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45年8月上甸，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决战时刻。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当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时，苏联正式对日本宣战。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上百万苏联红军开始进入中国东北。同一天，为“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49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与此同时，朱德总司令在两天内连续发布七道命令，要求所属武装部队迅速向东北以及备交通要道进军，收缴敌伪武装，接受日军投降。11日，“国民党中常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举行联合紧急会议，讨论日本投降有关问题”；同一天，蒋介石向八路军备部队发出“就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的命令。（《中国国民党大事典》，639页，华侨出版社，1993年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指出蒋介石正在磨刀，他“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所以我们也要磨刀，因为“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同一天，毛还为新华社撰写《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评论，斥责蒋介石是民贼独夫，是法西斯头子，并宣布“重庆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至此，由于现实利益的冲突，再加上历史的恩怨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国共双方为争夺抗日胜利果实”（薄一波语）的内战即将爆发，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抗战才换来的胜利与和平，也将毁于一旦。
这时候刘少白正在延安。他是6月下旬到的，目的是筹备全国解放区代表大会，因为他是筹委会的常委和纲领起草委员会的委员。日本投降的消息，是王世英告诉他的，为此他兴奋得彻夜难眠，认为抗战胜利，是得道多助的结果。
8月下旬，由于形势有所变化，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承认抗日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一个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到来，并表示愿意与国民党“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不久重庆谈判开始，毛泽东在接受英国记者甘贝尔的采访时表示，“自由民主的中国”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它应该通过大选来产生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第二，它将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原则以及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第三，它将在国家独立、团结、统一和基础上与各民主强国进行合作；第四，它将实现军队国家化，并禁止私人拥有军队。此外，毛还说中共将向政府提出一个经济和文化建设的纲领，其中包括实行土地改革和工业化等一系列内容。（《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六册，7页）这些观点自然赢得国内外舆论的一片喝彩。
由于重庆谈判，刘少白滞留在延安迟迟不能回去。1946年春，刘少白找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表示想回晋绥边区。林对他说：“你先别走，中央考虑如果谈判有些结果，想要你担任立法委员。”林还说，你的组织关系已经通知了周恩来。后来谈判破裂，刘少白出任立法委员的事也就黄了。
五
1946年五六月间，刘少白要离开延安，毛泽东专门接见了他，并与他共进晚餐。席间毛向他传达了“五四指示”的精神，并对他说：“中央决定要实行土改，你回去后将你家的土地全部献给农民，起个带头作用。”于是刘少白当即电告兴县政府要求献地，回到家乡后他又说服弟弟刘象坤，将全部土地以及一处四合院和上百棵树木献了出来。为此，《晋绥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刘副议长及其胞弟向农民献出土地房屋》为题予以报道（刘武雄：《回忆伯父二三事》，《刘少白》，39页）。
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发出的“五四指示”，是一份开展土改运动的文件。土改运动是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基础上进行的，目的是以“耕者有其田”为口号，动员广大农民参军参战，以便夺取全国政权。据薄一波说，经过土地改革，仅仅在晋冀鲁豫边区，“截止1947年6月，（就）有24万翻身农民参军，出现了干部带头、兄弟争先、父母送子、妻子送郎的感人局面；游击队、民兵发展到100余万。数百万民工随军支前，担负起巨大的战争勤务”。（《七十年奋斗与思考》，416～41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可见土改运动在内战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其实，晋西北本来是一个高寒干旱、土地贫瘠、生存条件非常恶劣的地区。除了战争目的之外，土改运动在这里究竟有多大必要，也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据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的张稼夫回忆，多年来，在推行“四大动员”、“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公粮条例”以及一系列增加税收负担的政策之后，许多地主已经是徒有其名了。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上文提到的牛友兰，他早年肄业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后来是晋西北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地主。开办兴县农民银行时，他拿出将近三万元大洋；1940年“四大动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有人出入）时，他捐献的资财也最多，就连自己在河西办的纺织厂，也献给了边区政府。有人说仅仅是他捐献的布匹，就装备了八路军的一个团。所以到土改的时候，他因为财产和收入已经降到平均线以下（大概相当于贫下中农吧），所以被定为“免征公粮户”。另一个是郝家坡村的刘佑铭。