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有一篇《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文章，是毛泽东在1948年3月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起草的一个文件。该文提到两位开明绅士，一个是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另一个是晋绥边区的刘少白。关于前者，凡是背诵过“老三篇”（林彪把毛泽东的《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称为“老三篇”，要求人人都要背诵）的人，都知道他就是那位提出过精兵简政的“党外人士”；至于后者，由于种种原因，人们未必了解他为什么也会享有载入“毛选”的“殊荣”。
一
刘少白名象庚，字少白，1883年出生于山西兴县黑峪口村的一个地主家庭。他十三岁考入本县嵋山书院，二十岁赴西安参加科考未能中举，只是被拔为贡生。他不满足这一结果，便直奔太原，恰逢山西武备学堂招生，遂报名考入。当时，阎锡山、黄国梁、温寿泉等人也在这里读书。他本想由此一展才华，不料患了胃病，只好中途辍学回乡养疴。
1905年，刘少白考入太原府中学堂深造，三年后入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的前身）攻读法律。1911年武昌起义后，他剪掉辫子参加反清活动。不久清兵攻入娘子关，他返回家乡避难。那一年除夕，他贴出一副春联：“革命非必好乱，读书岂为做官”。在此期间，他还组织民团，发动群众，兴办女学，鼓动乡民剪发放脚。当地知县闻讯后，以煽动暴乱为名下令逮捕他，他只好化装出逃。南北议和后，山西省临时议会成立，他当选为议员，并经胡鄂公介绍加入共和党。此后他继续在山西大学读书，并兼任太原阳兴中学教员。1918年，刘少白才从山西大学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此后，他先后在太原阳兴中学任董事、山西省立工业专门学校任秘书长，并兼国文教员。此外，他还与同乡好友牛友兰一起回兴县创办了多所中小学校，为家乡的教育事业贡献很大。
在刘少白的影响下，他的大女儿刘亚雄从小争强好胜，不甘平庸。她是本县第一个不缠足的女孩子，也是第一个考进省城的女学生。五四运动期间，她在太原女子师范就读，因积极宣传新思想，被学校予以记大过处分。随后她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校爆发驱逐校长杨荫榆的风潮，她曾积极参加。1926年年初，刘亚雄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三·一八惨案”发生，她被校方开除，遂根据党的指示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受训。
1927年国共两党决裂后，刘少白因为女儿的关系，曾掩护过许多共产党人，其中包括中共山西省委负责人王瀛和他的妻子朱志翰，以及贺毓秀、何述之、陈原道（刘亚雄的丈夫）、赵世兰（赵世炎的姐姐，李鹏的姨妈）等人。在此前后，他还参加过中共外围组织互济会的活动。
第二年北洋政府垮台后，老同学温寿泉出任河北省建设厅厅长，邀请他担任该厅秘书主任。当年九月他举家迁往北平虎坊桥六十号。不久，傅作义又邀请他担任工商部天津商品检验局副局长（后升任局长）。期间，他目睹官场腐败，在给好友牛友兰的信中发牢骚说：“我在这革命不彻底的机关里工作，心境之恶劣难以表述。”（《刘少白》，8页，山西省兴县人民政府、政协兴县委员会编）
1929年刘亚雄由莫斯科归来，位于虎坊桥的刘公馆成为中共地下活动的秘密联络点。1931年年初，刘氏女儿、女婿分别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即顺直省委）秘书长和组织部长，刘公馆不仅是地下党人接头聚会的地点，还负责接收中共中央从上海寄来的活动经费。与此同时，刘少白还帮助地下党做了大量工作，并营救过许多被捕的地下党员，其中包括王若飞、杨献珍等重要人物。为此，王若飞曾多次对家人说，“刘老伯的女儿刘亚雄，是我党较早的经得起考验的女党员之一。他本人亦为党作了不少工作，我是非常敬重他的。”（同上，12页）可见，毛泽东在上述文件中说，刘少白“在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以后的困难时期内，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是不全面的。
二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少白提出入党申请。经王着飞、安子文介绍，中共北方局于1937年8月批准他成为秘密党员。不久，他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返回家乡，在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兴县分会担任经济部长，其任务是征集粮草，协助八路军120师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了筹措资金，刘少白利用阎锡山“国难当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创办了兴县农民银行。为此，他动员全县一百多位富户入股，很快就凑起六万多元股金，其中仅牛友兰一人就拿出两万三千多块大洋和一百五十石粮食。晋西北有一句民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六万多元在贫困的晋西北是个很大的数字。
1937年年底，兴县农民银行在本县孙家大院（清代名臣孙嘉淦的府第）正式挂牌营业。为表示庆贺，刘少白拟了一副新颖活泼的对联：
大多数农民从此解放鼓起精神打日本
这一个银行开始营业集中财力破天荒
