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11）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正好是父亲100虚岁。父亲的一生、特别是前半生颇富传奇色彩，因此回忆一下父亲的传奇经历，可以看出自辛亥革命以来，他们那一代人面临着极其复杂的问题，其中包括民族危机、社会问题、国家前途和个人命运……
一、从家族历史到家庭出身
1912年1日历五月初七，父亲智力展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南西力村。
智姓的来历，可以追溯到西周时代。据说当时有荀氏三兄弟出征，因帅旗上都写着一个“荀”字不容易辨认，便让其中一人改姓“中行”，另一人因采邑（封地）在“智”地，便以地为姓。到了春秋末年，晋国的智伯（名瑶）因为能征善战，功勋卓著，担任了晋国最高执政官和军事指挥官。这件事引起他的前任赵鞅之子赵无恤的不满。赵无恤为赵鞅侍妾所生。此人其貌不扬，出身低贱，心胸狭隘，但野心很大。公元前455年，他联合韩、魏两国在晋阳之战中打败智伯。为此，不仅智伯的脑壳被涂漆当了酒器，智氏一家也遭到灭门之祸。智伯的家臣豫让对赵无恤的做法极为痛恨，发誓要为智伯报仇雪恨。为此，他以漆涂身，吞炭致哑，改名换姓，潜入赵家行刺。但是豫让没有成功，反而被赵无恤抓获。临刑前，他要求以赵无恤的衣服作为象征，拔剑猛刺，以完成未遂心愿。正因为如此，豫让的事迹流传千古，后人也有“智家鼎已三分裂，志士恩凭一剑酬”等无数的咏叹。
赵、韩、魏三家分晋以后，智氏家族中有人侥幸逃生，不知什么时候流落到晋东南泽州府（今晋城市）一带。到了元末明初，又因为战乱迁到山西定襄县定居。如今山西一带的智姓，大多是定襄人氏。在山西定襄南西力村智氏祠堂上，有一副对联反映了整个家族的变迁。对联的上联是：由泽地而迁襄，来襄在元明之际；下联是：因食邑以赐姓，得姓在秦汉之前。
听父亲说，按照家族的排序，他原名良瓒，字璃璋。我问他为什么要改名？他说这个名字有封建色彩，他不喜欢，所以改为“力展”。后来我看到父亲在报上写文章，曾用过“离章”这个笔名。最近大哥告诉我，他听奶奶说在抗日战争之前，有一次父亲见到阎锡山，阎听说父亲叫智良瓒，就说：“不要叫良瓒了，干脆叫力展吧，把力量展开嘛！”在山西省五台、定襄一带，“良瓒”与“力展”的发音非常接近。
记得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要求填写一个表格，其中有“家庭成分”一栏。我拿回去让父亲填写，父亲有些为难。后来我才知道，因为自从20世纪20年代父亲到省城读书以后，老家就没有近亲了。所以我们家没有参加土改，不知道是什么成分。为此父母发生争论，母亲说应该填“伪职员”，父亲一听非常生气。他说：“怎么是伪职员呢？应该是旧职员，或者是破落地主。”父亲对“伪职员”如此敏感，是因为那是指在日伪政权中做过事的人，属于汉奸，而父亲从学生时代起就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他说自己是“旧职员”，是因为他在旧社会服务过。至于“破落地主”，是因为我的曾祖父智青田是举人。听说曾祖父中举后，当过定襄县“山长”，负责本县教育兼管书院事务。听奶奶说，我们家的房子又高又大，大门口还立着旗杆，在村里可谓首届一指。
曾祖父有五个儿子，我爷爷排行老五，名叫智守廉。曾祖父去世以后，爷爷独自一人去察哈尔（今内蒙古中部）经营曾祖父购买的荒地。当时父亲刚刚出生，爷爷一走就是十来年，到了回来的时候，不但没有带回一文钱，还把自己弄得破衣烂衫，蓬头垢面，像个叫花子一样。每逢说起这些往事，奶奶就非常生气。其实爷爷是个典型的书生，他的手非常细腻，能写一笔好字。只因为生不逢时，一辈子没有做过什么大事。
爷爷走了之后，由于生活失去依靠，奶奶只好带着父亲回了娘家。奶奶名叫王惠民，比爷爷大一岁，娘家在县城西关，在当地属于中上等人家。因为姑娘出嫁后是不能长住娘家的，所以奶奶的心理压力很大。为了让人少说闲话，她什么活儿都干，就连只有男人千的割麦子和打场她也参加。在长期的劳动中，奶奶的双手青筋突出，关节变形，与爷爷形成鲜明的对照。奶奶有个三弟，与父亲同龄，两人亲如兄弟。奶奶说，我们这个三老舅舅是吃她的奶长大的。既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又要哺乳两个孩子，可见奶奶当时要付出多少艰辛，多少代价。
