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事情是赫鲁晓夫的会见。在临走的前几天，陪同我的苏联外交部人员说，赫鲁晓夫可能要亲自接见你们。会谈后，就在他的办公室里合影留念。合影时，我靠他站着，他还挽了我的手。
“文革”时，这张照片害我吃了不少苦头，被造反派抄家抄去，指为我的反革命罪证之一，使我多尝了喷气式的味道。
那时国内整风运动已全面展开，鸣放已入高潮，大家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如当年延安整风一样，怕错过锻炼改造的好时机。
我们决定5月9日回国。这次访问历时四十四天，收获不少。
加上回京后又处理了几天事务，那时所谓的鸣放，已接近尾声。在莫斯科看到《文汇报》，认为有些标题太尖锐，火气太大，根据我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有些题材尖锐的新闻，标题应力求平淡；而内容一般的，标题则不妨打扮得突出些。这是编辑的一般常识，为什么《文汇报》这一段如此火上浇油，我很不安。
到京的傍晚，即和钦本立同志通了长途电话，说了我的看法，问他为什么标题火气如此之大。他对此含糊答复，直到“文化革命”后，原《文汇报》参与编辑的同志告诉我，在那个时期，编辑部负责人几乎天天接到原“市委一言堂”的指示，要《文汇报》加温再加温，原来也是“引蛇出洞”——“阳谋”的一个手法。
回京的第二天晚上，先访了邓拓同志。先向他汇报访苏经过。
他说：你们这次出国很成功，完成了任务，加强了两国人民的友好，任务完成得很出色。我还是说说报纸的工作吧：你们出国后，《文汇报》在贯彻“双百”方针及帮助我党整风方面干得很好，所以很受读者欢迎。听说发行数已经接近30万了。我说有些标题太火辣辣了，我是不放心。他说：这些是小毛病。接着他对我说：“我们《人民日报》也提高了一步，但是上面卡得很紧。比如我准备一组题目，共十篇社论，报上去后一直没有消息，写好的社论稿大部分扣压了。只其中放下一二篇，把我们计划全搞乱了。接着他悲愤地说：“有时我真想辞去《人民日报》的职务，另外去干一张报。”
留京的最后一个晚上，曾在办事处设便宴与全团同志欢叙话别，感谢他们的合作。那时浦熙修同志正参加全国政协东北考察团，尚未回京。我向来每次入京，必须访问的夏衍、姚溱两位老领导，这次因时间实在仓促，未及拜访。至于章伯钧、罗隆基等民盟首脑连影子也没有见过。飞回上海后即以全部精力写访苏见闻，差不多每隔一天交出一篇。白天无非去报馆看看，打算在访苏见闻写完后，正式上班。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白彦曾到我家中希望我参加即将闭幕的上海宣传工作会议。我说正在赶写访苏见闻，而且《文汇报》现在党与非党同志很融洽，合作得很好，我没有什么意见可谈，坚决地回绝了。第二天白彦副部长又来说，谈得很热闹，你一定去听听，会也快结束了，我们不准备发给你出席证，你拿我的证，下午一定去参加吧．说着即掏出他的出席证交给我。
盛意难却，我当天去了。发言确是争先恐后，发言的内容差不多集中在消除党群之间的隔阂即“拆墙”的问题（听说这一名词还是中央某首长找出来的）。记得那天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发言是一位大学校长的发言，说他毫无实权，一切由党委书记说了算数。他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有一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因公赴京，还贴出了告示说，在他离职期间，校务由校长代理云云。我由此触发，要求在第二天的大会上发言。大意说：墙是根容易拆掉的。只要彼此尊重，有共同语言，党与党外人士就可以水乳交融，很好地进行合作。我举《文汇报》为例，说我和钦本立同志等就合作得很好，遇事坦率相商，《文汇报》就不存在墙的问题，可见作领导的党员至少要懂一点本行的业务，如果完全是外行，那就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了。现在领导干部应当懂行，已成为常识，可是我那天的发言却闯了大祸，被指为“大毒草”，说是“推广反党经验”，而且不久进行“反右”斗争，伟大领袖还进一步指出，“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的规律。”当时钦本立同志向我，这个发言要不要见报，我说当然见报，我认为我问心无愧，一片热诚想介绍当时《文汇报》党内党外坦诚合作的事实，来平息社会上“墙”能不能拆除的争论。即以后来发明的“动机效果统一论”来检验，也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但后来一声令下，“反右”之风匝地而起，这就成为我的重要罪证之一运动是由一位国民党员写的一篇文章开始，接着6月初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作为序幕。我当时还很坦然，《文汇报》复刊言论方针是经中央审批的。