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遭受的屈辱并没有完全摧毁“天朝”的尊严，因为朝鲜、琉球等属国仍仰其鼻息，“上国体制”仍在。但是，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最终将覆盖在“天朝”脸面上的那层阻碍其正视现实的薄纱扯下。
朝鲜之臣服于清国，始于1637年。根据《清史稿》的记载，努尔哈赤兴兵之时，作为明朝属国的朝鲜曾“屡抗王师”，皇太极崇德二年（1637年），“再入其都，国王面缚纳质，永为臣仆，自此东顾无忧，专力中夏”。
在清国强盛之时，这种宗主国与属国之间的关系不存在多大的问题。但是，随着清国日渐式微，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这种关系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挑战者主要是日本与俄国。
日本对朝鲜觊觎已久。为了控制朝鲜半岛的南部，获得朝鲜的先进技术和铁矿资源，早在5世纪的时候，处于“古坟时代”中期的日本就曾入侵朝鲜，与高句丽政权进行过数次战争。此后一直到19世纪，日本对朝鲜的侵扰断断续续，从未绝迹。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为了抵制来自日本的威胁，朝鲜才甘心臣服于明朝。
俄国对朝鲜的野心始于19世纪。在19世纪之前，俄国最大的兴趣是往欧亚大陆西部的欧洲以及中亚地区扩张，但是，因为无法突破英法等国的封锁，它转而向欧亚大陆的东部及东南部扩张。在大清疲于应付两次鸦片战争的时候，俄国人充分利用了朝廷在外交上的无知与无奈，在1858年与清廷签署了《瑷珲条约》，未大动干戈就使得清廷自动放弃东北亚地区的一大块领土，在太平洋西岸的海参崴得到一个极具战略价值的港口。而这个甜头又进一步激起了俄国南下扩张的冲动，它想在朝鲜获得几处港口。
1894年8月10日，《夏威夷公报》刊登了的一篇由19世纪美国著名地理学家、政治评论家塞勒斯·亚当斯撰写的文章如此解释朝鲜对于俄国的战略意义：
多山的半岛往大海延伸，几乎可俯瞰日本。朝鲜半岛占据着最有意义、最为重要的地理位置。这是俄国渴望占有她的原因之一……这里土地肥沃，但只有小部分被开垦。在人迹罕至的河谷和深山之中，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世界上最好的一些港口位于朝鲜沿海，俄国只有海参崴，她一直渴望得到朝鲜的元山和釜山，在最恶劣的飓风天气里，她的军舰可以安全地停泊在这些港口，也不用担心被厚冰阻碍。
俄国通过多种方式持续表明其对朝鲜的浓厚兴趣。在过去几年，俄国官员及其代理人一直在朝鲜领土上进行广泛的勘察。我们现在看到的像样的朝鲜地图就是俄国人画的。
相对于俄国，来自日本的挑战更为直接。1873年，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北京议约期间，曾诘问清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朝鲜是否属国？当代主其通商事。”总理衙门回应说：“朝鲜虽藩属，而内政外交听其自主，我朝向不预闻。”
副岛种臣口中的“通商事”，指的是朝鲜对外开放贸易的事情。1863年，李朝哲宗去世后，贵族李应之子李熙即位，是为高宗，李罡应本人则成为“大院君”——李朝的摄政王。李罡应是一位极端保守的人，在他的统治下，李朝奉行着十分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不与清国之外的国家保持政治及商业往来。
闭关锁国的政策恶化了李朝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因为在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正努力打开亚洲市场，并已经在中国以及东南亚斩获颇丰。1854年——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率舰队叩关江户湾（今东京湾）的次年，日本德川幕府也放弃了闭关政策，与美国签署了《神奈川条约》，也称《日美和亲条约》，内容包括日本开放下田与函馆港口通商，美国在下田设立领事馆，以及救助美国遇难船员等项条款。
在日美和亲、清国衰弱的背景之下，李朝的闭关政策难以为继。
早在1844年，美国国会就拟定过打开朝鲜大门的草案。在日美和亲之后，打开朝鲜的大门成为这两个国家的共同目标。1865年，美国海军派两桅炮舰“长公主号”（Princess Royal）到中国，以保护美国在华利益。美国商人普雷斯顿（W.B.Preston）与在天津的英国公司梅多斯商定派这艘炮舰去朝鲜。他们将这艘炮舰改名为“谢尔曼将军号”（The USS General Sherman）。次年8月，这艘船从烟台出发前往朝鲜。它沿大同江而上，几乎航行到了平壤。9月初，当它因江水变浅而搁浅时，李朝军队对这艘不请自入、拒绝离开的炮舰进行了突袭。最终，这艘船被朝鲜人烧毁，船员登岸后都被捕杀。
