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反光镜里，观察着他们仨在路边来回抢夺和推搡，心里默默帮他们算了笔账。三个人要想平均分两千块钱，每个人是666块，不过在这个连50块钱都被做成硬币的国家里，要想分得“公平”，恐怕只有打一架了。在出租车上，我猛夸陆洋此招实在是高，颇有些“二桃杀三士”的感觉啊。他们光顾着内讧，就没空理咱们了。你是什么时候想到如此狡诈、高明、不露痕迹的计谋的？
听够了我的赞美以后，陆洋才慢条斯理、一脸无辜地说，其实是我兜里正好只有这么多了。
每到傍晚，海滩上都会聚集着许多年轻人。白天寂静异常的海边小酒吧，也会变得热闹非凡。撩拨人心的音乐伴着人声缓缓飘出酒吧。比起酒吧的茅草屋顶，大多数人更愿意沐浴在星光下。人们或坐或卧，尽情享受海风轻柔的抚摸。
在浪漫的海边生长的人们自然也是浪漫的，他们通常都对舞蹈这种功夫无师自通。想见识一下这里人们的舞功究竟如何，于是打算来个抛砖引玉。我当然没有砖，但我知道陆洋乃舞林高手，于是反复撺掇他在沙滩上跳段舞。在各种溢美之词的忽悠下，陆洋来了段他最拿手的popping，我也算终于把他这块砖成功地抛了出去。
人们像飞蛾见到火光般迅速地聚拢过来。起初，他们只是围着陆洋鼓掌叫好。接着，他们纷纷不甘寂寞，展示起自己的舞术功底。海滩很快变成了一个超级大舞池。塞拉利昂最好的大学里也没有艺术系，可是随音乐起舞的能力，人人都拥有。
陆洋负责用舞功进行国际交流，我则负责回答周围人的各种提问。问题归结起来无非是我们从哪儿来、做什么工作、在这里待多久、喜不喜欢这里。其中有个哥们儿的问题特有创意，他问：“你们是一个组合吗？”然后指指陆洋，说，“他跳舞，你唱歌？”我被他逗得笑了估摸有五分钟。待得调整好气息，我从容不迫地对着大海嚎了一首《大海》。周围的人不仅特别捧场地跟着节奏来回晃动着身体，还在我的演唱结束时热烈鼓掌。能够有如此反响，我始料未及。我十分后悔没有戴帽子出去，不然，这时候拿着帽子绕场走一周，肯定能把当天的路费赚出来。
汗流浃背功夫梦
孔子学院的刘院长第二天要飞回国内，参加一年一度的孔子学院大会。早上，他从储水箱中舀出水，顺便检查了一下水箱的存水量。用这些水洗漱完毕后，他和老师们一起吃了早餐。
从教师宿舍到弗拉湾学院校区大概需要20分钟颠簸的车程，黑人司机熟练地将车停在孔子学院所在大楼的楼前。
刘院长快步走上二楼，快到办公室时，却放缓了步伐。办公室的门竟然开着，锁是好的，没有被撬开的痕迹。步入办公室时，他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眼前的景象——原来放小冰箱的地方空空如也，窗户大开着，一条绳索垂到地面。所幸的是，除了冰箱，设备齐全的办公室，和前一天傍晚离开时一样，没有一张纸片移动了位置。刘院长感叹这位小偷盗亦有道，没有一次性掏空，也不乱翻人家东西。看来办公室除了需要换门锁，还有装护窗栏的必要。
对于这起偷盗事件仍未察觉的保安，带着一个陌生人打断了刘院长的思考。这个陌生人就是我。
在塞拉利昂，即使是路边卖糖果、饮料的小贩，也能用英语流畅沟通。当然，前提是你已经习惯了他们独特的非洲口音。他们很喜欢用重复形容词的方式表达程度，比如形容自己的国家，他们会说“Too small small”；你问他们卖的水果怎么样，他们会伸出大拇指说“So good good”（发音像是“故大故大”）。
塞拉利昂的英文普及率如此之高，除了它曾经是英国殖民地外，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一个叫Kriol（克里奥）的小部落。塞拉利昂虽然面积不大，却有大大小小18个部落，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语言，其中最小的一个就是克里奥。克里奥人是他们之中最聪明的。如今，塞拉利昂大多数的学者、医生几乎都是克里奥人。几个世纪以前，他们中的一部分被当作黑奴贩卖到欧洲，这些人的后代又回到塞拉利昂，将学到的英语、法语和葡萄牙语与原始土语结合，创造出克里奥语，并创造出相应的文字。其他土语皆是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在塞拉利昂，克里奥语相当于咱们的普通话，每个部落的人都会说。克里奥语不是一种纯粹的语言，它的词汇70%来自英语，这使得塞拉利昂人民学起英语来如鱼得水。