父亲1919年入学，1925年高小毕业。由于家境贫寒不能继续读书，便在本县德和永布庄当了小伙计。为此，他承担了店里所有的脏活累活，就连老板娘的洗脚水也要准备。冬天来临，手背上冻裂的口子疼得要命。1927年，他离开家乡到了省城太原，准备投考国民师范学校。国民师范是上世纪20年代由山西省督军兼省长阎锡山办的一所学校。由于免收学费，该校的学生大多是贫苦人家的子弟。为了求学与生活，许多学生都要在课余时间打工，因此社会上流行这样一句顺口溜：“国民师范，拉洋车的一半。”父亲到了太原以后，还不到招生的时候，于是他又进了一家字号，一边当小伙计，一边准备功课。父亲一生最拿手的厨艺就是做包子，他捏的包子既好看又好吃，就是当小伙计时学的手艺。
这个字号的老板姓齐，是定襄龙门人。无巧不成书的是，齐家大公子齐宪孔后来居然成了我的三姨父。抗日战争胜利后，三姨父是山西文水一带的专员，因为对杀害刘胡兰负有领导责任，所以在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枪毙。三姨父死后，三姨万念俱灰，嫁给太原郊区上兰村一个赶大车的农民。三姨父留下一儿一女，儿子比我大两岁。1960年他因为没有考上高中，无法在太原落户，就跟随继父成了农民。后来他与继父关系不好，便离开家庭独自生活。由于是外来户，再加上从小在城里长大，不适应农村生活，所以在当地颇受歧视，一直找不到媳妇。三姨父的父亲参加过辛亥革命，与孙中山还有交往。“文革”前他的儿子给宋庆龄写信，想在城里找份工作。后来虽然收到“宋办”的回信，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关于我的家庭出身，仅仅填写“旧职员”是不行的，还要填写父亲的具体职务。我记得父亲曾经在表格中填了一系列可怕的头衔，其中包括同志会太原市分会主任、太原市参议会议长、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山西省训练团教育长、国民党山西省委委员、三青团山西总团部干事、山西省学生军训总指挥部副总指挥等。直到“文革”后期，为了处理两位远房亲戚夺祖上房产之事，父亲回到阔别几十年的老家，生产队才出具证明，说我们家是中农。记得父亲回来后向我们报告了这个特大喜讯，他高兴地说：“从此以后，你们就是‘革命同盟军’的后代了！”
二、学生运动领袖和驱逐省党部事件
1927年暑假以后，父亲考入国民师范学校。这时，阎锡山已经易帜，将五色旗改为青天白日旗，并兼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不久，蒋介石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总司令以后，开始北伐，向北洋军阀宣战。第二年年初，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联合起来，向直系和奉系军阀展开进攻。由于形势的影响和对孙中山的崇拜，父亲参加了一个名叫“中山学社”的学生团体，开始接触三民主义。那一年冬天，经同学阎化祥介绍，父亲加入国民党改组派，参加了反对蒋介石的活动。
在此前后，父亲曾借一辆自行车回家。那时自行车很少，太原距定襄100公里左右，一天之内能够到达。当年山西在全国有“模范省”之誉，道路平坦，治安良好。定襄在太原正北，隔着一座大山。为了早点回家，父亲一大早就骑车上路。走了半天，他突然从车上摔了下来。翻身一看，什么地方也没有受伤，就是站不起来。眼看天色渐晚，一位老乡从这里路过。他问明情况，从背囊里掏出一块干粮。父亲吃下去以后，顿时精神焕发，骑上自行车继续赶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各地爆发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备省学生纷纷赴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在此期间，父亲担任国民师范抗日救国会委员，并参加了太原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活动。11月中旬，太原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全市学生一同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请愿，父亲以纠察队队长的身份领导同学们参加了这一行动。
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负责人苗培成，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工学士学位。在北大求学期间，他加入国民党。回到山西后，曾创办太原平民中学并自任校长。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担任山西省党部清党委员，不久又担任省党部常务主任委员兼组织部长等职务。
