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京该办的事已告一段落，我乃于8月初飞上海，着手于复刊的工作。在我之前，严宝礼同志已回上海，接洽社址、职工宿舍，以及搬迁的各项具体工作。我们的意见，复刊后的《文汇报》必须有一定的质量，有好的内容，而我们本身的实践有限，应广泛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来办好这张报。经多方邀请，决定聘傅雷、周煦良、周谷城、周予同、罗竹风、陈宗孙、李凯亭（体委负责《体育报》的主编）等为社外编委，定期开会，为《文汇报》撰写专文，并出主意，审阅稿件，平时，我也向这些专家登门求教。经过一个月认真的试版，我认为操练己成熟，自己看看样版也有自信了，于是决定1956年10月1日国庆日正式复刊。
新复刊的《文汇报》力求革新，全面打破苏联式老框框。内容主要是贯彻"双百方针"为主，多姿多彩。除刊载各方面专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之文章外，还连载了安娜·斯特朗的回忆录。老一代革命家朱德、魏文伯、陈同生等同志的诗词，也特寄我报刊载。
编排标题也有所革新，使读者喜闻乐见，耳目一新。附页中有彩色版，主要为实行邓拓同志的建议，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情趣，如书斋如何布置，如何绿化环境，如何提高情操等等。极受读者欢迎。
我们编辑分工，除我总揽全局，着重抓一版社论及要闻版外，钦本立同志协助我工作，并全面掌握二三版的学术论文，贯彻“双百方针”。钦已兼任本报党委书记，他还经常联系北京办事处的工作，几乎每晚必和浦熙修同志通电话，有时还向《人民日报》联系。
副刊各版由柯灵同志负责领导，刘火子及郭根同志主持新蔺版版面，各外勤新闻组则由唐海同志负责。我还接受邓拓同志的建议，派记者赴各地采访，撰写旅行通讯，如派黄裳同志赴滇，宦邦显同志赴四川，金一毛同志赴浙江等，都写出了极有内容，极精彩的报道，并就地组织了作家撰写作品，受到广泛的欢迎。这就是后来指为我向各地放火的罪证，这是后话。
邓拓同志曾前后给我三封信，表示赞扬（后来这些信都被报社运动办公室撬开我的抽屉搜去）。钦本立同志赴京把关系正式转来时曾对我说，邓拓同志曾对（人民日报）同志说，应当全力支持文汇报）及俄文（友好报）。我当时除由衷的感谢外，也体会到他如此支持我们，因为他目光远大，着眼在我国新闻事业的革新与不断前进，他真不愧一位学识丰富，有胆有识的中国现代新闻界先进人物。《文汇报》当时的一点成就都和他的启导和鼓励分不开的。
回顾在我主持《文汇报》的30年中，认为有两个黄金时期，令人难忘。一个是抗日战争后，从1949年到翌年被封的这一段时期，另一个就是那复刊后的《文汇报》，直至黑风匝地而起为止。不论版面内容的充实，生气蓬勃，也不论是编辑部阵容的整齐，都是空前的，可惜都“没有好下场”，留下令人难忘的记忆。
1957年3月初的一个晚上，我接到市委宣传部的通知，要我于翌晨去参加在锦江饭店举行的一个座谈会。内容没有说明，只说会议很重要，必须本人准时参加。第二天，我去参加，有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电影界代表人士，陈望道、陈平守、傅雷、周煦良、孔罗孙、周信芳及金仲华、舒新城、赵超构、吴永刚、石挥等都到了，还有一个宣传部文艺处的干事姚文元（当时文艺处长为张春桥），《解放日报》总编辑杨永直，也参加。由石西民部长作简单讲话，说：
“中央即将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并邀请党外人士一起参加，今天到会的都是党中央邀请的对象。因时间仓促，我们昨天才得到中央电告，务望各位同志原谅。我们已定好车票，今晚某时的某班火车出发。各位辛苦些，会毕即料理公事业务，整理好行李，以便准时登车。”上车时，我看到姚文元也去了，在车上招呼。按他当时的地位（更不是闻名），似乎和其他去参加者不相称，我想大概是作为部里的干部去开会的吧。
第三日上午到北京，上海的干部全都安排在阜城门外百万庄招待所里。当天下午，即赴政协礼堂，听毛主席最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录音。很清晰，最为之兴奋的下面一段话，是：“国内形势是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的时代已过去了，党内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关门主义还很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早日开始整风，希望党外朋友帮助，但决不强迫别的民主党派参加。”毛主席讲话一向很风趣，如谈到整风时，说：“这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的和风细雨。”从录音听到他讲话时，不时引起轰堂大笑，并听到刘少奇、马寅初等同志插话一直是轻松愉快，谈笑风生。我们听了录音，也感到兴奋、舒畅。后来老先生的两类矛盾出来了，到发表时又加了一段，说：“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这段话讲话时没有，是文章发表时加进去的。
