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1932年，父亲与定襄龙门的齐迎芳（又名齐迎珍、后改名齐珂）结婚。齐迎芳也是国民师范的学生。不久她怀了孕，因为怕别人看出，便把肚子勒紧，结果使胎儿大受影响。因此我大哥出生后身体瘦弱，骨骼也发育不良。听奶奶说，大哥出生后，他的母亲不想要他，天天闹着要出去工作。父亲是独生子，奶奶将大哥视若掌上明珠，为此婆媳之间没有少闹摩擦。父亲是个孝子，他说服不了妻子，只好协议离婚。听大哥说他母亲离婚后参加了牺盟会并投身革命，随后又嫁过好几个人，时间都很短，其中最显赫的是当过副总参谋长的李达上将。1949年以后，她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会工作，不知什么原因犯了错误，被贬到山西潞安的一个地质勘探队。“文革”前又与太原钢铁厂的一个工人结婚，好像还和父亲见过一面。后来她又回到北京。关于齐迎芳的经历，薄一波比较了解，其中有些事是大哥在19世纪50年代初期听薄一波讲的。大哥说他的母亲脾气不好，性格古怪，一生坎坷。这也印证了“性格决定命运”那句老话。
1933年父亲从国民师范毕业后想从事文化工作。因为校长冯司直对他比较赏识，便介绍他去找阎锡山的机要秘书梁化之。梁化之字敦厚，阎锡山的姨表侄，定襄县师家湾村人。他1932年毕业于山西大学，是山西著名学者张贯三的得意门生。由于是近亲，阎锡山对他非常信任，让他掌管自己的私人印信和特费开支。当时阎锡山为了吸引人才，专门拿出大笔经费支持青年团体的活动。为此，父亲与郭庆华、耿恒逵、张以忠等同学成立了“太原植社”，顺利地从梁化之那里领到300元开办费和每月150元的津贴。太原植社成立后，开了一个小型图书馆，办了一个《生生半月刊》杂志。当时领取津贴的团体很多，比较著名的有李冠洋领导的“青年救国团”，邱仰俊领导的“建设救国社”，李畅生和杨贞吉领导的“民众监政会”，续如楫领导的“文山读书会”等。因为每个月要领取活动经费，父亲与梁化之逐渐熟悉起来。
1934年秋，父亲考取山西大学法学院经济系，但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华北形势日益紧张，因此他虽然考上大学，却没有安心读书，而是致力于抗日救亡的活动。不久，梁化之向父亲透露，由于形势的变化，阎锡山想把他津贴的各个团体合并起来。梁还表示，他对植社希望很大，合并之后要让植社占一席之地。为了提高植社的地位，梁化之在《生生半月刊》发表署名文章，标题是《谈谈青年的出路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梁化之阐述了阎锡山“按劳分配”的理论，并提出青年要积极行动起来，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文章发表后，父亲和他的同伴都很高兴，认为替刊物增光不少。
1936年春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以后，阎锡山成立“主张公道团”进行抵抗。随后，阎锡山根据形势的发展将备团体合并为“自强救国同志会”，由他自任会长，梁化之担任总千事。自强救国同志会下设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商人五个委员会。太原植社由于人数太少，只分到一个委员，由郭庆华担任。从此，山西各青年团体由梁化之直接领导，梁俨然成为山西青年运动的领袖。
1936年夏，自强救国同志会组织“暑期健身团”，对抗日救亡青年进行军事训练。暑期健身团由梁化之和刘岱峰负责。刘岱峰1932年参加共产党，1935年被捕后因宣布脱党而获释。直到1945年才由邓小平、薄一波介绍重新入党。1949年以后，他担任过云南省副省长、国家经委副主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物价委副主任等职务。
由于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受到当局的支持，所以北平的爱国学生在“一二·九”运动退潮后纷纷来到太原。在这种形势下，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于9月在太原成立。随后，薄一波经阎锡山邀请来到山西，参加了牺盟会的领导工作。
