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牛友兰毁家纾难
“晋西事变”爆发后，阎锡山曾连续举行高级军政人员会议商讨对策。二战区政治部主任梁化之也同牛荫冠、刘岱峰等人多次密谈，希望不要把事态扩大。后来，阎锡山还“召见牛荫冠、刘岱峰、吕调元、胡西安、粱膺庸、陈光斗、线韶芳等，商量解决晋西事变问题。陈光斗首先发言主张实行和平解决，接着牛荫冠、刘岱峰等发言，主张惩办王靖国、陈长捷，认为决死二纵队是正义行动，应该支持”。阎锡山听了他们的发言后“拍桌大怒”，认为“如此说就没有商谈的余地”。过了几天，梁化之以牺盟会核心组织民族革命青年团的名义，发表《告牺盟、决死队全体书》，指出张文昂（决死二纵队政委）、韩钧是“左倾盲动”行为，破坏了统一战线，并要求和平解决“晋西事变”。过了几天，牛荫冠等人“联名发表了一个《关于晋西政变》的小册子，主要内容是支持决死二纵队的正义行动”。（同上，161～163页）
在这种情况下，27岁的牛荫冠于12月9日把新婚妻子送回晋西北，准备随时出走。不久，阎锡山派牛荫冠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代表的名义去河南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牛荫冠认为这是阎锡山借刀杀人之计，他在离开驻地之后，勒过马头投奔了延安。到达陕北绥德之后，他又在王震、滕代远的安排下转赴晋西北，回到老家兴县。1940年年初，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他出任行署副主任（主任是续范亭）兼党组书记。
就在牛荫冠返回家乡之前，牺盟会在兴县已经非常活跃。他的父亲牛友兰为了支持牺盟会的工作，决定每月赠送100元大洋为活动经费。120师到达晋西北后，牛友兰听说八路军没有棉衣，还急需一批资金和粮食，便带头捐献2.3万元大洋、150石粮食和大批棉花、布匹。这些大洋成为刘少白创办兴县农民银行的主要基金（银行基金为3万元），所捐棉花、布匹，解决了八路军一个团的冬装问题。（《晋绥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18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
牛荫冠回来后，新政权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牛友兰又在1940年3月主动拿出3万元（法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在《牛友兰先生传略》中还有这样的记录：1941年，边区政府“采取过激措施征集粮、款。牛友兰先生虽然处境也很困难，但能为政府排忧解难，再大困难也在所不惜，他表示：‘不惜牺牲一切，追随全区同胞在政府领导下，共图复兴民族国家，各种抗日负担提前办理，绝不人后。’边区政府在全区开展扩兵、献粮、献金、做军鞋的‘四大动员’中，牛友兰先生捐出8000银圆和125石粮食，并动员本家妇女捐献金银首饰，支援抗战。”（同上，18～19页）如此数额的个人捐献，不仅在当地绝无仅有，在中共历史上也不多见。
为了解决战争造成的物资紧缺状况，牛友兰早在1937年就受牺盟会委任县长张干丞的委托，筹款1万元，办起了兴县民众产销合作社和兴县纺织厂（后改为晋西北纺织厂），解决了部队和机关的被服供应。当时工人千活属于抗日救亡活动，没有报酬，牛友兰就动员自己的家属和亲戚到工厂劳动。1941年，行署以牛先生年事已高为由，派人接替他的厂长职务，工厂产权、产品、利润也归政府所有。牛友兰离开工厂时没有索要筹建资金和任何财物。此外，他还鼓励牛家许多人参加革命，侄女牛荫英、牛荫蝉因此而牺牲。（同上，19～20页）
1942年，牛友兰率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等人接待。回来后他在《抗战日报》上撰文介绍此行印象，把延安比为“创建新中国的试验场”，把毛泽东誉为“场内的一位伟大的工程师”。他还说：“延安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从延安看到了中国的未来，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抗战胜利后，牛友兰写过《议会的新旧对比》、《痛悼“四八”死难烈士》等诗文，还不断发表斥责国民党政权的言论。（同上，151～158页）
从许多材料可以看出，为了革命，为了抗战，牛友兰很早就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了。1941年4月2日《抗战日报》刊登一篇记者采访，说牛友兰从1942年开始，就离开蔡家崖“住在×村一个破落的院子里”（《晋绥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159页）。《兴县文史资料》第六辑有一篇文章说：“1940年2月，晋西北行署民政处了布《减租减息办法》后，牛友兰将自家全部的地租放账等契约账簿一并销毁，减轻了兴县人民的负担”（同上，84页）。但是，到了土改的时候，他仍然在劫难逃，成为斗争的主要对象。