银行开张后，刘少白在一年左右就印了三批纸币，总金额数十万元。据说这种纸币与法币、白洋、乃至阎锡山发行的货币（俗称“大花脸”、“小花脸”）相比，具有面额小、便于流通等特点，因此很受群众欢迎，有时甚至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1940年1月，兴县农民银行改为西北农民银行，刘少白出任行长，在金融方面遇到很多困难。据《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金融贸易编）的有关资料显示：为发行西北农民银行钞票，晋西北行政公署采取依靠法币打击新省钞的策略，造成了伪币长驱直入，大肆泛滥的局面；农币发行后，由于信用无法保证，再加上发行数量过大，致使价格大跌，金融市场更加混乱；为了稳定农币，边区政府宣布以农币为本位，禁止法币和白洋流通，结果使贸易大大萎缩。不得已，只好对法币实行解禁，但是又对农币造成更大冲击（详见《选编》中《晋西北货币金融工作概况》、《晋西北金融政策及银行业务概况》、《晋西北最近的金融情况》等资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可见刘少白当时的压力非常沉重。
另据曾担任银行千事的牛何之（刘少白的内侄）回忆，农民银行的钱，大约有“80%是经我手支付八路军使用的，120师所需款，多数由民运部长刘亚球和供给部长亲自来取，偶尔肖克同志亲笔批条提款，每次数额都在一两干元，最多的一次提取一万元。有时银行现金不足，即开出加盖银行印章的便条直接购买物品，事后卖主持条到银行兑换现款。碰上持条者过于集中的时候，常由我出面接待，做些疏散解释工作。”（《刘少白》，45页）鉴于牛何之的身份地位，估计他说的只是其中一些片段。
除了为八路军筹措经费外，刘少白还负有特殊任务。1938年端午节前后，他去延安接洽组织关系，曾会见毛泽东、刘少奇、王若飞、陈赓、成仿吾、徐冰等人。从延安回来后，刘少白受命与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负责人林枫保持单线联系，每二十天步行数十里汇报一次工作，同时领取新的指示。对此，刘少白始终是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出色地完成交付的任务。也就是说，即使在共产党统治区，刘少白仍然在从事地下活动。
离开延安时，刘少白还带回几千册图书杂志，办了个新运书社，让牛何之兼任保管，公开出售。牛不理解他的用意，发牢骚说：“银行的事还忙不过来呢，卖什么书，这能赚几个钱？”他解释道：办事情要多从政治上考虑，不能只盯着几个钱。有了钱，可以支援八路军，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同样是支援八路军，而且是更大的支援。（同上，46页）
三
1942年5月，刘少白根据上面指示，倡议组织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访问。参观团团长是牛友兰，刘少白副之。此行的目的，一是要学习延安经验，作为晋西北建设的参考；二是让代表团的成员接受教育，认清形势，为统一战线服务。到了延安之后，他们先后参观了陕甘宁边区的议会大礼堂、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以及工厂、医院、报社、监狱等处，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7月中旬，毛泽东、朱德、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等人接见了参观团全体成员，毛向大家讲解国内外的形势和打持久战的必要，并介绍了“三三制”与“减租减息”等基本政策。值得一提的是，刘少白此行还带着三个孩子，其中包括十一岁的儿子刘易成和八岁的外孙刘纪原（刘亚雄之子）。他想送他们来读书，但是有关部门却因住房困难不愿接收。毛泽东从王若飞那里得知此事后毫不犹豫地说：“没有窑洞可以挖嘛，刘老先生的孩子一定要收下。”这件事让刘少白非常感动。离开延安之前，他赋诗一首，以表达对毛的崇敬：
堂堂华胄，历史永垂，开化最早，进化最迟；
一治一乱，循环不已，内忧外患，史不绝记；
今遭日寇，残暴无比，当世英雄，谁知时机？
唯有毛公，决策无疑，持久抗战，天下风靡；
中国不亡，胜利可期，如此伟人，东方列斯。
这首诗的标题是《颂毛泽东》。参观结束时，《解放日报》于七月十四日发表《送别晋西北士绅参观团》的社论：“牛友兰、刘少白、武润生先生们所组织的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就要回去了，每以背负着民族的苦难怀抱着对于陕甘宁边区的高度热望而仆仆而来的诸先生，特别是想到以六十高龄而不辞跋涉之苦的几位前辈，我们实在是兴奋万端。今日归去，我们自不胜依依之感……”
参观团回来后，刘少白被选为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牛友兰也当上了参议员。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为了开展大生产运动，年届花甲的刘少白带头上山开荒，每天要开一分半到二分荒地，是规定任务的两倍。开荒后他倡议广种棉花，边区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仅兴县就种植棉花数千亩，生产皮棉六七十万斤。此外，他还与牛友兰从外地买回织布机，在兴县城关创办了蔚汾纺织厂。为了节约开支，他主动提出不要马夫，不要警卫员，不要勤务员，自己处理一切杂务。周围的同事看他年事已高，劝他留一个勤务员，他说，我自己动手干活，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增长知识。这时候的刘少白，虽然生活艰苦，心情却非常愉快。然而这种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又过了两三年，当刘少白期盼的“持久抗战”胜利之后，灾难便降临到他头上。
事情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