1936年红军东渡时他就首当其冲，被当做土豪受到沉重打击；后来经过上述一系列运动，到土改的时候他早就破产了：没有土地，没有老婆，也没有孩子，一个人住在一孔破窑洞里苟且偷生。可就是这么两个人，仍然被当做土改斗争的主要对象。（《庚申忆逝》，108～10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牛友兰的儿子牛荫冠原本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二·九”运动后回山西担任牺牲救国同盟会常委并负责总会的日常工作，晋西事变后又担任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主任是续范亭）。按理说他应该对自己的父亲了解最深，但到土改的时候，不知是出于无奈还是为了“大义灭亲”，作为工作组组长的他居然坐在主席台上，让自己的老父亲跪在台下接受群众的批斗。更残忍的是，批斗结束后，他还用铁丝穿了父亲的鼻子（穿牛鼻）游街示众（参见《篱槿堂自叙》，1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一位将自己的儿子送到革命阵营，并且对这个阵营作出巨大贡献的开明绅士，就这样在受尽折磨和侮辱后死于非命。至于刘佑铭，在土改时也背上“化形地主”的恶名。他因为交不起无中生有的所谓“底财”和“浮财”，同样惨死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之中。
类似的事例在土改中比比皆是。运动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刑讯逼供、滥杀无辜的现象极为严重。据张稼夫回忆，在极左路线的指导下，“土改的打击面扩大化到异常严重的程度”（《庚申忆逝》，109页），许多地方被定为地主、富农的高达百分之二三十，这些人在“贫雇农坐天下，说啥就是啥”的恐怖中，其遭遇和命运让人目不忍视，耳不忍闻。
六
话说回来，刘少白返回晋西北后，正赶上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一开始他还不在被斗之列，后来因为别人的事情才引火烧身。原来，李家湾（行署所在地）的地主李韶荣因为交不出“底财”，被关押在县政府内。为了对他进一步施加压力，当局把他的儿子抓了起来，儿子说不知道，又把他十来岁的孙子也抓起来。李家媳妇走投无路，哭哭啼啼找到刘少白，说一人犯法，为什么要让儿孙顶罪？刘认为她说得有理，便直接上书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没想到李见信后大发雷霆，将这封信交给边区公安局长，并在分局党校的讲演中大骂刘少白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捐献土地是假开明，是想收买人心，与牛友兰一路货色（有人说康生在当地的一次土改工作会议上也讲过类似的话。）于是刘少白被武装人员从县城押送回黑峪口村，在1947年9月下旬接受数千人的批斗，并当场被撤销副议长职务。（《刘少白》，20、40页）一个年过花甲的“开明绅士”，为了追求进步，为了共产革命，为了抗日战争，不惜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到头来竟落了这么个下场，别的不说，仅仅是在数干群众面前的那种人格污辱，就让人不寒而栗。
刘少白出事后，在社会上反响强烈，阎锡山的电台报纸也对此事作了报道，说刘少白对共产党忠心耿耿，做了许多事情，却仍然难逃厄运。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西米脂县召开会议，开始纠正“左”的偏向，并批评了晋绥边区在土改中的错误。据说，毛泽东得知刘少白被斗后，对晋绥分局的领导人说，像刘少白这样的人都被你们斗了，那以后还有谁敢跟我们合作？（同上，34页）
尽管毛泽东进行了干预，但是刘的问题并没有顺利解决。刘少白的侄儿说，他的伯父是拿出二十多石小米才被解除监禁的。二十多石小米，以当地“糠菜半年粮”的生活条件和刘少白本人的积蓄来看，是个很难承受的数字。另据刘的儿子刘易成回忆，父亲回来后，他们一家六口被赶了出来，在小山沟里找了一孔破窑洞藏身。为了生存，他与刘纪原一同去背炭，“还没走到煤窑，肚子已饿了，腿也发软”，其困窘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当时易威大概是十五六岁，纪原也就是十二三岁。值得一提的是，刘少白的弟弟刘象坤却没有逃过这一劫，成了土改运动的牺牲品。直到1948年春节过后，晋绥分局派副书记张稼夫亲自找刘少白谈话，让他先回黑峪口老家取得农民的谅解，然后在《晋绥日报》上发布消息，恢复他的副议长职务。
随着内战形势的变化，中共已经准备接管华北政权，并计划于1948年8月召开华北各界代表大会。刘少白本来是这次大会的代表，但是由于李井泉等人从中作梗，使他没有及时收到参加会议的通知，因此当他到达河北平山时，大会已经闭幕。9月中旬，刘少白为自己所受冤屈和党籍等事致信毛泽东，其中有“风蚀残年，浩劫余生，辱蒙伟注，死生赖之，而桑榆已晚，能孝几时”等语。一个多月后，毛回信说：“9月15日大示读悉。我们的工作是有错误的。好在现已一般地纠正，并正在继续纠正中。正如你在五事中第二项所说那样，情形既已明白，则事情好办。你也就可以安心了。大函已转付彭真同志。党籍一事，请与彭真同志商酌。”这让刘受宠若惊，他马上给“敬爱的毛主席同志”又回一信，表示自己“有些孟浪”，原因是只想“直率陈情，而未顾及全面”。今后要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态度，“撇开往事，力追后尘”。（同上，21～22页）
七
1949年9月，刘少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20世纪50年代初，他担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委员、抗美援朝华北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这时，年近古稀的刘少白曾多次建议要搞好山西的水土保持工作，但一直没有受到重视。据刘易成回忆，当时正在大力宣传解放台湾，他父亲批评省领导（当时的省委书记是赖若愚）说：“一定要解放台湾当然重要，但解放是长期任务；山西省水土流失严重，水土保持既是山西的百年大计，又是当务之急，可是总也不具体落实。”对于如此直率的批评，那些主政者又怎能接受？于是刘少白被免去省政府委员一职，只留下省政协副主席的闲职。
因为我的父亲在山西省政协工作，所以我很早就听说过刘少白这个名字。1956年我们家因为拆迁搬入省政协宿舍后，有幸与刘少白成为邻居。说是邻居，却没有见过几次，原因是他长住北京养病。这让我觉得此人有点神秘。
第二年夏天刘少白回来了。他个子很高，相貌和蔼，面目清癯，穿戴非常朴素。陪他回来的是个漂亮的大姑娘，满口京腔，二十多岁，我以为是他的女儿或孙女，没想到是专职公务员。刘回来后深居简出，很少露面，一切杂事均由公务员代劳，因此没有给我留下更多印象。过了几年，当我在毛选第四卷中看到刘少白的名字时，都不相信这就是我认识的那个瘦老头子。后来我知道他的女婿是大名鼎鼎的安子文，还以为他是沾了姑爷的光才被毛泽东看中。直到最近，我在太原市南文化宫旧书摊上淘到一本关于刘少白的纪念册，才对他有所了解。
刘少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的。“文革”一开始，他的二女儿被抓，紧接着大女儿刘亚雄和她的儿子刘纪原也被斗被抓。只因为“毛选”四卷中有其大名，他才没有遭受太大冲击。1968年12月，年过八甸的刘少白拄着拐杖，走出家门，喃喃自语地要找毛主席、周总理反映情况，结果晕倒在马路上便再也没有起来。刘少白是含冤而死的，那一年他八十六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