听说太原市各校学生要到省党部请愿，负责治安的太原市警备司令部做好了应对准备。11月18日是全市学生统一行动的日子。为了阻止学生上街，当局调动军警进驻国民师范，并派人把守校门，严禁学生集体外出。为了突破封锁，冲出学校，同学们作了充分准备。那天早饭之后，全校同学突然聚集在操场上，然后整队向校门口迸发。快到门口的时候，父亲让一位身强力壮的纠察队员冲上前去打开校门，校外的学生一涌而进，把看门的军警夹在门后动弹不得。随后，同学们像潮水一般涌向省党部所在地。这位身强力壮的同学叫崔耀南，是清徐县西楚王村人。1964年我下乡插队，正好去了这个地方。当时他已回乡务农，好像是四类分子，不敢随便说话。他知道我的身世以后，只是在眼光里流露出一丝温馨。最近听山西省政协文史办负责人穆雯英女士说，此人在“文革”后平反，被安排为县政协委员，如今已经去世多年了。无巧不成书的是，穆女士也是这个村的人。
到达省党部以后，其他学校的学生也都来临。省党部看到学生来势凶猛，便要求派代表进去谈判。后来有人在《山西文史资料》中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父亲是当时选出的七八位代表之一。但是父亲在“文革”中对我说，他当时并没有进去，而是在外面维持秩序。代表们进去以后，很久没有消息。正当大家烦躁的时候，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登上省党部的楼顶。不一会儿，不知谁高声呐喊：“我们的代表在里面挨打了！”同学们一听这话，又不由得涌向大门。这时楼上枪声大作，请愿的学生立刻四处逃散。就在这时，有人高喊：“打死人了！打死人了！”于是现场一片混乱，再也无法恢复秩序。
被打死的人名叫穆光正，好像是进山中学的学生。这一事件被称为“一二·一八”惨案。“文革”期间，北京造反派怀疑穆光正死的原因，曾找父亲调查当时的情况。我问父亲究竟是怎么回事，父亲对我说：当时他就在现场，看到省党部的宪兵是朝天鸣枪。不过，当时穆光正并不在队伍前面，而是倒在队伍后面的一棵大槐树下，因此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人会被子弹击中。当时的省党部就是现在山西省政协东边省总工会大院，有两座带长廊的三层小楼。对面的那棵大槐树现在就耸立在大路上。
无论如何，省党部因为“一二·一八”事件离开了山西，阎锡山也因为这一事件重新出山。更重要的是，从此蒋介石和国民党势力再也没有真正进入山西，阎锡山的独立王国也更加巩固。后来我在台湾的文献资料中看到苗培成到了台湾还重提此事，并满腹委屈地为自己喊冤，说他当时就不应该为这一事件承担责任。
三、从太原植社到山西牺盟会
阎锡山是在中原大战失败后下野的。一开始他住在大连，并邀请一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为他讲学。为此，他逐渐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其中包括“中的哲学”、“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以及后来的“兵农合一”等。“一二·一八”事件以后，阎锡山从大连返回山西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绥靖是安抚和保持地方平靖的意思，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绥靖公署是一省或数省军队的最高指挥机构。1932年暑假，父亲经国民师范校长冯司直介绍，在太原绥靖公署所在地的梅山会议厅参加过几次阎锡山举办的讲座。阎锡山认为，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向大家发放“物产证券”，就可以避免因阶级斗争所导致的流血牺牲，从而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当时父亲对这一理论比较认同，并开始关注阎锡山的理论体系。
因为父亲是独生子，所以爷爷奶奶在1928年也来到太原。一开始，爷爷在阎锡山开办的兵工厂（今太原矿山机器厂）当了一名职员，月薪8元。因生活窘迫，再加上自己闲不住，奶奶经常在被服厂（军服厂）揽些零活补贴家用。当时他们住在大北门的一个大杂院里。“文革”期间我在太原矿机厂子弟中学教书，传达室老杨师傅也是定襄人，恰巧当年就住在那个院子里。听杨师傅说，在他的印象里奶奶特别能干，经常背着半人多高的军服往厂里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