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满眼都是与我肤色迥异的人种的陌生街头，只有我一个“老外”，不安感在心底骤然升起。与在海滩时放松惬意的感觉不同，这里人和车都很密集，路边的摊位又多又乱，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局促。身边尽是直勾勾看着我、为引起我注意嘴里发出“嘶嘶”声、把货品突然伸到我眼前希望我买下的人，走到哪里都感觉好像有无数双眼睛牢牢地盯着自己，让人浑身不自在。
我还是硬着头皮到两家旅馆看了看房间，条件和我之前住的差不多，公共卫生间，自带发电机。我跟自己说，住在如此的闹市之中，恐怕也没法休息好，而且我开始想念那个看CCTV新闻频道的可爱大叔了。
我站在拥挤的街头，清楚地听见自己喉咙里“咕咚”响了一声。多一秒都没再停留，伸手拦了辆出租车，回到了码头附近的小旅店。
路上我不住暗骂自己：真是越活越抽抽。
享受超级国民待遇
在这个基础设施糟糕的国家挑选住处时，一定要问清楚旅店是否自带发电机。否则，不只夜里要摸黑，手机、相机的电也要断了。在弗里敦的闹市区，有不少黑人开的经济型旅馆，价格公道，通常没有空调，只带电扇，卫生间也是公用的，每天大概5万利昂。沿海有一些不错的旅店，价格稍贵一点点。如果想住高档些的，最好去黎巴嫩人开的酒店，价格从150美元起。有家中国人开的酒店在当地很有名，以塞拉利昂最高的山峰命名，叫“宾图玛尼”，大堂甚至有Wi-Fi覆盖。但这些都不重要，相信我，在这里你绝对会觉得蚊帐比空调、Wi-Fi什么的重要多了。
启程去塞拉利昂之前，我曾给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馆发过一封E-mail，表达了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想采访大使先生的意愿。很快我就收到了肯定的答复，信中不仅有大使的办公时间，还附上了负责人的联系电话。
我乘坐的航班是在一个周五的傍晚抵达弗里敦的。我在丽姐开的小旅店，忍受着时差的煎熬，伴着劲爆的音乐，度过了三个无法入眠的夜晚后，终于挨到了周一，可以去采访大使旷伟霖先生了。
大使馆在离弗里敦最近的一座山的山腰上。从小旅店打车过去，车子依然需要经过无数的坑洞，穿过市中心蹦到山上。
使馆的看门人Bangula是个十分活泼可爱的大叔。当他见到新面孔的“白人”时，兴奋之感尽显无遗。他指指自己T恤上的“中塞友谊”四个字，问我可不可以合个影。我也正有此意，红色的T恤和大叔的性格好相配。
合完影，大叔将我领进门。使馆内种了很多种绿色植物，曲径通幽，比外面凉爽了很多。
见到西装革履的旷先生，我顿觉有些失礼。为了压缩行李，我带的衣服都属轻便休闲类的。幸好旷先生不以为意。
我问了旷先生一些塞拉利昂的基本情况。塞拉利昂的国土面积是71740平方千米，只比两个海南岛大一点儿。首都弗里敦的面积只有整个塞拉利昂的1/200，却承受着全国1/5人口的压力。内战时期，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战争结束后，他们不愿回到已经被毁的家乡，滞留在首都，大多数年轻人无所事事，只能靠做些小买卖和兑换美元勉强生活。失业率高达70%，令人咋舌。长达11年的塞拉利昂内战共造成20多万人死亡。在201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塞拉利昂排名倒数第10。
塞拉利昂的酋长制很有意思，全国有大大小小上千个酋长，大酋长约有100多个。有些大酋长的领地里有钻石矿或者金矿，这种酋长就会富得流油；而那些小酋长，领地面积小得可怜，除了野草，什么都不长，这种酋长的经济状况和平民没啥区别，只是徒有头衔而已。在所属的领地中，酋长的权力非同一般，对国家的治理作用影响很大。酋长不只有男性，还有女性。无论男女，他们都十分受人尊敬。这种酋长制有点儿像美联邦，只是各方面制度还不够成熟。
一百多年前，黎巴嫩人来到这里。内战前定居于此的黎巴嫩人已达1万多，现在大概只剩下一半。他们在这里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餐饮、零售、矿产、酒店等行业多有涉足。黎巴嫩人有不少选择与当地人通婚。我可以在大街上轻易分辨出黎巴嫩人与当地人混血的后代，他们的皮肤呈现接近于印度人的棕色，眼睛大而有神，鼻梁高而挺，鼻尖下勾，头发浓密而卷曲，混在当地小眼睛、塌鼻梁的人中十分醒目。
