际红色救济会常委，信的内容是要求杨帮助他们把两个孩子弄到苏联去。当时周恩来得知他们有此要求时，曾对茅盾说，如果去不了苏联，可以到延安去。事情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不久杨之华回信说：苏联只接纳中共领导人的子女前来上学，你的两个孩子不符合这个条件。
袁南生在《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书中说：周恩来一行路过新疆时，“已经是苏联共产党党员的盛世才‘同志’，与‘兄弟党’中共的领导人周恩来会谈了4次。1940年3月，周恩来、邓颖超以及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政治局委员任弼时等一行9人，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再次途经新疆，周恩来与盛世才又会谈了3次。”（见该书第653页）盛世才与中共领导人的关系和交往，本来应该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好像还鲜为人知，更不要说去认真研究了。
盛世才入党后，奉行苏联政策，像斯大林一样大搞“肃反”运动，在新疆逮捕了两千多名“托派”分子。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俞秀松，是被苏联派到新疆后担任“反帝会”秘书长等重要职务的。不知什么时候，他成了盛世才的妹夫。即便如此，俞秀松还是因为“托派”问题，被盛世才送到苏联，关进监狱，严刑拷打，折磨而死。
1939年秋天，盛世才把杜重远软禁起来，免去他新疆学院院长职务。据说杜是因为遭人忌妒，向盛世才上万言书之后引火烧身的。1941年5月，盛以“汉奸”、“托派”和“汪精卫系统阴谋暴动案”等罪名将杜重远逮捕。杜重远一案牵连数干人，成为新疆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之一。杜重远的下场很惨，软禁期间，为了抒发委屈郁闷的心情，他反复吟唱“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我好比笼中鸟，插翅难飞”；“我好比虎落平阳，被犬欺”等词曲。此外，盛世才还让毛泽民审理这个案子，但不久毛泽民也被投入监狱。据杜重远的妻子说，盛世才曾经在食物中投毒，使杜重远的肠胃溃烂穿孔，以致床不能起，头不能抬，便血于厕，鲜血成河。1943年9月，盛世才命令军医处长给杜重远注射毒针，将他毒死，然后拖出了东花园毁尸灭迹。
杜重远被软禁后，茅盾、张仲实感到随时都有被株连的危险，内心极其恐慌。有一次，张仲实被盛世才突然叫去，大家以为他回不来了，茅盾的夫人还急得直哭，结果是一场虚惊。张仲实伯母去世后，他要求回家奔丧，盛世才推说没有飞机，使他迟迟不能成行。第二年4月，茅盾接到家里电报，说他的大嫂病故。于是，他谎称母亲去世，向盛世才请假，没想到居然获得同意，张仲实也因此而沾了光。不久，盛世才设宴为他们送行，感谢他们一年来的贡献，希望把事情办完以后再回新疆来。
1939年，毛泽民在新疆西公园。
5月初，茅盾一家和张仲实在苏联驻新疆总领事的帮助下，搭乘苏联飞机离开迪化。离开时，盛世才还亲自赴机场为他们送行，那阵势，与他们刚到时一模一样。飞机路过哈密时要降落过夜，当地行政长刘西屏前来迎送，但表情有些异样。路过兰州时，因傅作义要搭乘这架飞机，茅盾等人只好改乘汽车，经西安到了延安，并遵照周恩来的意见把两个孩子留在那里。在延安，茅盾听说他们路过哈密的那天晚上，刘西屏先后接到盛世才打来的三次电话：第一次在午夜12点，盛世才命令刘西屏把他们扣留下来；过了半小时，盛又第二次打来电话，说先不要行动，让他考虑考虑再说；下半夜3点左右，盛世才第三次打来电话，说：“算了，让他们走吧！”
五、赵丹：入疆之后是入狱
相比之下，赵丹的遭遇显然没有茅盾幸运。
关于赵丹入疆的情况，茅盾在晚年有所回忆。他在自传中是这样讲的：
六月初的一天，盛世才把我和张仲实召到他的办公室，拿出一封电报，问我们认不认识打电报的入。我一看，是赵丹、徐韬由重庆打来的，说他们有九个人，都是搞话剧的，愿意到新疆为建设新新疆服务。我暗想，他们肯定是受了杜重远那本小册子的诱惑，可是为什么不先给我们写信，……我决定试一试阻止赵丹他们来新疆。我对盛世才说：我不认识这些人，赵丹好像是个电影演员，其他人大概是演话剧的。这些人都是住惯大城市的艺术家，恐怕过不惯新疆的生活。……盛就对我说，那就请沈先生代拟一封回电，告诉他们这里条件艰苦，劝他们不必来了。
电报就这样发出了，我无法在电报上作更多的暗示，只希望赵丹他们能从中领悟。然而向来聪明的赵丹这次却犯了糊涂，他与徐韬很快又给盛世才回了电，披肝沥胆地表示再艰苦的生活也不怕。于是盛世才告诉我，他已回电让他们来了。（《茅盾自传》，330～331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与茅盾的回忆相比，《赵丹自述》中的说法应该更为可靠。不过这是赵丹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囚犯所写的交代材料：
由于我、王为一、朱今明三人常在一起搞联合演出，彼此吹牛，想仿效苏联资产阶级艺术家史氏样幻想要建立什么民族演剧体系，建立什么新中国的剧场艺术，于是引出以下一段惨痛、罪恶的历史来了。
一日，王为一因出版他的剧作事，曾与生活书店的史枚有所接触，史告诉他新疆正需要人去拓荒，并介绍了一本杜重远所著的《盛世才与新新疆》及一些《新疆画报》。从书上、画报上，引起人一种错觉，以为新疆走的是苏联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已初具雏形，很像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书中介绍了盛世才的“六大政策”如何好，如吹嘘其清廉到几乎已经根绝贪污，废除死刑，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十四个民族团结得像个大家庭样，载歌载舞，十分醉人。这一下，立即燃烧起我们一股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和狂热来了。
我们请史枚、邹韬奋转介绍于新疆，很快即得到回电，极表欢迎。我们三人又联名写信给在广东曲江的徐韬，于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即离开重庆去新疆了。临行时史枚忽携全家和我们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