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评述洋务运动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的文章中，美国特使薛斐尔（Robert W.Shufeldt）的见解或许是最具洞察力，同时也是最具影响力。
1882年1月1日，在天津与李鸿章讨论朝鲜问题的过程中，薛斐尔给他的朋友、美国加州前参议员萨金特（Aaron A.Sargent）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情况，并就美国的对华政策提出了若干建议。两个多月之后，《旧金山晚报》刊登了这封书信的全文。
在书信中，薛斐尔将英国人担任总税务司的中国海关称为“奇怪的赘疣”（strange excrescence）。“这位英国人（赫德）手下有一批外国官员，他们控制着海关，指挥炮舰和征税巡洋舰，并维护灯塔系统。实际上，从国外渗入中国的几乎所有东西，都要通过这个政治体”。他说，英国人在商业与外交上已经控制住了中国。
薛斐尔提到了中国“重文轻武”的传统观念对军事改革的致命影响。他写道：
清朝政府让其子民相信，当兵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真正的荣耀要从文才能获得。千百年来，无数代人已经被灌输了这些想法。以这个观念为基础的优胜劣汰原则，使这个种族所有的尚武精神都灭绝了。
中国人惯于忍受苦难，苟且偷生。当然，如果被逼到绝路，他们也会反抗，反抗地方政府的压迫。但是，在这些背景下，他们的战争变成单纯的仇杀。他们的残忍令人震惊。中国绝对没有可以使士兵成为文明的代表的骑士精神，也没有可以创造英雄和民族领袖的团队精神（esprit de corps）。军事训练的唯一办法，是让士兵们恐惧的体罚。
在中国，文官优先于武官。武官处于相对的从属地位。在这种制度下，没有可以将军队与武装暴徒区分开来的精神。
根据薛斐尔的记录，在1881年前后，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军队“有一部分训练比较好”，配备后膛枪和野战炮的兵力大概有3.5万人，拥有大炮几百门。“他在渤海湾海岸有现代化的炮台，并以重型弹药进行武装。”但是，李鸿章并不懂得如何创建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尽管他的军队或多或少由外国军官训练和组织，士兵们却总是被派到各处去忙公共工程，因此，军事教官努力想要创造的锐气与军事兵团精神总是不断地被破坏”。
就李鸿章的军队而言，上级军官由李鸿章委派，下级军官则是按月雇用，并经常被上级任意降级或体罚。“他们很听话……按月领薪，薪水和苦力差不了多少。没有正义的法律，没有类似军事法庭这样的机构”。
在薛斐尔看来，李鸿章的部队算不上真正的军队。当然，其他地方部队更是如此。他说，在创建真正的军队方面，中国遇到的第一个并且是无法逾越的障碍，是缺乏统一的民族感情。他不仅认识到中国的民族矛盾，还认识到地域之间的矛盾，认识到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壮大的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
薛斐尔将这些矛盾称之为政治分裂。而在中国的政治及行政体制下，政治分裂问题似乎很难得到解决。他写道：
这个帝国的政治分裂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阶层。各个省份已经建立起自己的习俗，或者创造了自己的语言或方言，使19个省中的每一个都不仅特点鲜明，而且彼此敌对。此外，每个省都由一位几乎独立于北京的总督管理……不可能让这些敌对的人们相信他们有任何共同的事业，也不可能通过让他们为任何共同的目的而奋斗来动员他们。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将看到，要创造一支国家军队将有多么困难。
中国海军的情况甚至更糟。薛斐尔在书信中提到，中国有4支不同的海军舰队，它们“彼此独立，没有联合或者统一”。
他具体提到了福建水师及北洋舰队。
福建水师成立于1866年，创立者是闽浙总督左宗棠及福州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在1867年至1874年之间，法国人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被聘为福建船政总监督。薛斐尔说，在日意格的管理下，福建水师“原本有望形成中华帝国海军的一支核心力量”，但是，日意格离开之后，“无论兵工厂还是舰队都正在衰变”。而三年之后的中法“马江海战”，是这句话的最好注解，因为福建水师几乎在此战中全军覆没。
北洋舰队创建于1875年，创建者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而中国之所以创建这支海军，主要不是为了应对日本挑起的台湾问题，而是基于“与俄国交战的迫在眉睫的压力”，目的在于保护北京。薛斐尔对李鸿章的办事效率颇为赞赏，因为他“在一两年时间内就已经集合了一支大约拥有12艘战舰的海军”。
但薛斐尔却并不认为李鸿章懂得海军建设。他提到的例证之一是，在北洋水师，排水量最小的炮舰装配了最重的火炮（35吨）。“显而易见的是，为了使这支舰队真正有效，它需要一批聪明的人才，以及一个良好的组织。确实，这支舰队消耗了大量的资金，它让清朝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让整个世界——产生错觉，使他们以为清国真正拥有了海军。但是，清国行政体系的恶习和弱点渗透到了军队之中”。薛斐尔在书信中写道，清国的海军军官们没有军衔，缺乏团队精神，缺乏海上经验，缺乏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缺乏勇气和锐气，而且，来自不同省份的船员之间不和，在这种情况之下建立的海军只能让人看到“深层的根深蒂固的行政腐败。所有这些结合起来抵消了船只的质量，使它们作为一支战斗力量毫无价值”。
在他的书信中，这位美国将军毫不隐晦地提到“外国海军军官的阴谋和嫉妒”，他认为他们“增加了这个组织的固有缺陷”。薛斐尔写道：
总税务司——一位英国人——除了在海关事务方面有很大的权力，还要管理海军。在他的影响之下，购买的是英国建造的船只。而当这些船只抵达中国时，天津海关专员——一位德国人——设法获得了对它们的控制权。海关总税务司的三名属下，他们是前英国皇家海军的“准军官”，已经当上了中国海军提督的顾问。两名前法国海军军官被高薪聘请，可是，他们的具体任务却并未说明。来自三个国家的外国人彼此嫉妒。他们全都蔑视中国人，却渴望控制中国的海军……李鸿章在所有事情上都很精明，但外交事务除外。他或多或少是这些雄心勃勃的人的谄媚或诡计的牺牲品。他们使他相信自己有了一支海军。
在薛斐尔看来，清国将希望寄托在外国人身上不会有积极的收获。“西方列强的大使们在注视着清国发展军事或海军实力的每一个行动。他们决定不让清国继续往前发展。他们让自己的选民得到高额的利润，让自己的同胞当上军官。在和平时期，这支舰队是取悦这位总督的玩具，在战时，它将是敌人的战利品”。
薛斐尔的评论很快就将再次得到证明。
清国的政治体制，决定其朝鲜战略必然是失败的；清国对“海权”的无知，又决定了其日本战略是失败的。正是这些战略上的失败，帮助日本人创造了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