五、土改运动再掀高潮
1947年9月24日，刘少奇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刚刚结束，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就根据会议精神，发表《告农民书》，号召全体边区农民不分男女老少，团结起来，为实行下列主张而斗争：第一，要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第二，要彻底平分土地，和公平合理分配一切果实；第三，要彻底发扬民主，并且有权审查一切组织和干部！
为了解当时的语境及其相关内容，不妨将《告农民书》开始部分照抄如下：
农民兄弟姐妹们！
咱们农民彻底翻身的日子来到了！
共产党在去年发了个“五四”指示，实行土地改革政策，批准咱们农民打垮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要求。现在，共产党又发出号召，实行彻底平分土地政策，咱们全边区农民坚决拥护。本会根据共产党的政策和边区农民的要求，提出以下的主张，希望我全边区农民，不分男女老少，大家一致团结起来，为彻底实行下列主张而斗争。
要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
一、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打垮。不论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隐藏了财产装穷的地主，化装成商人、化装成农民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混进共产党内的地主，混进新政权内的地主，混进八路军的地主，以及混进工作团、学校、工厂、公家商店的地主，混进农会、民兵的地主，不管他是甚么样人，如果是骑在农民头上压迫剥削，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所有地主阶级，必须在政治上，把他们的威风打垮，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压迫，在经济上，把他们剥削去的土地、粮食、耕牛、农具、以及其他一切财产，全部拿出来，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剥削。地主阶级当中，罪大恶极的反动地主，不管他是甚么样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1947年8月，解放区“土改运动”中的分浮财。
二、富农，和对地主不同，但是富农的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也必须消灭。富农多余的土地、粮食、耕牛、农具、以及其他一切多余的财产，也必须拿出来。富农当中，罪大恶极的恶霸富农，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三、农民当中少数的恶霸、敌伪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四、中农是咱们的基本群众。中农当中，有的有长余的土地，不能算是封建部分，但是为了帮助其他农民翻身，长余的土地，应当抽出来分。但只能抽出长余的土地，不能动他别的财物。在政治上，允许他参加农会，同样享受农会会员的权利。农民、工人、小商小贩、城市贫农，他们互相间的借、请短工等等，不能算是封建剥削。如果他们当中有借贷纠纷，可以在农民一家人会议上调解解决。
五、雇农、贫农，是实行彻底平分土地最坚决的分子。应当以他们为骨干，团结全体中农、工人、小商小贩、城市贫农，和地主阶级作斗争。雇农贫农当中，有些人虽然有些小毛病，不能给他们戴上二流子、傻瓜、懒汉的帽子。旧社会看不起穷人的观点应当取消。
六、为了便于大家诉苦清算统一分配，我们主张以行政村为单位，甚至好些村庄联合，全区全县联合，进行联合斗争。少数人为了私分斗争果实，包办斗争，不让大多数人参加，应当反对。为了本村、本族、本姓人多分斗争果实，不和外村、外族、外姓人联合斗争的姓族观念，也应当反对。
七、怎样斗争？我们主张：要查阶级，评成份，吐苦水，挖穷根，彻底宣布地主阶级的种种罪恶，以便提高全体农民的阶级觉悟，以便彻底把地主阶级打垮。
八、彻夜打垮地主阶级以后，各地农民应当继续监视地主和其他坏分子的活动。严防地主和其他坏分子使用美人计和别的方法破坏、捣乱。我们主张，农民、退伍军人、公家人，暂时不要和地主女人结婚。已经受了地主利用，和地主女人结了婚的，也应当对群众表明态度。如果妨碍彻底平分土地，大家应当督促他宣布离婚。如果他不听，由群众处罚。
