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
山西的“大院”很多，最著名的有乔家大院、曹家大院、王家大院和常家庄园。这些大院大多集中在山西中部，即比较富庶的晋中盆地，而我要介绍的牛家大院，却坐落在贫瘠的晋西北地区。不过，你可不要小瞧这个牛家大院，由于它有一段“辉煌的历史”，如今这里是晋绥革命纪念馆，承担着革命传统教育的功能。
说到牛家大院，老一代人难免会想起当年的蔡家崖“斗牛大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历史公案已经很少有人知道。
那是1947年，刘少奇主持的全国土改会议还没有结束，晋绥边区就再次掀起土改高潮。当时，兴县李家湾的地主李韶荣因为交不出底财，被关押在县政府内。为了对他进一步施加压力，又把他的儿子抓了起来，儿子说不知道，又把他十来岁的孙子也抓起来。李家媳妇走投无路，哭哭啼啼找到刘少白，说一人犯法，为什么要让儿孙顶罪？当时刘少白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其实是地下党员）担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后来毛泽东称之为开明绅士。刘认为她说得有理，便直接上书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没想到李见信后大发雷霆，将这封信交给边区公安局长，并在分局党校的讲演中大骂刘少白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捐献土地是假开明，是想收买人心，与牛友兰一路货色。（刘武雄：《回忆伯父二三事》，《贡生·士绅·共产党人：刘少白》，130页，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于是刘少白被武装人员从县城押送回黑峪口，在1947年9月下旬接受数千人的批斗，并当场被撤销副议长职务。
李井泉破口大骂的另一个人牛友兰，是兴县地区首富。当年八路军120师开到这里，牛家将自己的五座宅院和一所花园全部捐献出来，供军区司令部和边区行政公署使用，贺龙、李井泉、续范亭等人就长期住在牛家大院。毛泽东1948年路过晋绥时，也住在这里。牛友兰不仅捐献了自己家的住宅，还把儿女和几乎全部财产也贡献给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然而有谁知道，就在1947年土改的时候，牛家父子的遭遇比刘氏兄弟更凄惨，也更骇人听闻。
二、出身于北大清华的牛氏父子
牛友兰，字照芝，1885年出生于山西兴县蔡家崖村。据说兴县牛氏于明末清初从陕西米脂迁来时，家境比较贫寒，直到牛友兰的父辈才富裕起来。牛友兰的父亲叫牛锡瑗，他不仅雇了长工，还让五个儿子读书，其中除长子早逝外，次子牛照荃、三子牛照藻都在外面做过县官，寄回来的钱由四子牛照藩投资土地和工商业。抗日战争前夕，牛家除五座宅院、一所花园和两干多垧土地外，还在城里开了“复庆永”、“福兴永”等商号，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富户。
牛友兰排行第五，他1906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开始接触新思想，逐渐“认识到中国贫穷落后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所致，为使中国能富强，遂立志追随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革命，从事社会改革和发展新文化教育事业”。（《晋绥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10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
1909年，牛友兰因病辍学回家，遂结婚生子。据说大儿子出生时，正值他二哥和三哥在外做官的消息传回家中，老父亲说这是双喜临门，便给孙子取了个小名叫“官子”。但是牛友兰不喜欢这个“官”字，便改为“冠子”，取名“荫冠”。
牛友兰回乡后，正值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之际，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他投身于教育事业，与刘少白一道创办了兴县第二高级小学和兴县中学。为了破除迷信，他曾经捣毁庙里神像，因此有人说他父母去世是神灵的惩罚。后来，他还参与反对国民党的爱国学生运动和抗日救亡活动。