这一年10月，父亲与母亲增祥鸿结婚。母亲是满族人。听母亲说她的父亲有兄弟四人，老大增禧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生物系。辛亥革命时，为了避免平民伤亡，他以满洲城守尉的身份与革命党进行谈判。辛亥革命后，他先后在太原一中和山西大学教授生物、美术。由于他擅长工笔画和指画，1929年冯玉祥客居太原晋祠时曾经向他学画。抗日战争期间，日伪政府请他出任山西省教育厅厅长，他拒绝接受。一名日本军官慕名向他求画，也被他婉拒。此外，他还精通医学并以妇科见长，是近代山西既有民族气节，又多才多艺的人物。外祖父增贤排行老二，一直是普通职员。外祖母姓郝，是太原市半坡街人。在外祖父兄弟四人中，我只见过老四，我们叫他四姥爷。听四姥爷说，他小时候每天早上天还不亮就要起床，起床后首先要到大哥床前背书。因此他也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学的是无线电专业。四姥爷一生都在铁路部门工作，直到“文革”才去世。由于他精通日文，所以在“文革”时他就向我介绍日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我的母亲是1920年生人，结婚时才16周岁。当时母亲刚从小学毕业，考入太原市女子师范学校。母亲晚年对我说，当时薄一波刚到太原，大概是为了联络感情吧，还参加了他们的婚礼。1936年11月，傅作义率部在绥远（今内蒙古地区）打败日伪军并收复百灵庙一带，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为此，新婚燕尔的父亲曾率太原市各界慰问团前去慰问。
为了对抗日青年进行培训，牺盟会成立了军政训练委员会，下设军政训练班、牺盟特派员训练班、民训干部团等机构。1937年元旦前后，父亲曾担任牺盟特派员训练班教务处干事、民训干部团政治处千事、军政训练班指导员等职务。民训干部团共有7个队，各队的指导员是：一队张隽轩，二队牛佩琮，三队李一清、刘有光，四队王鹤峰，五队智力展，六队杨献珍，七队雷任民。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张隽轩当过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是父亲的顶头上司；李一清当过中南局第一书记，牛佩琮当过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刘有光当过七机部副部长，王鹤峰当过中共黑龙江省委副书记，杨献珍当过中央党校校长，提出了引起争议的“合二而一”论，雷任民当过对外贸易部第一副部长，都是非常能干的人物。
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父亲还和牛佩琮的二哥牛佩瑶共同办过一个刊物，名叫《最后的生路》。
四、二战区的内部斗争和新旧摩擦
七七事变以后，牺盟会一面派人深入备县组织抗日政权，一面将其成员编入决死队、工人保卫队和政卫队（统称为“新军”），分别开赴晋东南和晋西北等地。决死队的全称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一开始分四个总队，后来扩大为四个纵队。为了提高晋绥军（统称为“旧军”）的战斗力，阎锡山要求牺盟会派遣政工干部。于是，父亲担任了阎锡山警卫师第六十六师第一团政治部主任。由于战事紧迫，父亲让他的助手焦实吾护送家属先回老家，自己随部队撤退。母亲从小在城市长大，从来没有去过乡下。当时定襄的主食是很难消化的高梁面，因此母亲感到极不适应。返回家乡后，蒋介石和阎锡山在忻口地区部署重兵，准备与曰寇决一死战。为此，母亲又随爷爷奶奶离开老家向西逃难。为了迎娶母亲，奶奶在家乡准备了全新被褥和结婚用品，这时也只好委托远房的侄孙看管。此人与父亲同龄，却与我同辈。抗战胜利后，这些东西失去踪影。每当提起此事，奶奶总是伤心不已。
山西抗敌决死队佩戴的臂章、山西牺盟会会员证。
1937年11月，因为敌我力量悬殊，阎锡山准备放弃太原。听父亲说，当时他和部队失去联系，只好骑着马带着一个警卫员向南撤退。一路上从前线退下来的伤兵很多，这些人受伤后没有人管，心里充满怨恨，看到当官的就打黑枪。于是父亲只好把手枪藏起来，轻易不敢暴露。
1938年年初，阎锡山暂时在临汾立足，原军政训练委员会政训处改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行营政治处，父亲也从六十六师调到行营政治处工作。这一年秋天，二战区司令部移驻临汾以西的吉县，行营政治处改为政治部，刘岱峰和张亦山先后担任该部组织课课长，父亲任副课长。张亦山是湖南人，早在大革命时代就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后来因故脱党，被视为叛徒。他知道父亲与梁化之关系密切，便经常在父亲面前发牢骚，说组织课没有实权，并对梁化之把军政大权交给牺盟会、决死队表示不满。起初父亲觉得他妄自尊大，过于看重权力。时间一长，就向梁化之作了反映。梁听了之后对父亲说：“亦山是有经验的，他说这些话，绝不是出于个人意气，而是决死队里确实有问题。”父亲问有什么问题，梁回答说：“有共产党的问题。”当时阎锡山是不允许共产党公开活动的，因此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共产党组织都处于地下状态。如果谁“有共产党的问题”，那就是抗日的异己分子。