有意思的是，克里奥语虽然充斥着大量英文单词，有些表达却很chinglish（中式英语），比如How is your body（你身体好吗）？Sleep fine（睡得好吗）？这两句都是当地人常说的问候语。
由于周围的国家有不少曾经是法国殖民地，比如几内亚、马里，他们的官方语言都是法语，为了加强与邻国的交流，塞拉利昂也很重视法语的学习。在塞拉利昂的教育系统中，语文课学英语，外语课学法语。当地语言环境的复杂，造就了他们极好的语言天赋。不到一年的时间，在大学选修中文的学生们，几乎都可以用汉语进行简单的交流，甚至会背唐诗、说俏皮话。
塞拉利昂最好的大学——弗拉湾学院是西非最古老的大学，始建立于1827年，比北大还要早半个多世纪。2002年，弗拉湾学院和其他几所学院合并为塞拉利昂大学。如今，塞拉利昂的精英阶层几乎都出自该大学。让我最感兴趣的是，这里在前年刚刚建成了一所孔子学院。在Lumley海边遇到的那些会说简单汉语词汇的小伙子，我猜想，多半就是弗拉湾学院的。
清晨，我站在旅店的阳台上，对着退潮的海滩发呆，突然决定去看看这所塞拉利昂最顶尖的学府。
出租车将我放在一座教学楼前，我刚从出租车上下来，就遇到一名保安大叔，他一见到我这个“白人”，一句话没问，拉着我直奔二楼孔子学院院长办公室。如果我晚来一天，就会与回国参会的刘院长错过了。有时，没什么计划的漫游，却总能赶上合适的日子。
现在，我已经坐在院长办公室里两个小时了。在与刘院长的交谈中，我像参加了一次知识派对，脑中原本扁平的塞拉利昂，变得立体起来。
正在我和刘院长聊天的时候，走进来一个又高又瘦的学生。刘院长说他是弗拉湾学院里第一个写关于中文论文的学生，同时是社团“汉语学会”的会长。他有些许傲娇地说，自己有一个中文名字，叫“高智”。
对面正在上课的一个教室里，坐满了高智的学弟学妹们，他们的水平还停留在问好阶段。课堂气氛活跃极了，他们很喜欢提问。也许，给老师打岔是治疗课堂习惯性瞌睡症的最好方法吧。这是整座校园里唯一一间拥有水磨玻璃黑板的教室，墙上挂着红色的中国结、脸谱面具、风筝和大熊猫的照片，中国风十足。
还记得上大学时，曾与室友立下过吃遍世界各大学食堂的宏伟志愿，可是环顾这座塞拉利昂最好的大学，竟然找不到食堂的踪影。校园里只有一家提供简餐的小咖啡馆，鲜有顾客。有零花钱的学生，偶尔向小贩买些煮花生吃，其他学生和教师的午饭基本靠脑补，课程表上干脆没有午饭和午休的时间。
整座弗拉湾学院坐落在Aureol山的山顶上，从市区去校区的交通工具只有“11路”和出租车。我来的时候选择了后者，我可不想在三十八九摄氏度的高温下，还没到目的地先被晒晕倒在路上。学生们就没有那么舒坦了，大学里没有宿舍，除了少数家里有钱、舍得在山脚下攒够四人同坐一辆出租车，以及家里有车的学生外，他们中的大多数都需要每天走三四个小时上下山。
走山路，还饿着肚子上一整天课，积极提问，不打瞌睡，这真真是一所满眼尽是学霸的大学！
学院里最气派的建筑叫肯尼迪大楼，在10年没有盖新教学楼的校区里，它的破败程度明显略逊于其他建筑，但它的楼道和其他楼的一样，漆黑一片，所有厕所都被上了锁。4月时，同在一座山上的美国大使馆修路，不慎把电缆和水管挖断了，之后是连绵半年的雨季，无法修复。
为了解决用水问题，孔子学院的教师在宿舍外建有一个储水箱。每隔几天，刘院长都会雇当地人从山下打水，用小推车推上山，将水箱注满，这些水将作为7个人的生活用水。这7人全部来自赣州师范学院，除刘院长外，3个是老师，3个是志愿者。志愿者里有文有武，主要教弗拉湾附属小学的学生。下午，刚好其中一个志愿者珊珊在附小有一节体育课。于是，在我的热切期盼下，她带着我一起去感受了非洲烈日下的五行拳。
弗拉湾附小位于后山，从教师宿舍出发，同样需要20分钟的车程。