十多年前，有嫁给黎巴嫩人的中国女人，随丈夫来到这里，塞拉利昂的中国人才逐渐多了起来。如今，塞拉利昂的矿产、渔业、制糖、木材、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均已有中国人的参与。正在建设中的博城体育场也是中国援建的。
我问旷先生，在这里久了会不会特别想家。旷先生说，这里上网很慢，相对于物质方面的想念，电影、书籍、音乐这些精神层面的想念更加强烈。
旷先生对我的“职业”同样很感兴趣。他说起了远在美国的好友托马斯·弗里德曼——那位三次获得普利策奖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畅销书《世界是平的》的作者——他的独特视角皆来源于旅行。我们越来越多地透过网络了解世界，但网络信息不能代表一切，我们需要亲自去体验这个世界的变化。“gap year”（间隔年）的概念终于在中国兴起，是件值得庆祝的事情。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发展领先于全球，所以大家对这些地方都很关注，可对欧美的认识并不能代替对整个世界的认识。我们如何看待生活、看待自己，都基于对世界全面的了解。
也许是我的黑眼圈已经赶上了大熊猫，旷先生对我格外关怀，问我住在哪里。我老实不客气地述说了每天夜里所经受的折磨，于是旷先生把我介绍到了一家中资糖厂的招待所。
在糖厂招待所，我和员工一起吃饭，遇到了糖厂的杨总，我们聊了聊各自去过的地方，相谈甚欢。于是，我又有了车和司机。
在远离国土万里的西非，我竟然有种享受超级国民待遇的感觉，自己躲在屋里乐了半天。
“二桃杀三士”
喜欢每一片海，因为海是最能寄托浪漫的地方。漂泊、流浪、远航、扬帆……所有跟浪漫有关的事情都离不开大海。那是一种高山、草原、峡谷、湖泊都无法替代的情怀。为了让海的浪漫气息多熏陶一下内陆长大的我，一有时间我就会去海滩，边散步、边尽情地胡思乱想。
忘了哪里看到的一句话：“When the student is ready， the teacher appears.”学生准备好了，老师自然出现。生活不一定把戏剧化的人生转折摆在你面前。如果你准备好了一颗敏感的心，生活中随时随地都能出现可以启发你的老师，老师的形态可能会千奇百异，有可能只是一阵风或是一缕阳光，就看你能不能体察到他的存在。
我呆立在海边，看着海浪一次次上涌。随着涨潮，海水一步步紧逼，裹挟着一拨拨金黄色的沙子，还未来得及细看，海浪又已裹挟着沙子匆匆退回海中。
一瞬间，终于明白为何人们喜欢将时间比作潮水——它带来的东西，也终将带走。无论脚下踏得多么用力，脚下的沙也会被浪掏空。
剥去文艺女青年的壳，我的本质还是一枚资深女汉子。除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外，有一段时间，我还很迷科幻小说。曾经囫囵吞枣地看了不少，现在却连很多小说的名字都忘记了，唯独记住了里面关于另一些生命形式的描写。我记得有一本科幻小说，描写外星人的样子像一只只超大的蚂蚁，他们不理解人类语言中的“你”“我”“他”，因为他们的语言里只有“你们”“我们”和“他们”。没有个人，只有集体的意识使得他们极度团结、强大，毫无纷争、嫉妒和私欲。而另一本科幻小说中，一个大富翁拥有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却缺少自己，他为了寻求自由和真正的快乐，为了找回他自己，放弃了人的生活，宁愿成为一枚螺。因为他相信“个体生活优于群体生活，个体生活永远没有纷扰，因为每一个个体，根本不知道有别的，个体和个体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一切纠纷就完全没有了”！帮助富翁转变生命形式的外星人，对地球上人类的生存模式十分不解：“你们最叫人不明白的一点，是根本不让一个人自愿选择他自己喜欢的生活，而用许多名词，例如社会、道德等，去强迫一个人做他不愿做的事，过他不愿过的日子！”而他们星球上“每一个人，是他自己，完全不受别人的影响，自己就是自己。地球海洋中的大多数贝类生物，就是以每一个个体生存的，根本不和其他个体发生关系，从生到死，自己就是自己，没有社会，没有法律，没有任何约束！……你们每一个人，都没有自己，你，你有自己吗？或许你们已经习惯了没有自己的生活，你们每一个人，和其他许多人，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没有一种关系是可以缺少的，你们就生活在这种关系之中，在这许许多多、千丝万缕的群体关系之中，自己消失了，你不但没有自己，甚至不知道什么是自己！”
