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之后，《中英南京条约》签订（1842年）之前，中国只有一个合法的通商港口——广州。在每年的贸易季节，一般是11月至次年3月，这里都会十分的热闹。在这八十多年的时间里，清政府主要通过西方人所谓的“广州体制”（Canton System）对外贸进行规范。
根据《清实录·高宗实录》的记载，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戊子日（1760年1月29日），皇帝批准了两广总督李侍尧提出的《防范外夷规条》。这些规条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防范外夷与汉人及“内地奸商”交结往来，危害大清政权。这份《规条》的内容有助于我们理解乾隆为何在1793年拒绝英国特使马嘎尔尼有关增开通商口岸的要求。《规条》大意如下：
其一，“禁止夷商在省住冬”，如业务未能及时处理完毕，“亦令在澳门居住”；
其二，“夷人到粤，宜令寓居行商”，并由行商“管束稽查”；
其三，禁止向外夷借贷资本，禁止外夷雇请汉人；
其四，严禁外夷雇人传递信息，防其与内地奸商往来交结；
其五，夷船在广州停泊时，“酌拨营员，弹压稽查”。
道光十五年（1835年），两广总督卢坤等上奏“酌增章程八条”，目的在于“防范贸易夷人”：
其一，外夷护货兵船，不准驶入内洋；
其二，夷人偷运枪炮，及私带番妇人等至省，责成行商一体稽查；
其三，夷船引水买办，由澳门同知发给牌照，不准私雇；
其四，夷馆雇佣民人，应明定限制，严防匀串作奸等弊；
其五，夷人在内河应用无篷小船，禁止闲游；
其六，夷人具禀事件，一律由洋商转禀，以肃政体；
其七，洋商承保夷船，应任派兼用，以杜私弊；
其八，夷船在洋私卖税货，责成水师查拿，严禁偷漏。
1835年4月11日，道光帝批复说：“所议俱妥！须实力奉行，断不可不久又成具文也！勉益加勉！”
无论是李侍尧提出的《防范外夷规条》，还是卢坤提出的《章程八条》，尽管列出了若干禁止事项，却并未列出违禁应受到何种惩罚。总之，官员们拥有了充分的“自由裁量权”，为其徇私舞弊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另外，根据这些规定，“洋商”（即行商）对外商的行为有监督和担保的职责；外商不能直接与官府接触，如果他们要向官府反映问题，必须通过行商转禀。通过这种制度安排，地方官可以通过压榨行商以寻租，而不必直接面对外国商人，万一出现事端，也多少可撇清些责任。对他们来说，与洋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亲身洞察夷情似乎是一件不重要甚至是丢脸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