入冬以后，父亲被调到二战区随营军政干部总校（简称随营总校）担任代理教育主任。该校校长由阎锡山兼任，教育主任是梁膺庸。梁也是地下共产党员。当时梁是决死二总队政治主任，还在晋东南一带，所以父亲是该校的实际负责人。
新中国成立后，梁担任过化工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我父亲在《关于梁膺庸的一些补充材料》中说：抗日战争初期，“梁膺庸到随营总校以后，一方面表现拥护阎锡山、梁化之的领导，竭力争取阎、梁的信任。……但在另一方面，对于反对阎锡山顽固派的斗争，梁膺庸又表现得非常坚决。斗争的锋芒也很突出。”面对这种局面，当时我父亲“把顽固派只认为是落后的问题，不应该当做敌人来看待”。为此，梁膺庸很不满意，曾当面批评他“做法太软”，并且说：“如果对顽固分子活动不能坚决打下去，进步学生也不敢向你靠拢。”有一次，父亲与他闲谈，他说：“我们这些年青人做事不会用人家那老一套的办法，最初还是学习一些新东西，学习唯物辩证法，对我们看问题、处理问题，很有好处。”我父亲觉得这是老生常谈，“因为当时牺盟会的干部，有不少人也常谈这样的话。”（智力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为各地写的调查材料的剩余底稿》下册，15—22页，未刊稿）
另据我的一位同事说，他父亲曾担任过晋绥边区的县长、专员，后来担任华北局办公厅秘书室主任，顶头上司就是梁膺庸。他听父亲说，每逢开会，领导们漫无边际地胡扯一通，粱膺庸却能根据每个人的身份、地位和口吻，整理出一份又一份冠冕堂皇的会议纪要。这些情况，对于了解梁膺庸也许会有帮助。
1939年初梁膺庸来校上任不久，又和父亲一同调到民族革命大学（简称“民大”），分别担任正副教育主任。民大是1938年在山西临汾成立的，校长是阎锡山，办公厅主任是梁化之，实际负责人是教育主任。由于山西是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又是“模范战区”，因此当时山西的民大比延安的抗大名声更大，也更有吸引力。早在民大成立之初，“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就被任命为副校长。此外，历史学家侯外庐曾参与民大的创办，哲学家杨献珍担任过民大第四分校校长；哲学家杜任之为民大的校名提过建议，著名作家丁玲去延安之前也在民大逗留过。
这时，二战区司令部已经转移到黄河西岸的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政治部驻在秋林以北十余里的上葫芦村和下葫芦村。1939年3月底，阎锡山在秋林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史称“秋林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师、旅以上军队干部，保安司令和各区专员以上的行政干部，还有一部分县长、县公道团县团长和牺盟会县特派员也参加了会议。秋林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是贯彻执行蒋介石的指示，文官不能兼任军职，取消新军中的政委制。为此，决死二纵队政委张文昂激动地对阎锡山说：“你不要我们就算了，我们搬上铺盖就走，你不让行政官员带兵，我现在就辞掉专员，留下政治委员。”薄一波也坚决反对取消新军的政委制。秋林会议后，山西新旧两派的矛盾开始升级，最终导致公开决裂。
随后，父亲请假到陕西汉中的城固县探亲，并将母亲接回二战区，让爷爷、奶奶和大哥留在汉中。母亲回到山西后，生活条件大不如前，所以她对汉中十分怀念。我小时候经常听她说汉中地区产品丰富，物价低廉，给人以江南鱼米之乡的感觉。另外，当年她骑着骡子路过秦岭时，还看到有人赤手空拳和豹子搏斗。每逢讲起这些往事，她总是滔滔不绝。因为我的乳名叫“三狗”，她还经常开玩笑说：“三虎出一豹，三狗出一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