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9月22日，英法联军在距离北京约7英里，距离通州约4英里的地方扎营。《悉尼先驱晨报》报道说，英法联军之所以没有骚扰通州，“是为了让通州居民有两个选择：或者在公平和对等的条件下向联军提供必需品，或者遭到洗劫。他们选择了前者。于是，军需补给没有困难了”。
此时，清政府又提出了谈判的请求，但额尔金极其认真地表示，要等到巴夏礼和其他被囚官员被释放才愿意谈判，并威胁说，如果这些人不被释放，将炮轰北京城。
额尔金的威胁最终被证明是徒劳的。但是，因为英法联军缺乏足够的炮弹，他的威胁也无法立即实施。
10月5日，英法联军所需要的火炮和弹药通过大运河运达通州之后，他们朝北京进发。在听说有大量清军在北京北部扎营的消息后，他们将找到并击退这股清军作为第一目标。但是，前锋部队搜查了很大一片地方，却没有发现清军的踪影，也没有发现任何清军军营的迹象。“我们在下午1点停止搜查。晚上派出了侦察兵，他们与清军的哨兵遭遇，这些哨兵向他们开了三枪。6日早晨，我们再次出动，并抵达前晚发现清军哨兵的地方，但是，那里只剩下一片寂静。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高的砖窑，站在上面，可以清楚地看见在5英里之外的北京城墙内的几座城楼和其他的建筑物”。
英法联军继续追踪撤退的清军。穿过北京城北的一个树木繁盛的村子之后，他们发现了一个半英里长的土木工事。这个土木工事距离北京约1英里。而清军就在附近的房屋之中。在进行了一场战斗之后，清军败走，留下了8名死伤者。之后，联军占领了这个土木工事。而圆明园就在这个工事西北面约5英里的地方。
于是，大部分英军在这个地方扎营，而法军、绝大部分英国骑兵以及一些炮兵则向圆明园开拔。
根据《悉尼先驱晨报》的记录，英法联军在10月6日突袭圆明园时，园内当时有300名太监以及40名园丁，其中，有枪的只有20人。这些人作了无力的抵抗，结果2名太监被杀，2名法国军官受伤。圆明园被占领。
《雷诺报》刊登了一封由某位随军英国人写的书信，它描述了英法联军在10月6日至8日劫掠圆明园的过程：
每个房间都被洗劫。中国的古董、外国的工艺品都被拿走，如果太大而不能被拿走，则就地将它毁掉……房间里堆满了用昂贵的丝线和金线绣成帝王龙图案的外套、靴子、饰头巾、御扇等物。储藏室内堆满了一卷卷的丝绸布料。在广州，这些布料要卖到20到30美元一匹。经清点，储藏室里的丝绸布料有7万或8万匹。数百匹丝绸布料被扔在地上，在地面上铺了厚厚的一层，士兵们在上面践踏。他们互相抛扔这些布匹，能带走多少就带走了多少。他们用丝绸布料而不是绳索加固装满了绸布的车辆。整个法军军营有几百匹这种布料，有些被堆积起来，有些用于制作帐篷、床铺和床单。
8日下午，一队法国人拿着棍子进入各个房间，将带不走的每件东西——镜子、屏风、格子墙等——统统打碎。他们说，这样做是为那些遭到野蛮对待的战俘和同胞们报仇。
圆明园有一个金库，已经在一支守卫队的看守之下。这个金库藏有大量金锭和银锭。这些金银财物将被英国人和法国人瓜分。
被毁坏的财产的总价值相当于我们要求的一大笔赔款。在圆明园的某个房间里，额尔金勋爵签署的《中英天津条约》文本被我们发现。这个文本之前被某人扔在了地面上，与一堆破碎的东西搁在一起。文本上醒目的英文文字，吸引了发现者的眼光。
英军总司令发布的一条命令说，将士们掠得的所有财物都要公开拍卖，拍卖所得归军队所有。拍得的宝物归拍买人所有……估价达到6.1万美元的财宝只卖出了3.2万美元……这笔钱将当做奖金进行瓜分。
英军总司令的这个决定引起极大不满，因为参与奖金分配的只有在场的官兵，那些留在营地的，驻守在通州和其他地方的士兵则被排除在外。为了平息这种不满，英军总司令和将官们放弃了自己的分配权利。
英军将士将一把价值不菲的金壶献给了总司令……大型珐琅彩、花瓶和饰品的拍卖价格赶上了上海的市价。因为是咸丰皇帝的财产，这些宝物身价倍增。举行拍卖会的地方是一个寺院（The Temple Lamasiri），这里已经暂时成为联军的总部。拍卖的场景值得艺术家用铅笔将它画下来……圆明园财宝的四分之三被毁掉或者被法国人抢走。
刊登在《雷诺报》上的另一篇文章写道：
额尔金勋爵、韦德先生、格兰特将军、纳皮尔爵士带着他们各自的队伍抵达圆明园时发现，法国人已经舒适地在那瑞安营扎寨了。大部分最珍贵的财宝也已经被法国人拿走。他们将笨重的、不那么珍贵的财物留给了英国人。或者说，法国人将不能带走的东西留给了我们。
