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法学家，他的著述不少，主要有《法律学讲义》、《伦理学》、《法理学》、《法学通论》、《法律哲理》、《中外条约述要》、《法学通论十回讲话》、《山西施行三民主义》、《五权政治大纲案》、《罗斯福总统言论集》（译著）等。多年前我在山西省图书馆查阅资料，还看到当年出版的几种书籍。
在我的印象中，冀老和张先生年龄悬殊，两人相差至少二十岁。这种情况在我们大院还有几例，比如池庄先生九十多岁，他的夫人才六十岁上下。张先生相貌气质俱佳，她毕业于师范学校，又擅长指画（用手指作画），是美女加才女的典型。我原来以为像冀贡泉这样的人，能够娶这样一位太太，恐怕是旧时代所谓“刻部稿，讨个小”的婚姻模式吧。直到读了他们的儿媳妇汪向同女士所写的《我的丈夫冀朝铸》，才知道二人的结合颇富戏剧性。原来冀老有过三次婚姻。他与原配结婚后生有一子，取名冀朝鼎。按照旧时风俗，女人结婚后应该侍奉公婆，因此冀贡泉无论是留学日本，还是回国工作，都没有把妻子接出去。据说这个女人是在长期的忧郁和失望中去世的。不幸的是，冀贡泉再婚后，他的续弦也没有逃脱这一命运。
张先生是冀老的第三位夫人。她也是汾阳人，结婚时才16岁，而冀贡泉当时已经是年近不惑。有意思的是，作为继母，她与男方的长子冀朝鼎居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据说冀贡泉在婚前拜见岳父母时，张陶然站在小凳子上从门缝里向外偷看。她看见未来的夫婿居然是个满脸胡须的黑老头，吓得从凳子上跌了下来。后来经家人反复劝说，并用刘备招亲的故事开导她，她才勉强同意。到了我们做邻居的时候，俩人已经共同生活三十余年，并育有三男一女，所以这对忘年夫妻是很幸福的。
四、中年的传奇经历
抗日战争爆发后，冀贡泉一家逃往武汉。汪向同女士说，他们刚走，日军就占领汾阳，并专程去冀贡泉家行了三鞠躬礼。他们说：“我们知道冀贡泉是高材生，我们是来向他致敬的。”后来，冀贡泉对胡适说：“我从汾阳出走，系怕敌人绑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0册，568页，黄山书社1994年版）可以设想，倘若冀贡泉不走，山西日伪政权的头面人物，恐怕非他莫属。
到达武汉后，蒋介石请他出任国民政府司法部副部长，他没有就任。不久，他们一家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居然乘水上飞机逃往重庆。这在难民云集的武汉是何等奢侈的待遇啊！他的大儿子冀朝鼎，早年考入清华学堂，20世纪20年代初赴美国留学，获博士学位。由于他入了美国共产党，又娶了个美国太太，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回国参加抗战，但周恩来决定派他们全家返回美国，继续从事国际共运工作。在美国，冀贡泉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为此，他向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求助，一是希望大使请些有钱人开个茶会，把妻子的指画“按半价归公、半价归私”的方式卖出去，既可以供给孩子们的衣食，又可以尽一点“对祖国的义务”；二是请胡适留意一下，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工作。
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0册中，收有冀贡泉的四通来信。除上述要求外，还可以看出冀贡泉的处境以及他和胡适的友谊。比如他说自己读了胡氏《四十自述》之后，曾“受到很大的感化”，也写过一份自传，并请胡为他作序。如果这份自传顺利出版，那将是了解他的第一手资料。又比如冀贡泉于1940年出任纽约《华侨日报》总编辑时，曾向胡适约稿并介绍了该报的情况。
说到这份报纸，有必要介绍一下。《华侨日报》是一份中文报纸，它的前身是中共在华侨中进行宣传的一份小型周刊——纽约的《先锋报》。1938年年初，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共产党国际组织把吴玉章在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迁至美国，与《先锋报》合并，改名为《救国日报》。1940年，《救国日报》经过扩充改组，更名为《华侨日报》。该报除冀贡泉之外，还有社长唐明照、副刊主笔梅参天、会计流通部负责人张希先（唐的妻子）等人，他们都是中共党员。据说唐明照女儿唐闻生的名字就是冀贡泉起的，可见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相当融洽。
在冀贡泉的主持下，《华侨日报》开辟专栏，聘请法律顾问，运用消息、社评、专论等形式，不断编发《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以及美国共产党所属《工人日报》、《工人周刊》和《亚美杂志》的文章，其中有“皖南事变”的真相、斯诺等人的通讯以及美国共产党的活动和苏联的情况，从而使订户由原来的五百户左右增加到九百多户。与此同时，该报还配合华侨青年救国团、抗日救国后援会等组织，利用训练班、合唱队和集会游行等活动，令“华侨青年趋之若鹜”，也使“三民主义青年团……相形见绌”。难陉国民党在当时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共在美收揽青年之得手，似有显著之成效”，他们在华侨中的影响“似占优势”。（《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一），569～573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成立战时情报处，聘请冀贡泉担任纽约分处校译。有了这份工作，他的生活也有明显改善。我小时候还听说，冀老在美国演过电影，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读了汪向同的书，才知道有两部影片邀请他当群众演员。一部是扮演出卖美国飞行员的老汉奸，另一部是扮演救护美国飞行员的老医生。冀老厌恶前者，选择了后者。据说直到现在，美国电视台还播放这部影片。冀朝铸的两个儿子看到爷爷在电视上出现，就跪下磕头。