我们那天回到百万庄，第二天上海小组分组座谈，康生这时特地来作了启发报告，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以后我们又与各界代表嘛。多学一点马列主义，刚学会学不进去，会吐出来，这叫条件反射嘛。多学会学进去，像瓶子里装油，倒出来总会留一点，慢慢就学懂了。鲁迅学马克思主义是创造社，郭沫若逼出来的嘛。他原是相信进化论的嘛。他早期的杂文很多片面性。后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年青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主席这最后的一句话，使我出乎意外，姚文元曾在上海写些小文章，常常揪住人家一句话不放，怎么会受到他老人家的赏识，说他片面性较少呢？接着我发言的是金仲华同志，他认为政府对报纸控制太紧。自从各报开展“双百方针”宣传后，各报的读者都大大增加，但政府仍按原定额配给白报纸，困难越来越大，希望主席了解此情况，让有关方面设法减轻出报的困难。毛主席说：“这个问题好解决，有关部门当然也有他们的困难，我不具体了解。”正在这时，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钱俊瑞同志夹着一个皮包，匆匆赶到，进入会场。毛主席很风趣地说，钱武穆王的后人来了，这个问题请他给你们解决。钱俊瑞同志开始有些惶然，经主席扼要说明问题，钱俊瑞同志答应向各方面了解，适当增加各报的白报派配额。以下还有几位提问，主席一一作了答复，内容摘要载于《毛泽东同志与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后来毛主席向到：“各位在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究竟还有什么具体困难没有？”
我说：“我体会‘双百方针’在政治思想上说是高价征求批评，让人民畅所欲言。说的不对，慢慢再说清楚，不要一下子压下去，就是高价批评。”毛主席说：“你的意见很对，很好，说下去。”我说：“我们《文汇报》开展电影问题的讨论，收到来信很多，批判相当尖锐，也有一些提不同意见的。我们故意放一放，让人家把意见说完，等以后再展开讨论，但在上海却遭到了围攻（指张春桥主持围攻）。请问主席，我们该怎么应付。”主席说：“我叫周扬同志给你们这场讨论写一篇小结，这样批评反批评的小结，就叫正、反合，这就是辩证法嘛。你同意不同意？”我高兴地回答；“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
接见约谈了两小时。我们辞出后，我立即赶到北办，向全体同志详细谈了毛主席对《文汇报》的评价，以及主席对出版新闻界的讲话。当时由记者姚芳藻同志详细记录，当晚即密封一份给上海。
北办人员听了很鼓舞。
那两天毛主席分别接见了教育界、文艺界的代表人物。大概在十二号晚上，石西民同志召集上海全体代表开会，由陈望道同志汇报毛主席接见教育界部分代表的谈话，徐平羽同志（当时上海文化局长）汇报毛主席接见文艺界代表的情况，我则汇报毛主席会见新闻出版界的情况。记得姚文元这小不拉子正坐在我旁边，我汇报完毕落座后，曾低声对他说：“主席还表扬你的文章呢。”他脸红、点头，不掩其得意之色。在此以前，新闻界曾举行小组讨论会，我曾去参加，到的迟了几分钟，主持会议的邓拓同志招呼我坐在他身旁，说道：“铸成同志，请你多发表意见。”我说：“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意见可提。”所以这次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无论大会或小组会我都没有发言。
在大会期间，邓拓同志即告诉我，中国新闻记者访苏代表团即将在本月出发，团员人选已经决定，请你任副团长。我很感惶惑，怎当此重任呢？后来想有团长在，我挂个空名，大约也负不了什么责任，就欣然答应了。
这篇文章是专门谈1957年那场阳谋的详细经历，我们访苏的见闻我不想多谈。简单谈些我印象较深的几件事和苏联的日程安排。第一件事，我们刚到苏联的晚上，恰好匈牙利事件后刚刚上台的卡达尔到苏联访问。苏共中央特为他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欢迎酒会，我们应邀参加。走近主席台时，看清楚几位苏联领导人如赫鲁晓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及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全部神采奕奕，笑容满面。真想不到，我们回去不久，苏联即发生所谓“五月会议”，其中大部分人都被赫鲁晓夫指为反党分子，从此被赶下了台，或贬居、或降职。
在那次晚会上，还会见了不少苏联作家，如西蒙诺夫、披列伏依等等。在平息匈牙利事件中，周总理出了不少力，卡达尔对中国很感激。当苏联朋友把我们向卡达尔介绍时，他对我们热情地握手，还和我拥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