我们既无法做到彻底地抛却个体，以集体的利益为尊，又无法完全拥有独立的个体。自私却没有自己，这就是可怜的地球人。
就在我踯躅的这片海滩上，有许多活的贝类。每当海水涌过，它们都从自己的壳里伸出肉肉的触角，让自己陷进沙子。它们是否没有语言，从不沟通？它们独自生活不孤独吗？难道自由只能与孤独共存吗？
我们每个人都与别人有着许许多多的联系，我们是一个群体，所以我们不自由，可同时我们也没能摆脱孤独。也许我们能做到的，只是在宇宙中做一个并不孤独的群体。而作为个体的孤独，将伴随我们一生。
我手里托着几个三角形的贝壳，怔怔地出神。突然跑过来四五个小朋友，每个人的头上都顶着一个托盘，他们叽叽喳喳，争着问我想买些什么东西吗。我一看他们的托盘，不禁笑了。一个个包得那么严实，我都看不出来卖的是什么。想跟姐姐我搭讪就直说嘛。
小朋友们看我手里拿着贝壳，也都蹲下来捡。每人都捡了一把，像献宝似的捧到我面前。我摇摇头，说自己手里这几个足够了。他们都很失望，把贝壳又都抛回了海里。我辜负了孩子们的美意，决定陪他们玩一会儿以作补偿。于是开始表演用脚在沙滩上画画，然后让他们猜我画的是什么。
我绞尽脑汁，在沙滩上画了一堆蝴蝶、小猫、小狗、小猪、鸡、鸭、鱼以后，小朋友们终于散去，估计是今天的任务还没完成，接着卖东西去了。
有时，我也会和陆洋一起去海滩拍些素材。“白人”拿着相机出现在海滩上，绝对会立刻被众人包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热情、单纯地表现出自己的好奇心，或踊跃地成为相机拍摄的主角。不过，再多善良的人，也妨碍不了“失足青年”捞好处的积极性。
在一个随手拍海滩的日子里，我和陆洋经过一间小酒吧。门口散坐的几个年轻人纷纷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在镜头前摆各种pose。其中有三个哥们儿格外热情，把在长椅上坐着的人都挤开，挨着我坐下，拍着我的肩膀，一再邀请我们去喝几杯。这哥儿仨看起来也就二十出头，都穿着肥大的T恤和松松垮垮的牛仔裤，头上歪戴着嘻哈帽，脖子上挂着粗得能让人得颈椎病的大金链子。如果忽略掉他们每人手里拎着的啤酒瓶子，仨人的造型倒是挺像一个Hip-Hop组合。
可能刚刚的亲切握手及会谈，还不足以满足他们热情的小心脏。我们继续沿着海滩前行时，三个嘻哈青年都跟了过来，并且没忘记提上他们喝到一半的啤酒。他们不只紧紧尾随我们，还不停地对我们说着：“在这里，你们可以尽情享受海滩、随意地拍照，随你们怎么喜欢都可以。”那口气好像他们仨是“罩着”整个海滩的大哥似的。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并没有阻挠我们拍照，只是跟着我们，不时跳出来充充地头蛇，我俩也就没对他们产生太多的反感。
当我们结束拍摄，走到马路上打车时，他们开始向我们要钱。三人中最矮的那个，明显是头儿，说话特别有涵养，既没说要保护费，也没说缺酒钱，而是说陪了我们一路，渴了，需要钱买水喝。
刚开始我们都用最保险的办法——装听不懂。但是出租车特别不给力，半天打不到。两个小喽重复了好几次他们头儿的话，我们再装听不懂自己都有点儿装不下去了。
为了摆脱他们的纠缠，比我心软的陆洋从兜里掏出两张钞票。我在他把钱递过去的瞬间，看出那两张钞票恰好是两千利昂。其中一个小喽见到钞票就把头儿抛在了脑后，抢着接了过去。能坐到头儿的位置当然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他转身去夺钱，百忙之中还不忘回头跟我们说，这些钱太少了，不够他们仨分的。小喽拿着钱，似乎心里有了底，也不怎么把头儿放在眼里了，扭头就要撤。连钱都没摸到一下的另一个小喽早就不淡定了，迅速加入争抢那两千利昂的队伍。仨人为了抢那两千块钱，当时差点儿就打起来。此时，正好出租车来了，我俩迅速钻到车里，绝尘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