五、临终的悲惨遭遇
抗战胜利后，冀贡泉应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邀请，回国担任北大法学院院长兼法学教授。20世纪50年代初，他担任过中国政法大学第三部主任，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曾参与新婚姻法的起草工作和释放日本战俘的法律工作。随后，他再度返回山西，担任山西省文教委员会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据汪女士说，冀老回国后，张先生还在美国，因为生活困难，她将自己的首饰卖掉。许多美国人没有见过纯金首饰，竟然大吃一惊。
汪还说，1950年冀朝铸回国后，张先生带着小女儿冀青也回来了。这与我的印象略有不同。记得搬进政协大院后，我才听说冀老的女儿刚从美国回来。等到冀青回来，看到她那“天外来客”似的发型、服饰和打扮，觉得简直是一副资产阶级阔小姐的模样。我听说她从小在美国长大，不会讲中国话，心想即便会讲中国话，我也不敢和她说些什么。在那个年代，美国是魔窟，是地狱，从那里来的人非常可怕。
与冀朝铸一生受最高当局青睐相比，冀青的命运正好相反。据说她从华侨补习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她好像一直是单身，“文革”中遭到围攻，直到1969年才经人介绍同一个煤矿工人出身的干部结了婚。不幸的是，她的女儿刚出生不久，丈夫就因患癌症而去世。这些遭遇显然与她从美国归来有关。
50年代末，冀老离开太原，长住北京。听说在“反右”运动后期，他替某右派说了几句公道话，有人便想抓他的把柄，开会整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一气之下便拂袖而去。我想，某右派很可能是指山西的头号右派王文光，因为王也是山西汾阳人。王先生留美归来后，曾经应冀贡泉邀请回山西执教。另外，这种事多亏是遇上冀贡泉，如果是遇上其他人，哪能让他拂袖而去呢？
大约是1963年暑假吧，冀老的大儿子冀朝鼎去世的消息传来，省政协大院里议论纷纷。老年丧子，是最大的不幸，因此大家都为冀老的健康而担忧。据汪女士说，在冀朝鼎追悼会上，周恩来还特意问道：“我怎么没有见到冀老先生？”当知道家里人是害怕冀老受不了如此打击，才没有告诉他时，周又说：“不会的，老人不会经受不了的。”他还说：“多可惜呀，我真想见见他老人家。”
“文革”开始后，冀老可能是出于恐惧，曾对汪向同说：“你看，这报上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我全身都感到发冷。”为了避免被动挨打，冀朝铸主动请红卫兵到家里来“闹革命”。红卫兵进门后，看到墙上挂着冀朝铸给毛泽东当翻译的照片，便说：“啊，原来是一个革命家庭！”于是转身就走了。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老人越来越感到恐惧。到了第二年夏天，他终于一病不起，与世长辞。
临终前，因为社会陷入极度混乱，他无法入院治疗，所以冀朝铸每当提起这事，总是痛苦地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父亲就可以住医院治疗，也不会死。”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冀老去世后，因为没有死亡证明，火葬场不予火化。在五六月的北京，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当时，冀朝铸被造反派打成“钢杆保皇派”，无法从外交部开出证明。没办法，还是他的妻子向自己所在单位——中国红十字会说明情况，再加上冀老是该会山西省分会的会长，才勉强开出死亡证明。
前几年我因为给《老照片》写文章，与冀老的另一个儿子冀朝辅取得联系。据我所知，冀贡泉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冀朝中，一个叫冀朝理。冀朝辅好像是老四，他原来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编导，退休后返回北京。起初他就住在父亲留下的老房子里。这所房子坐落于南池子，据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中共派代表与傅作义谈判时曾利用过这所房子。后来北京市政府要把它当做纪念馆，因此给冀朝辅在芳庄小区分了一套房子。从此我与他失去联系。我听说他手里有不少关于冀老的资料，但他的儿女都在经商，对历史不感兴趣。因此在那次搬家后，我的一个朋友在北京潘家园还买到从冀贡泉家流散出来的几张老照片。后来这位朋友专门到芳庄去找冀朝辅，得到的消息是他正在住院。我知道冀朝辅年事已高，也不知道现在他的身体状况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