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12年之后再议”条款的存在，1854年，《南京条约》签订12年之后，英国政府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认为自己也享有与中国再议条约的权利，于是委派约翰·包令（Sir John Bowring）与清朝政府商谈此事。
根据《英国立法年鉴》的记载，1854年2月13日，英国外交大臣克拉伦登伯爵致信包令，大意如下：
我们希望得到一些权益，在这方面，我们甚至有条约规定的权利（指“12年之后再议”条款）。在这些权益之中，我要提到的是与中国当局自由地、无限制地沟通，自由进入一些中国城市，尤其是广州。但是，处理这些问题要十分谨慎。因为如果通过威胁的语言施压却不能奏效，国家荣誉将要求我们诉诸武力。而诉诸武力的实际好处却并不清楚，因为我们可能将已经在中国成长起来的巨大商业利益置于危险之中。通过良好而温和的方式进行处理，我们获得的实际好处将极大扩展。
包令出身于商人家庭，极有商业与外交天赋，他被认为是最伟大的语言天才之一，据说，他懂得200种语言，并能说100种语言。他的才华使他成为英国著名哲学家、法理学家边沁的忘年交。他曾在边沁创办的《威斯敏斯特评论》杂志担任编辑。在担任编辑期间，他致力于提倡自由贸易、议会改革及普及教育。1829年，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1835年，43岁的包令开始涉足政坛，成为了一名议员。
1849年，外交大臣帕默斯顿任命包令为驻广州领事。四年之后，他从广州回到英国，并出版了一本货币学著作。在接到克拉伦登伯爵的指令后，作为英国的全权大使及香港总督，包令再次出使中国。
与此同时，美法两国也援引最惠国待遇的权利，要求与清政府重新议定和约。因为目的一致，英法美三国决定共同施压。
《清实录·文宗实录》的记载了咸丰帝对此事的态度。1854年6月23日（五月丙寅），咸丰帝在上谕中说：
其美酋麦莲、英酋包令同时更易。据该督（指两广总督叶名琛）探知，系因前在江南定约时，有十二年后再行重订之语。是该夷意在要求，尤当不动声色，加之防范，届时惟有随机应变，以绝其诡诈之谋。
至于具体如何防范，如何应对，咸丰帝并未交代，因为“叶名琛在粤有年，熟悉情形，谅必驾驭得宜，无俟谆谆告诫也”。
由于圣旨语焉不详，对于英国大使包令、美国大使麦莲（库欣前任）提出的很多次会晤及修约要求，叶名琛只能以“拖”字诀应对。晚清学者、外交官薛福成曾如此总结这名粤海重臣的外交策略：“凡遇中外交涉事，驭外人尤严，每接文书，辄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顾其术仅止于此，既不屑讲交邻之道，与通商诸国联络；又未尝默审诸国情势之向背虚实强弱，而谋所以应之。”
而如果我们能了解咸丰帝对与英国人擅自修约的耆英的态度，则能进一步理解叶名琛的无奈。
1850年正月，道光帝驾崩之后，19岁的咸丰即位。同年12月1日，咸丰即“颁朱笔罪穆彰阿、耆英谕”：
任贤去邪，诚人君之首务也！去邪不断，则任贤不专，方令天下因循废堕，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是朕之过……耆英之无耻丧良，（与穆彰阿）同恶相济。尽力全之，似此之固宠窃权者，不可枚举……伊酋（指英国人）犹欲引耆英为腹心，以遂其谋，欲使天下群黎复遭荼毒，其心阴险，实不可问……至若耆英自外生成，畏葸无能，殊为诧异。伊前在广东时，惟抑民以奉夷，罔顾国家……上乖天道，下逆人情，几至变生不测……今年耆英于召对时，言及英夷如何可畏，如何必应事周旋，欺朕不知其奸，欲常保其禄位，是其丧尽天良，愈辩愈彰，直同狂吠……贻害国家，厥罪维均，若不立申国法，何以肃纲纪而正人心……耆英虽无能已极，然究属迫于时事，亦着从宽降为五品顶戴，以六部员外郎候补。
英法美三国要求重新修约时，中国正南北受困：南面太平天国起义如火如荼，已在一年前定都南京；北面俄国步步紧逼，5月末兵陈黑龙江。内困外扰互为呼应，中央政府束手无策。于咸丰而言，既然下诏将议和斥为“抑民奉夷、罔顾国家”之举，自是金口玉言，不到穷途末路、万不得已之时不会食言。
于是，修约之事一拖再拖。至1856年10月，借“亚罗号事件”的机会，英国人终于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至于动武可能会影响英国在华正当商业利益——克拉伦登伯爵所忧虑的——可能性，英国政府和议会顾虑不了那么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