牛荫冠长大后，先在父亲办的学校读书，后来考入太原进山中学。高中毕业后，他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于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清华大学自1929年送走最后一批留美预备班学生后，开始依靠自己的力量培养人才，“以求中华民族在学术上之独立发展，而完成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国立清华大学校条例》，转引自《抗战前的清华大学》，80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1931年梅贻琦担任校长后，为了配合教育部发展实科教育的政策，以适应社会需要，决定在原有土木工程系的基础上，增加机械、电机两系，成立工学院。梅校长是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在美国专攻电机专业，为此他划出专区，拔出专款，除了将原工艺馆改为土木工程馆外，还新建了水力试验馆、电机工程馆、机械工程馆和有关工场、实验室及风洞等教学设施。这些设施少数由本校教师设计制造，大部分从欧美先进国家购买，与美国一般大学的水平不相上下。难怪在清华工学院上述四馆落成时，北洋大学工学院院长李书华会说出这样的话：“以具有四十年历史之北洋工学院，与现在之清华大学工学院相较，不啻天渊之别。”（同上，116页）
正因为如此，当年能够考入清华大学、特别是考入清华工学院者，可谓凤毛麟角。据统计，1932年清华大学录取的山西籍学生只有4人（参见《抗战前的清华大学》，181页，表7.10《清华大学毕业生籍贯统计》），而牛荫冠就是其中的一位。另外，清华大学电机系从1935年才开始有毕业生：1935年3人，1936年11人，1937年13人，1938年17人。四年的毕业人数在全校排名倒数第三（参见《抗战前的清华大学》，177页，表7.7《清华大学各系历年毕业生人数》）。这些先进的实验设备供少数师生使用，其条件真是得天独厚。牛荫冠应该是1937年毕业。可以设想，如果他能够安心读书的话，应该是中国第一代电机专家。可是他的志向不在于此，而是走了另一条路。
三、走上革命道路的牛荫冠
入学后，牛荫冠很快就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开始从事革命活动。为此，他感到精力有限，难以应付繁重的学习任务。经过长期考虑，他决定转到经济系。对于这件事，他后来是这些说的：“我在生活道路的十字路口开始思考起来，差不多经过两个多月的思想斗争，我终于彻底认识到了改造社会乃是当时的第一重任。于是我抛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置个人成名于不顾，毅然弃工从文，转到了经济系学习。”（《牛荫冠纪念集》，93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版）
1935年，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因“社联”不易开展工作，决定集体转入宋庆龄发起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1935年秋，牛荫冠参加了北平学生赈济联合会组织的赴山东赈灾活动。“一二·九”运动时，北平学生赈济联合会改组为北平学联，牛荫冠也投入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随后，牛荫冠担任清华大学党支部组织委员，不久又接替蒋南翔任中共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此外，他还担任过北平西郊区委组织委员、北平市委组织部千事。韦君宜回忆说：当年牛荫冠非常活跃，“他曾跟我编在一个小组”，大家都叫他“牛头”（同上，114页）。
1936年暑假期间，山西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在阎锡山的支持下搞得轰轰烈烈。为了争取主动，中共中央北方局利用阎锡山愿意用本地人的心理，派遣刚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释放出来的薄一波返回山西，与阎锡山“共商保晋大业”。薄一波回到山西后，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在牺盟总会任常务秘书并主持日常工作。这一年年底，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安子文要派牛荫冠回山西协助薄一波工作。当时牛荫冠还没有毕业，安子文问他：“你在清华学习差半年就要毕业，拿不到文凭怎么办？”面对组织的安排和考验，牛荫冠毫不犹豫地说：“我拿不到文凭没关系，挽救民族危亡重要，为解放全人类，党需要我千啥，我就千啥。”（同上，16页）随后，他毅然放弃学业，回到山西，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生涯。