圆明园的辉煌壮丽无法用语言描述。门口或接待大厅铺上了大理石，并涂上金色、天蓝色以及最华丽的大红色。皇帝宝座是以美丽的黑木雕刻而成，靠垫上绣了几条金色的龙，凡见者无不由衷地赞美。每间内室和大厅的装饰都非常不俗。
那一卷卷的丝绸、缎子、黑纱，都是极好的工艺，是法国士兵制作腹带和头巾的好材料……玉石和瓷器都价值连城。一些路易十四时期风格的瓷器会让很多古玩爱好者的眼睛放光。我们看见一柄宝剑，其上有英国盾徽，镶有宝石，明显是一件古物，引起了一些猜想。《天津条约》也被找到。各式战利品如此之多，让人不知带走哪些为好。
有一个事实足以说明宫里的绸缎之多：英法联军的士兵们用最昂贵的丝带和缎带捆绑家禽、旧罐子等物品。
宫中所有女人都逃走了。被她们遗忘的那些小型日本狗——有点像查尔斯王犬（King Charlesspaniel）——在紧张不安地四处乱跑。
韦德先生找到一些珍贵的书籍和文稿。我们相信，其中一些会捐给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
10月6日——劫掠圆明园的第一天——晚上，额尔金派人联系北京当局，提出了两项要求，一项是释放被拘押的俘虏，一项是打开北京城门，如果不答应，将炮轰北京城。“他们遵守了对第一项要求的承诺。8日，我们高兴地欢迎巴夏礼、亨利·洛克、一名法国官员以及几位招募自印度的锡克骑兵团成员回到军营”。
巴夏礼等人倾诉了自己在监狱中受到的折磨。《雷诺报》刊登的一封书信如此描述：
他们在僧格林沁的军营受到最残忍的折磨。他们被迫跪在每位军官——无论这些军官的级别有多低——面前。他们的脸被摁在尘土中摩擦。他们的双臂被绑在身后，而后被放在马背上，先是被运到通州，而后被装入一辆乡下手推车并被送到北京，而后被关入地牢……巴夏礼先生曾因没有即刻回答问题而被揍，额尔金勋爵的秘书洛克先生（Mr.Loch）则因为不会说中文而挨打。
另一封书信写道：“安德森先生和诺曼先生分别在被俘之后的第8天和第11天死亡。他们死于清军的残忍虐待之下。这些虐待包括：用绳索紧紧地绑住他们手腕、不给他们吃的，以及其他惨无人道的酷刑。跟他们绑在一起的一名锡克军士活了下来，他给我们讲述了这些事实。”
英国《牛津杂志》引述一篇发自《泰晤士报》的报道说，这些人被拘押在公共监狱的拥挤不堪的牢房中，铁链缠身，被困锁在长椅上，颈上再套以铁枷，而铁枷又被从房梁上垂下来的铁链锁住。“因为乞求食物和水，安德森、诺曼、鲍比、布拉巴宗以及被俘的锡克骑兵团成员，在白天被暴晒在烈日之下，在晚上经受着严寒，锋利的皮带嵌入他们的手腕和脚踝。他们忍受着中国狱卒的踢打”。
在这些俘虏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鲍比——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不久之后，他的尸体也被找到。
鲍比的遭遇引起西方媒体同行的广泛关注和不满。如果说，在得知虐囚事件，尤其是鲍比遭遇酷刑乃至死亡的消息之前，西媒在报道英法联军入侵中国一事上还会考虑平衡支持与反对两种意见的话，那么，此后则基本只有一种声音——支持。需要说明的是，摧毁圆明园的行为仍然遭到许多西媒的谴责，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支持入侵中国。
巴夏礼等人回营之后，额尔金与法国的格罗斯将军等人一起商议了报复的策略。额尔金主张踏平紫禁城，以警告中国人不要用绑架作为谈判的手段，格罗斯则主张烧毁圆明园，因为这样做不会危及条约的签订。格罗斯的主张得到了采纳。
10月6日至8日对圆明园的劫掠，并没有完全毁掉圆明园，但已经足以震慑清朝皇室。根据《雷诺报》的报道，10月13日早晨，清朝皇室再派恒祺与巴夏礼等人谈判。之所以派恒祺出马，是因为他曾经担任过广东的“河伯”（Hoppo），即广东海关监督，与曾经担任过英国驻广州领事的巴夏礼相熟。但是，在那个背景之下，这种交情显得有些讽刺，正如巴夏礼没有因为这种交情而免受虐待，恒祺也不会因为这种交情得到任何好处。
巴夏礼告诉恒祺，如果不在13日中午之前投降，英法联军就要炮轰北京城。巴夏礼说这番话的时候，攻城炮已经就位。“恒祺走出接待厅并且说，所有我们的要求都得到同意，他们会打开城门，不会有任何抵抗”。
