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报道说，英法联军攻克大沽炮台、占领天津之后，花了整整两周时间与中国代表们谈判。“最终，这些中国代表再一次展示了他们政府的背信弃义，他们称，他们没有权力签署已经缔结的条款。因此，部分联军已经朝通州进军。通州距离北京大约10英里，是大运河北端的终点”。
在攻克大沽炮台之后，有一条传言不胫而走，即“作为中国皇帝的客人，额尔金与格罗斯将去北京，仅有一支骑兵护卫队陪同”。听到这个传言之后，《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英国人对中国官场文化的观察：
如果这条消息属实会发生什么呢？北京的街道上会流传清军获胜的消息。毫无疑问，他们的消息还会加上这么一句：因为没有能力对抗可怕的炮台，夷人已经投降；我们允许他们作为朋友进城；他们已经停止了暴力；他们中的大人物将率领勇敢的卫兵帮助大清帝国镇压在上海的太平军；这些夷人都是来向皇帝献礼的。
清朝政府给了马嘎尔尼勋爵很好的接待。如果他们不从这位高级大使及其庞大的骑兵扈从身上捞一些政治资本，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我们不怀疑额尔金勋爵和格罗斯男爵会受在北京受到礼貌的接待，因为官员们的内心仍然对远方看不见的军队感到害怕。但是……这两位全权大使并不会因此而成功地完成自己的使命。皇帝不会对一个他以为是手下败将的人作出重要的让步。
文章清楚地阐明了英国人一定要攻入北京城的原因：
要与中国达成和平，没有什么事情比让北京知道英国随时能够攻打中国并且会惩罚任何违约行为更加必要。在中国皇帝知道这一点、官员们知道这一点、贵族们知道这一点、中国的百姓们知道这一点之前，与中国达成的任何条约绝不可能有任何实际的价值。只有当他们都知道这一点，我们才能从这项长期以来迫使我们在这个帝国的郊区屠杀华人群众的令人厌恶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数百万的战争预算已经得到批准。
英法联军在天津到北京的征途上获得的经验，不仅是战争经验，还包括对中国老百姓的认识，使他们对未来的行动充满信心。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1860年9月8日和9日，一队骑兵和大约1000名英法联军士兵先后从天津出发，开赴北京。9日中午的时候，联军士兵们在一个叫浦口的镇子停了下来。因为害怕战争给自己带来灾祸，这个镇子的居民逃走了一半。“但是，从天津就跟着我们上路的中国人很快就建立起来了一个市场。生活必需品流入了市场，每件事都像预期的那样舒适……第二天，我们抵达一个叫杨村的大镇，那里也容易买到生活必需品。我们在那里买了400只绵羊”。
因为得到当地人的帮助，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后勤补给没有太大的问题。不久之后，《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英国未来的对华政策》文章。文章写道：
中国老百姓顺从的性格（submissive character）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所有困难，只要能调动并维持中国老百姓（对我们）的信心，为此，必须要展示坚定不移的强硬姿态……毫无疑问，我们将达成一个新的条约，并将在中国保留足够的兵力，以确保此条约彻底执行。
对于这些西方入侵者来说，普通中国人的“顺从的性格”，带给他们以巨大的惊喜。尽管少数西方人早已经认识到，中国人的这种“顺从的性格”与几千年来的专制政体及相应的文化有关，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却错误地认为，中国老百姓的顺从是欧洲强硬姿态的必然结果，他们以为“只要欧洲继续表现强硬，中国老百姓就将继续顺从”。
实际上，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西方人对英法联军的命运不无担心。而导致他们担心的最大因素，正是中国庞大的人口。
1860年8月18日，尽管英法联军已经在天津大沽获得节节胜利，但是，尚未获得捷报的美国《纽约时报》却发表了一篇基调似乎颇为悲观的文章。文章写道，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超过了3亿，这场中国战争可能变成一场能够改变人类历史面貌的长期战争，英法联军在中国将要遇到的困难或阻滞，或许与觉醒了的日耳曼野蛮人带给罗马帝国的危险可以相提并论。
这篇文章的基调似乎显得有些过分悲观，因为英法联军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它的价值在之后几十年的时间里逐渐得到印证。
根据英国《雷诺报》的报道，9月18日，英国特使巴夏礼率一队人马与僧格林沁谈判，但却被拘押。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英法联军与清军进行了交火。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9月18日和21日，双方先后进行了两次交火，地点分别在通州的张家湾及八里桥。僧格林沁率领的3万清军被彻底击败，失去了所有的火炮。英法联军则只有18人负伤。
后来，在劫掠圆明园的过程中，一位英国士兵意外地发现僧格林沁写给咸丰帝的奏折。一位见证了交火、劫掠圆明园及发现这份奏折的整个过程的英国人写道：“他向皇帝保证，他有信心能够歼灭我们，因为他已经在张家湾的路面上作了安排。9月18日，我们和清军曾在张家湾交战。僧格林沁乞求皇帝不要担心结果，因为他已经查明我们的兵力很少，他有信心可以围歼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