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本质如何，它与前次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正如约恩维利所言，它反映的是欧洲——更确切地说是“西方”——与中国之间的问题，而不只是英国与中国之间的问题。换句话说，这场战争是欧美列强瓜分中国的开始。至于西方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目的，也如约恩维利所言，是要让西方人在中国每个地方都享有贸易、居住等在他们看来是天赋的、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同时实现基督教一统天下的宗教理想。
实际上，早在19世纪40年代，西方人已经有联合瓜分中国的迹象。继英国与中国签订《南京条约》（1842）、《五口通商章程》及《虎门条约》（1843年）之后，1844年，美国人和法国人先后与中国签订了《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除却赔款、割让领土诸条款之外，法美两国获得的权益与英国基本相同，比如，在五个通商口岸自由贸易、居住等权利，关税优惠的权利，领事裁判权与最惠国待遇等权利等。
中美《望厦条约》中的一项条款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这份条约的第34款，也就是最后一款规定：
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
也就是说，美国可以在1856年与中国重新议定条款。因为英法两国都享有最惠国待遇，因此，这两个国家也可以与中国重新议定条款。
纯粹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这个条款极富有政治智慧。它是美国特使迦勒·库欣（Caleb Cushing）的杰作。
1800年，库欣生于美国麻省，他的父亲是一位富有的造船专家和商人。他13岁就进入哈佛大学念书。而后，他的人生几乎四年一变。17岁大学毕业之后，他留校教授数学。4年之后，他进入司法领域。再4年之后，他当选麻省众议员。再4年之后，即29岁时，他去了欧洲。在33岁时，他当上了国会议员。
他的国会议员身份一直持续到1843年。在第27届国会期间（1841年3月～1843年3月），他是美国众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1843年，美国总统约翰·泰勒提名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1844年2月，经过208天的航程之后，库欣抵达了澳门。4个月后，他与谈判对手钦差大臣耆英在澳门见了面。
纵观耆英之生平，其学无专长，凭祖荫出仕，仕途之路颇为杂乱无章，宗人府、兵部、内务府、理藩院、工部、户部、礼部等中央各部走了个遍。在家天下的时代，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实在算不得奇怪。这些人大都以人情世故为专业，能力止步于欺上瞒下，根本就难堪大用。在受到皇帝宠幸时，这些人一般总是哪里有空缺去哪里，哪里有需要去哪里。根据《清史稿》的记载，“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粤事急，琦善既黜，调耆英广州将军，授钦差大臣”，颇有事出无奈之感。
国难当头之际，耆英遇上像库欣这样的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士，只能甘拜下风。经过半个月时间的谈判，1844年7月3日，双方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了条约。对耆英来说，既然条约大事已定，留下“12年之后再议”这样的口子根本不是问题，列强环伺，国势羸弱，谁能知道12年之后的事情呢？
而对库欣来说，这个条约足以成就他的美名。
在1845年出版的《历史文库》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萨缪尔·蒙德写道：“此次与中国签订条约是本季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有一些人曾很有把握地预言他出使期间将遇到很多困难，但是，出乎他们的意料，库欣先生完成了所托付的每一件事情，整个出使过程出奇地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