1871年5月，美国海军将军罗杰斯（John Rodgers）再率5艘军舰，舰上有1230名士兵、85门大炮，从日本长崎出发前往朝鲜，其目的是以武力逼迫朝鲜开港通商。6月，双方在江华岛一带交火。朝鲜军队有243人战死，美军战死者仅3人。但是，罗杰斯并没有实现自己的使命，于7月初离开了朝鲜，移师中国。
前述副岛种臣与总理衙门之间的谈话，即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他希望清朝能说服属国朝鲜开港通商，其立场不仅代表日本，也代表着刚结盟不久的美国。而清朝方面则以“内政外交听其（朝鲜）自主”为由，表示管不了。
总理衙门官员之所以持回避态度，除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官道哲学之外，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低估了西方国家打开朝鲜大门的决心和实力。南洋通商大臣曾国藩在1871年8月10日呈送总理衙门的一份文件或许可以说明这一点：
闻西人谈及美国兵船退出高句丽后回国诸事。现已接得美国回信。原信未见，大意则云，前往高丽，原为立约起见，并无必战之心，彼既开炮，兵船亦即回炮，业将炮台打毁，事已算了，或能就此止戈，亦属妙事。又闻西人私论云，美国王业系四年一更，鲜有恒心，如果劳师远出，设或不能用命，转为失计等语。
1873年，已年满21周岁的李朝高宗开始亲政，李罡应停止摄政，但是，大权旁落于闵妃——大名鼎鼎的明成皇后——外戚集团。
闵妃集团不如李罡应集团那般保守。1876年，在日本的军事施压下，朝鲜与日本签订了《日鲜修好条规》，也就是《江华岛条约》。条约中规定了两国互派大使、朝鲜开放两个港口、日本在通商港口享有类似“领事裁判权”的特权等诸项内容。这是朝鲜对外开港的第一份条约。此后，朝鲜国内亲日势力逐渐发展。
在朝鲜对外开放之初，李朝政权对欧美国家仍持排斥态度，但它毕竟显现了开明的迹象。1880年，前文提到过的美国海军将军薛斐尔率舰队经大西洋、印度洋抵达香港，再由香港出发抵达日本长崎。因为与李朝的直接接触并不顺利，他想到借助日本及中国的帮助与朝鲜建立外交关系。这年的7月，他与李鸿章建立起了联系。
薛斐尔与李鸿章是在天津会面的。自1870年之后，直隶总督多驻天津。二人的初次会面颇为愉快。李鸿章想借美国之力牵制日俄，因而答应尽力为其周旋。正如他在这年10月7日呈上的一份奏折中所言：“美国尚无用兵逼勒之意，但俄人已费巨饷遣将调兵，势必不肯中止，若不图中华，恐遂吞并朝鲜。”作为感谢，薛斐尔留下一名海军中尉军官在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任教官。8月，薛斐尔回国述职。
次年7月，薛斐尔再次来到天津与李鸿章见面。李鸿章对他说，朝鲜国内新旧两派分歧严重，一时难有结果，需要耐心等待。但是，薛斐尔认为李鸿章并未尽力，因为他并不相信朝鲜“内政外交皆自主”的事实，也不了解朝鲜国内新旧两派间的斗争有多么严重，他以为清廷可以命令朝鲜对外开放。
在李鸿章、驻日公使何如璋、驻日外交官黄遵宪等人的周旋之下，1882年，朝鲜终于与美国签订了通商条约。
据日本历史学家伊原泽周的分析，在这几个人中间，黄遵宪起的作用可能最大。1880年10月，黄遵宪撰写的《朝鲜策略》一文经朝鲜特使金宏集呈给朝鲜高宗，在朝鲜朝野引起轰动。在此文中，黄遵宪将俄国列为朝鲜最危险的敌人，并以此为基点，提议朝鲜采取“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的策略。
在朝美签订条约的过程中，李鸿章坚持要加入一条写明朝鲜是清朝“属邦”的条款，以“取悦于慈禧太后，而且也可借朝美条约，为其他列强继续与朝鲜立约的蓝本”。但是，李鸿章的这个要求被薛斐尔拒绝，因为后者认为签订条约的双方应该都具有平等地位。双方达成的妥协是，这一事实确定在此条约的附属条款之中。伊原泽周评论说：“李鸿章一心一意所坚持的属邦问题，除维持了封建的大清王朝的‘面子’之外，确无任何的实际意义可言。”没过多久，这一条款就因朝鲜爆发“壬午兵变”而被推翻。
1882年7月，“大院君李昰应煽乱兵杀执政数人”，发动兵变，且兵分两路，一路攻入皇宫，另一路攻打日本使馆，结果闵妃逃往忠州，日本公使花房义质逃回日本。在闵妃的请求之下，中国出兵朝鲜；日本也在花房义质的请求下出兵。最终的结果是，叛乱被镇压，李罡应投降并被押往天津，后来被软禁于保定旧清河道署，闵妃则重掌政权。
8月30日，日朝两国签署了《济物浦条约》。这项条约除规定赔款、开港等条件之外，尚规定有“日本公使署兵员若干备警事”，也就是说，日本获得了在朝鲜的驻兵权。此后，中日在朝鲜皆有驻兵。同年，中国亦与朝鲜签订通商条约。
1884年，经日本策划，朝鲜又爆发“甲申政变”。12月4日，以金玉均、洪英植等人为首的亲日的“开化派”（《清史稿》称之为“维新党”）推翻闵妃一派支持的辅国闵台镐、赵宁夏政府，控制高宗，组建了新政府。三天之后，年仅25岁的“朝鲜总督”袁世凯率驻朝清军帮助闵妃夺回了政权。洪英植被处斩，金玉均逃往日本。此后十年，朝鲜政局虽然变乱频频，政局却无根本动摇，直至189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