当时，正值绥东抗战爆发，山西抗日救亡活动吸引了全国关注，中共北方局又派大批人员来到山西。其中有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冯基平、廖鲁言、刘亚雄（刘少白之女）等人。牛荫冠回到山西后，为了避嫌，他根据薄一波指示，先到太原绥靖公署找到清华同学牛佩琮，再通过对方介绍，来到牺盟总会负责太原市牺盟会的筹备工作。这样一来，他与薄一波就可以更默契地配合了。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刘少奇来到太原重新组建北方局。在此期间，他起草了一份《山西农会章程》，让人交给牛荫冠，希望在牺盟会主办的刊物上发表（当时牺盟会的刊物有《牺牲救国》《大众园地》等），以便扩大影响。对于这件事，牛荫冠在1985年回忆说，当时他在原稿上加了一句话：“防止流氓混入农会。”刘少奇看了后，对北方局的人说：“找牛荫冠来，我跟他谈谈！”牛奉命前往，一见到刘少奇，刘就责问他：“你知道什么叫流氓？”他一听这口气，只好说：“我也不清楚，反正不是好人吧。”刘少奇看他态度还不错，便对他说：“你这里说的流氓，是一种勇敢分子。农民运动在开始的时候，正派农民不敢参加，要观望。就是勇敢分子敢参加，你不能把他们拒绝在农会之外。他们的流氓习气是可以在运动中改造好的。实在改造不好的，等农民运动起来时再淘汰他们也不迟。你不要先把他拦在外头呀！”（同上，296～297页）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少奇发动农民运动的一贯思想。晋绥土改中出现的问题，从这里可以找到某些答案。
卢沟桥事变后，山西组建决死队等武装（统称“新军”），以弥补正规军队之不足。薄一波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取掌握枪杆子方面。经薄一波推荐，北方局同意牛荫冠负责牺盟会日常工作。1937年9月底，在牛荫冠的主持下，牺盟会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太原召开，牛代表牺盟总会作了一年来的工作总结，并当选为牺盟会七常委之一。这七人除了阎锡山的亲信梁化之以外，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从此，牛荫冠成为牺盟总会的实际负责人。
在牛荫冠的主持下，牺盟会发展很快。据统计，到1939年5月，其成员达到89万人，再加上其下属组织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救国会会员，总人数达到300万，占山西全省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此外，在太原失守前，阎锡山还发给牺盟会5000支步枪，200挺冲锋枪，牛荫冠把这些枪支分发给各县牺盟会，让他们马上成立地方武装。
1937年11月初太原失守前，牺盟总会撤往临汾。牛荫冠向阎锡山提出举办县长训练班建议，然后将牺盟会骨干派到各县担任县长。当时山西共有105个县，就有70个县换了新县长，其中绝大多数是牺盟会干部。1938年年初临汾失守后，阎锡山撤到陕西宜川，牺盟总会提出“誓死不渡黄河”、“宁在山西牺牲，不到他乡流亡”等口号。不久，安邑县牺盟会特派员兼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赵辉找到牛荫冠汇报工作，并要求解决武器弹药等问题。牛带她去见阎锡山，阎听了汇报后，答应给一批武器弹药和经费。后来这支游击队被改编为政治保卫旅的一个支队，该旅在晋西事变后纳入八路军序列。赵辉在当时名气很大，李公朴在《走上胜利的山西》一书中说：“敌人进攻安邑时，牺盟特派员赵辉女士率领人民武装自卫队不断战斗，维护了县、区政权。”（同上，28页）后来在部队改编时，赵辉被牛荫冠调到乡宁牺盟中心区工作。赵辉说：“就是这一次，在胡西安同志的热心、积极促进下，我和牛荫冠定下了终身关系。”（同上，233页）
1939年下半年，山西新旧军队之间的摩擦日益严重。当时第二战区司令部驻扎在黄河西岸的陕西宜川县秋林镇，牺盟总会和二战区政治部驻扎在离秋林镇五里的上葫芦村和下葫芦村。当时我父亲因为在二战区政治部工作，我们家就住在上葫芦村。“文革”期间，父亲被迫写了许多材料，在他的印象中，牛荫冠“对薄一波很佩服，同牺盟会和政治部的一般工作人员谈起来，总是常常提到‘一波同志’如何如何，突出地给薄一波树立威信”。到了1939年年底，“牛荫冠和当时住在二战区政治部决死二纵队政治主任韩钧……对牺盟总会出版的《牺牲救国》、政治部出版的《黄河战旗》抓得很紧，而且扩大了篇幅，缩短了刊期，突出地以反顽固斗争为中心，他们二人在这个时期写了许多文章（韩钧写得最多）”。除此之外，他们还冲击了阎锡山的另一个组织同志会举行的提灯游行，并针锋相对地组织了火炬游行。（智力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为各地写的调查材料的剩余底稿》下册，8～14页，未刊稿）
与此同时，牛荫冠根据北方局指示，开始转移牺盟总会的干部。他以出差和下去调查为名，采取分期分批谈话的方式，在一个月之内秘密动员400多干部去了晋西北、晋察冀和陕甘宁等边区。后来韩钧返回驻扎在汾西的决死二纵队，于12月初发表通电与阎锡山决裂，并誓师讨伐以王靖国、陈长捷为首的“顽固军”，从而引发了被毛泽东称为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晋西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