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行商们来说，在享受对外贸易的垄断地位的同时，“连坐之罪”或许是不得不承受的风险和代价。“海王星号事件”就是一例。再比如，1827年10月8日出版的《悉尼公报》刊登了一篇讲述怡和行——广州十三行之一——当家掌柜伍浩官被敲诈的文章。文章内容大概是说，某人父亲在伶仃洋（Ling-Ting）被一位洋人所杀，而伍浩官被指控放走了这个洋人，最终被这位被杀者之子及官府敲诈。文章写道：“行商浩官的罪是有钱而胆怯。最近，他被人以多种方式勒索金钱……中国遍布着道德败坏，这里不信上帝，充满了肆意报复、说谎、欺诈和淫荡的恶行。”
在与中国商人互通有无或者勾心斗角的过程中，外国商人逐渐了解到其商业对手的难处。在1830年出版的《爱丁堡百科全书》中有一段非常特别的文字，它反映了外国人对中国的政治和商业环境的感知：
在这个国家，要忍受清朝官员的任性、残暴和勒索的并非只有下层和贫困阶层，有钱人也没有足够的安全感。权贵们对他们的掠夺甚至更为频繁。因此，中国的富人非但不会从财富中得到安慰，相反，他通常害怕使用财富，至少害怕让人知道他在使用财富。他非常谨慎，不会通过住豪宅或者穿得比邻居更好的方式让人知道他有多富裕，以免引起他的居住地的长官们的注意，否则，长官们很快会找到某些手段——比如某项禁止奢侈的法律（sumptuary law）——拿这位富人开刀。
因此，我们总是可以看到，清朝的官员们有权支配法律。虽然皇帝的诏书表达了最深切的焦虑，并且制定了最严厉的刑罚，以防止法官和官员们的渎职、腐败以及对人民的压迫，但是，这些规定非常普遍地被那些最应该遵守的人无视。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再也找不到哪个国家的政府比清朝政府更挥霍、更暴虐。
贪污腐败是最被他们的法律谴责的罪行，但众所周知，这是清朝最为普遍的罪行。显而易见，这种邪恶是如此地无处不在，以至于所有公平正义以及良好政府的基础都被完全颠覆。在广州，英国商人从未遇到过不接受贿赂的政府官员。
在1835年的5月刊的《中国丛报》上刊登的一篇介绍清国的文章中，引述了一段英国汉学家斯汤顿爵士在他翻译的《大清律例》（Ta Tsing Leuh le）的序言中所写的一段话：
尽管清朝的法典存在缺陷、内容繁杂，但中国人提到它时普遍都感到自豪，并且赞叹不已。大体而言，他们所渴望的似乎只是法典内容公正，不会朝令夕改，在执行时不偏不倚，不受腐败的影响。但是，事实正好相反，清朝的法律经常被那些执法者们及护法者们破坏，而且，不幸的是，他们还不受惩罚。
无论如何，对外商而言，广州体系带来的不便是方方面面的。如果说，不许在广州过冬、不许带外国女人进广州、只能住在行商指定的住所等规定影响的是外商们——确切地说，是贸易代表们——的生活的话，那么，其他规定则影响了外商们——确切地说，是来自各阶层的形形色色的股东们——的生意。
更重要的是，在西方人看来，广州体系中的某些规定已经侮辱了他们的人格。比如，刊登在《中国丛报》上的一篇文章解释道：“清朝政府认为夷人不懂道理，因此颁布了这样一道命令：当英夷和其他人住在行商的工厂里的时候，行商有责任用心控制并约束他们，不要让他们随意出入，以免他们与不忠的本地人进行交流或作出秘密安排。”
无论清朝统治者是出于何种考虑，比如，地方统治者寻租的需要，皇帝对洋人与汉人联盟的担心，他们制定的这种复杂、繁琐的程序，与西方人习惯的贸易体系相距甚远，双方的仇怨因此而加剧，并且导致冲突升级实属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