九、不管什么人，应当严格禁止包庇地主，替地主隐藏财产，或私得地主财产。农民如果被地主利用，隐藏地主财产，或私得地主财产，如果他自己觉得这是罪恶，自动向群众报告，拿了出来，应当受到鼓励，如果他不自觉，就由群众劝说，教育说服，启发他觉悟，退了出来，将功折罪，如果他顽固不听劝说，由群众处理。外村地主隐藏财物在本村查出后，一律交回外村处理。
十、在还没有斗争以前，地主、恶霸、反动分子、敌伪爪牙等，在准备逃跑或分散隐藏财产，当地农民群众可以把他先扣押起来，必要时并封存他的财产。（以下从略）
《告农民书》共分三部分。第二部分的标题是：“要彻底平分土地，和公平合理分配一切果实！”第三部分的标题是“要彻底发扬民主，并且有权审查一切组织和干部！”其中提到“党、政、军、民和其他一切机关都混进了少数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新恶霸、奸伪人员”，因此“共产党号召咱们，要彻底发扬民主，审查干部，无论党、政、军、民，以及工作团、学校、工厂、公家的商店，和其他一切机关团体，咱们全体农民都有权监督和改造。”《告农民书》强调：“共产党和毛主席都批准了咱们，有监督、审查、批评、处罚、表扬、教育”各级干部的权利，“该批评的，该斗争的，该处分的，该撤职的，大家都可以批评，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如果是共产党员，大家认为可以开除党籍的，也可以大家提出意见开除，告诉当地共产党的负责人或当地党支部批准”。（《晋绥日报》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值得注意的是，《晋绥日报》在刊登该文的同时，特意安排了一个双边小框，对“阶级异己分子”作了解释：
阶级异己分子，就是地主等剥削阶级分子。他们假装进步，假装革命，或隐瞒成份，混进了革命队伍。他们的特点是溜沟子，拍马屁，阳奉阴违，两面三刀，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和权力，为非作恶。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破坏共产党的政策，替敌人替地主阶级办事，欺压群众的。这些坏蛋就叫做阶级异己分子。
此外，有许多地主等剥削阶级出身的人，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参加革命的时候，是真正叛变了自己原来的地主封建家庭，投降了无产阶级，坚决和农民站在一起，反对地主封建，这样的人，虽然出身于剥削阶级，但是他已经转变了，所以也是很好的同志。这样的同志应该在土地改革当中，全心全意给群众办事，更虚心向群众学习，严格锻炼自己，对这样的同志，应和阶级异己分子分别开。另外，还有许多地主等剥削阶级出身的人，他们参加革命，只是为了抗日或看到共产党、八路军好，但是还没有完全放弃自己阶级的思想，这样的人，特别需要在土地改革当中，好好考验、锻炼、改造自己，必须坚决和自己的家庭，从思想上、经济上断绝关系，坚决拥护农民彻底平分土地，和农民一起，为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而斗争。只要能够这样，这些人也可以成为好同志。否则就有走到阶级异己分子的前途。（同上）
《告农民书》发表后，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于9月26日发出通知，认为这是根据晋绥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出来的行动纲领，要求每一个干部、战士、杂务人员，都有向群众宣读的责任，各级机关部队的负责人应有计划地组织可靠的同志到群众中宣读、解释。9月29日，《晋绥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只有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之后，我们农民才能‘把刀把子拿在自己手里’掌握管理政治的大权，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社论还要求中农出身的干部要“坚决服从和执行党中央的这一正确的政策”，不得以任何借口压制群众运动，否则就要受到群众的制裁！
六、蔡家崖“斗牛大会”
就在《晋绥日报》发表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告农民书》的第二天，即1947年9月25日，该报第一版倒头条的位置，刊登了李井泉于9月18日在蔡家崖行政村农民大会上的讲话。据报道，李是列席旁听这个大会的，当农民们鼓掌邀请他讲话时，他很兴奋地站在主席台前，向在场的群众大声说：“农民大会开得很好，你们这里开，别的村子也要开。全边区都要开，彻底平均分配土地，是大家的事情，大家的事情大家管，大家发表意见，大家讨论决定，大家来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