所谓的学校操场，不过是校舍后面，一块草长得比较矮的土地。当珊珊穿着一袭黄色的太极服，出现在30多个高年级学生面前时，他们依然打打闹闹。整队整了10分钟，仍旧看不出任何队形。好在学生们的“耐旱力”十分之强，顶着炎炎烈日，竟然没有人嚷着要水喝。我早瞄好了离操场最近的一棵大树，躲在树影里，抱着我的水瓶不撒手。
在经历了慢跑和准备运动后，“队形”更加惨不忍睹，好在他们的运动服分成红、黄、蓝、绿四个颜色，可以看出队形中的行，只是还没有形成列。男生和女生的运动短裤颜色也不同，同学们脚上大都穿着校服的“标配”黑皮鞋，有的干脆光着脚。我站得累了，想坐在一块树荫里的石头上歇歇脚，屁股刚碰到石头，就立马被烫得弹了起来。我不得不一再望向光脚的同学们，眼光里充满了钦佩。再想想奥运会上那些光着脚的马拉松运动员，果然是赤足奔跑也要从小训练。即使我拥有一双穿高跟鞋磨出厚厚茧子的双脚，也不敢轻易尝试赤足，更何况是赤足奔跑。
在被烈日烘烤得热气腾腾的操场上，珊珊一丝不苟地展示着五行拳的每一个分解动作，小家伙们模仿得东倒西歪，个个把自己逗得前仰后合。我被如此欢乐的气氛勾引，鼓起勇气放下水瓶，走出树荫，加入到打拳的行列中。不到5分钟，我已汗流浃背，只剩下吐舌头的力气。珊珊的太极服也早被汗水浸透了。
珊珊说，基本一节课就能学会的五行拳，他们每次上课都像是第一次练，以至于整整一个学期只学这一套拳。我一边抹着脖子上的汗，一边安慰珊珊，这么热的天，谁还有心思记拳法啊，能老实上课，不跑到树荫底下偷懒，已经很不容易了。
令我愤慨不已的是，孩子们每个人都有三套校服，一套常服、一套礼服和一套运动服。男生的常服是衬衫，女生的是A字连衣裙；男生的礼服是西服、领带，女生的礼服竟然是毛呢的鱼尾裙和贝雷帽，还包括中筒袜和皮鞋。对了，塞拉利昂也实行九年义务教育。
同样是九年义务教育，再想想自己学生时代的校服，那才叫作惨不忍睹呢。他们每人怎么可以有三套校服？真是既浪费面料，又不够艰苦朴素，我心里一点儿都不羡慕，真的，只剩下浓到化不开的嫉妒。兴许是衣与食不可兼得，咱们既然“足食”了，就不能“丰衣”；他们无法“足食”，就用“丰衣”来弥补一下吧。
小学里也没有食堂，甚至连最受全世界小朋友欢迎的小卖部都没有。门口也看不到卖各种小玩意儿的老太太和她们推着的小车儿。小学下午两点多就放学，理由竟然是，呃……孩子太小，饿不了一天。这些孩子放学后除了去孔子学院教师宿舍的后院偷番石榴吃，几乎没有其他娱乐活动。这直接导致了刘院长雇的保安自备了武器——弹弓。他会一边用地下捡的小石头子儿崩那些穿着校服的“小偷”，一边大声地宣称这些水果的领属权是他的，只不过他的宣称也不怎么符合事实：“It’s mine！All mine！（是我的！都是我的！）”
回去的途中，我们遇见了保安的妻子，她正坐在地上准备全家每天唯一的一顿饭。
再次回到弗拉湾校园时，遇到一个当地人用相当流利的中文，向我询问孔子学院的位置。我注意到他别在西服上的胸针，是中国和塞拉利昂两国的国旗，猜测他应该经常去中国。他看出了我对他的好奇，把自己的中文名片递给我。果然，他受雇于一家中国的建筑公司。这位中国公司的塞拉利昂雇员Philip已经拥有HSK（汉语水平考试）5级的水平，目前想考6级，需要去孔子学院询问相关信息。
在校园里闲逛的时候，一位亚裔女性的身影闯入我的视线，她大概30岁左右，长得很白，戴着一顶大大的草帽。她用手扶着帽檐，轻盈得几乎是蹦到我面前的，劈头盖脸地说了一通韩语。虽然我一句没听懂，但还是听她讲完后，才用英语说我是中国人。她的脸上并没有出现我预料的失望，反而很开心地说了仅会的几句汉语。她是来这里传教的，住在阿里郎旅馆。这家韩国人开的旅馆和我住的小旅店在同一条街上，难怪经常有韩国人到我住的那家旅店吃中国菜。
我被她领去了阿里郎。做梦也没想到，在非洲竟然吃了顿正宗的韩式烤肉。阿里郎的老板是韩国人，老板娘是东北的朝鲜族人，无论说汉语、韩语，还是英语，听起来都差不多。店里养了只不停流鼻涕的小鹿，像宠物狗一样到处乱窜。
大热的天儿，又是打拳，又是吃烤肉，这绝对是我有史以来出汗最多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