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所谓“第一要务”的第二步，是从外国购买军火，并培训自己的将士使用这些军火。第三步则是自己制造军火。比如，曾国藩在1861年创设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于1865年在上海创设江南制造局，左宗棠于1866年创设福州船政局等。在这两个方面，因为国内相关史料颇多，本书不作赘述。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要务”并非“唯一要务”。除了军事方面的建设，洋务运动还包括其他方面的内容，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莫过于设立同文馆。
在恭亲王奕的努力之下，清廷于1862年设立同文馆，以引入西方科技，同时便利与外国沟通。1866年12月11日，奕再提出改革科举考试的建议，在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以提高机械及军火制造的水平。
但是，添设天文算学馆的建议遭到保守派的非议。根据《筹办夷务始末》的记载，1867年1月28日，奕再上奏折，从历史根据与现实需要两方面出发，进一步解释在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的原因，并提出具体实施建议。原文如下：
臣等伏查，此次招考天文算学之议，并非矜奇好异，震于西人术数之学也。盖以西人制器之法，无不由度数而生。今中国议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苟不藉西士为先导，俾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窃恐师心自用，枉费钱粮，仍无裨于实际。是以臣等衡量再三而有此奏。论者不察，必有以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者，必有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者，甚且有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此皆不识时务也。
……
中国所当学者，固不止轮船枪炮一事。即以轮船枪炮而论，雇买以应其用，计虽便而法终在人。讲求以彻其原，法既明而用将在我。一则权益之策，一则久远之谋，孰得孰失，不待辩而明矣。
况六艺之中，数居其一。古者农夫戍卒皆识天文，后世设为历禁，知者始鲜。我朝康熙年间，除私习天文之禁，由是人文蔚起，天学盛行。治经之儒，皆兼治数。各家著述，考证俱精。语曰，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若夫以师法西人为耻，此其说尤谬。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查西洋各国，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新。东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造轮船张本，不数年亦必有成……若夫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奋为雄，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
谨公同酌拟章程六条，缮呈御览，恭候钦定。再查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官，学问素优，差使较闲，若令学习此项天文算学，课功必易。又进士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与举人五项贡生，事同一律，应请一并推广招考，以资博采。
根据《筹办夷务始末》的记载，对于奕的这道奏折，“御批‘依议’”。当然，御批者不太可能是11岁的同治帝载淳。1861年11月“辛酉政变”之后，两宫太后——东宫慈安及西宫慈禧——垂帘听政，恭亲王奕被加封为议政王大臣、军机大臣领班。不过，4年之后，在翰林院编修蔡寿祺的弹劾之下，奕议政王大臣的职务被慈禧太后免去，保留总理衙门大臣的主职。因此，此“御批”者实际上应该是两位垂帘听政的太后。
对于晚清政府所作的这些改革尝试，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西方媒体有过很多报道和评述。
1867年6月，美国波斯顿出版的《生活时代》杂志刊登了一篇伦敦《观众》杂志发表过的文章，标题是《中国的一项改革法案》。这篇文章即是对上述奕奏折所作的报道与评论。文章写道：
在中国，每位官僚候选人都要通过一项以欧洲的天文学、数学和物理学为内容的考试。中国人的思想近年已经被一个新的、非常令他们不愉快的疑虑（指外国入侵）大大地动摇了……恭亲王与海关总税务司及总理衙门谈过这件事情，最终决定付诸实施。中国的行事模式是法国官僚式的。主子（The Master）——皇帝、摄政王或他们的宠臣——暗示需要某种结果，相关部门就拟定出一份奏折，解释为何那个结果是值得追求的，并且提出一系列实施建议。皇帝用朱笔在这份文件上面写上“准奏”二字后，它就成为了一项新法。
针对奕奏折中西洋各国“互相师法”等语，这篇文章写道，这些语句“明显来自欧洲人的建议，而这些建议能够被正式文件接纳，标志着中国人思想变化的深度。这份文件已经认识到进步是有可能的”。
西方人同时也预见到中国改革阻力重重。
1871年12月28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写道：“这个帝国的著名学者们嘲笑这个向西方学习的想法，因为他们通常将西人称为‘夷人’（未开化的野蛮人）。内阁成员及御史们团结一致，抨击此举有革命倾向，有辱中国的尊严。”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美国汉学家卫三畏。在1858年中美签订《天津条约》之时，他是美国公使馆头等参赞兼翻译，条约中有关传教自由的条款，即出自他的主张。
在写这篇文章时，卫三畏已经见证洋务运动在19年世纪60年代后期因保守派的凌厉攻势而经历的种种困难。他在文章中给出暗示，随着中外矛盾的升温，仇外情绪必将高涨，改革派将面临更多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