根据《悉尼先驱晨报》的报道，英法联军进城之后，立即挂起了英国和法国的国旗。“英国的国旗套在城门旁边的高高的旗杆上，法国国旗则在城墙窗口外飘扬，表明北京城已经被英法联军占据，而北京城的无敌神话由此破灭……中国人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别让联军中的中国苦力进城。联军答应了这个条件”。
《泰晤士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对控制了北京的英法联军的前途表达了乐观情绪：“额尔金勋爵此时掌握着这个‘鞑子朝廷’（The Tartar dynasty）的命运。他可以让它继续下去，也可以消灭它；他可以恢复其官僚系统，也可以永久废除它，让这个国家改变其制度。”这篇文章的作者甚至认为完全可以在中国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在地球上，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如此倾向于自我管理，或者如此迅速地养成自我保护的习惯。这种能力可能来自于这样一种从未停止的需要：他们从来不能指望他们的政府，也从来不能从强盗、造反者或贪污腐败的官僚那里得到保护，而且，因为强盗、造反者和贪官污吏总是威胁或劫掠他们，他们总是被迫联合起来。实际上总有一套系统使他们走到一起。因此，在中国组建一个新的政府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困难。
文章作者写道，除掉“鞑子专制政府”（Tartar Despotism）并不会使中国面临任何的无政府状态的危险，因为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满族人的专制只是中国漫长的无政府状态的面具而已”。
这篇文章将咸丰皇帝称为“软弱且放纵的人”。文章写道，咸丰皇帝带着朝臣、家眷和军队现在已经出逃到热河，在那里的宫殿中的沉闷的亭台楼阁之中继续过着放纵的生活。长期以来，他“只是这个帝国的一尊被百姓蔑视的雕像而已”。
圆明园的厄运并没有因为北京投降而改变。10月18日，部分英法联军再向圆明园进军。英国《伊普斯维奇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他们的军队在向圆明园进军时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因为一个清兵也没有看见。
《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写道，法国和英国士兵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挥舞着棍棒和斧头乱砍，屏风、壁橱，凡是太过笨重而无法移动的，都没有幸免。“很难为第二次加剧的复仇找到正当理由，因为幸存的战俘已经被释放回营，而且清朝政府已经答应支付赔款，这些赔款已经兑现。这是作为谋杀欧洲人的惩罚”。
最终，这个“万园之园”被付诸一炬。在摧毁圆明园的过程中，士兵们意外地发现1793年出使北京的马嘎尔尼勋爵送给中国皇帝的两件礼物：一辆典礼用的四轮大马车，以及两门榴弹炮。“这两件礼物都依然完整，保持着非常好的状态，显然是得到了仔细地保管。但是，奇怪的是，他们拥有了这些枪炮，却从未作出过任何努力去改善他们自己的野战炮车”。
根据《纽约时报》的记录，在法国出兵远征中国之前，法国考古学家乔马德曾恳求法国政府派一些训练有素的人跟随军队，以阻止他们对古迹、纪念品和艺术品的破坏。“他预见到了在10月犯下的这场暴行。但他的警告没有得到重视，圆明园及园内珍品皆被摧毁……圆明园藏有的不仅有中国皇室的漂亮家具和无数奢侈用具，还有这个帝国的无价的档案材料，以及这片土地最珍贵的传统，这些传统从未与四千年的历史失去联系”。
文章引述乔马德以及巴黎大学汉学教授斯坦尼斯劳·朱利安的话说，圆明园是一座举世无双的博物馆。“他们说，与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破坏相比，对卢浮宫或者大英博物馆的破坏显得无足轻重，因为法国和英国的馆藏主要来自其他地方，而圆明园则是中国历史和中国艺术的宝库……乔马德把额尔金勋爵的行为称做‘对人类造成的无法弥补的伤害’，他想知道，是否可以找到抵抗这种恶行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