《人民日报》另一篇社论（据说是伟大领袖亲写的）是《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毛主席亲口对我肯定并表扬了《文汇报》，可见一个时期是指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以后。而这次会议刚刚闭幕，我就到苏联去了44天，回京到5月中旬，所谓“大鸣大放”已经过去。回沪近5月下旬到6月初，这一号角吹起的时刻，我为赶写访苏见闻，尚未全面抓起工作，心想我有什么责任呢？我有什么可检查的呢？邓拓同志十分关心《文汇报》和我，在《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发表前就电告我和钦本立同志采取主动，先自动检查。我怎样也不知道如何落笔，到深夜才勉强写成一篇社论，大意说，我们响应号召，展开了“双百方针”的宣传，想不到引起读者这么大的响应。这就是被伟大领袖指的“《文汇报》写了检查又写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有些不足，好像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面人物很像，演正面人物总是不像”。在同一篇宏文中，还明确指出，“大鸣大放，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牛鬼蛇神只有让他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原来一切都是早巳部署好的。
上海的运动从抛出陆诒开始，市委宣传部希望我接替陆诒，立功赎罪。我断然拒绝。过了几天，由一位复旦大学教授、国民党立法委员开始点了我的名。我想到风已慢慢刮了，但是还没有想到雨点会溅到我身上来。钦本立同志说，我们不妨去看看石酉民部长。见面后，石西民同志对我说：我是了解你的，但我作不了主，必须请示x老。于是我们又设法面见这位“一言堂”，他开头就说：这是不能由您一人负责，我已对钦本立说过，你的一只脚早踹入右倾泥潭里了。又对我说：“你自己从思想上挖挖，我想搭一架梯子，好让你下楼。”他说了一段话，使我惊心动魄，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原来他对知识分子是这样看法，不愧后来被称为好学生了。
正在此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四次会议，我赴京出席。
初到京时，曾与叶圣陶、郑振铎、宋云彬三位先生一起共酌。我们四位“酒仙”，照例每年年必聚一次的。云彬兄叹气说，我在杭州已被批过了几次，恐怕这次在劫难逃了。我还宽慰他必聚一次的。云彬兄叹气说，我在杭州已被批过了几次，恐怕这次在劫难逃了。我还宽慰他说：可能有人真正想反党，你是人所共知的党的老朋友，如果我们也被打为右派，岂不令人寒心。万一有事，谁还敢出来拥护党。云彬兄惨然一笑说：
天下己定，以为不会有什么万一了。叶、郑两位也说：时局真是有些看不透，究竟要发展到什么地点。过了一天，可能是康生之流授意的吧，在《光明日报》刊出一条署名新闻，说我在去年民盟新闻小组上谈过，《文汇报》复刊后将一切听罗隆基的指挥，真是昼日见鬼。新闻界都知道我这个人很倔强，从来不盲目接受什么人的指使，而且任何人也不会这么笨，当众说出心里的打算。但这是一个信号，一场大风雨就要降临了。事实证明，这也是一个预设的安排。不是那篇宏文就说，“章罗联盟”的罗隆基与“文汇报”编辑部是右派系统的两帅，两帅之间还有一个能干的女将浦熙修吗？我翻阅1957年当时的日记，可以看出完全是有计划、有领导、按步骤进行的，而且早就作了精心的安排。关于纲领性的文件，自然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宏文印成文字时比1957年我们听到的录音，大部分已大改动大补充，这是尽人皆知的，斗争的对象也一步步有计划、按步骤推开。就民盟范围来说，先是创造一个章罗联盟，集中力量斗章罗两位，从而涉及浦熙修，然后抛出索涉兴教授。在差不多的时间，也以我为中心之一，然后一步步推开到各省市的民盟负责人（名之曰“章罗联盟代理人”），同时揪新闻界的盟员，最后牵到基层。斗争的方法也非常技巧，当集中力量斗章罗的时候，除积极分子外，已点过名的，也用种种方法威胁，鼓励他们参加批判揭发，以立功赎罪。
7月初，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刘述周同志到办事处来看我，说：
毛主席十分关心我，毛主席昨天接见赵超构同志，他也在座，毛主席特别提到我，说：“徐铸成同志的包袱比你重，但无论怎么样的包袱，丢了就好了”。所以特别叫我来传达他的意见，我在是年7月2日的日记照抄如下：
这几天的教育对我特别深刻。从来京后，反右斗争步步深入，无论什么场合都是反右斗争的战场。三星期来，我的体会一天比一天深刻，对自己的认识也是一天比一天提高。初来京时，还没有认真认识自己的错误的严重性，后来经过斗争检查分析，才开始认识了。满头大汗，人像掉进水里一样，不知怎样才能安排自己，党对我还是采取帮助和保护的态度。当时正在《北京日报》礼堂举行全国记协反右斗争大会，每天开一次会，主要是批斗我和浦熙修同志。提法是：批判浦熙修的反党罪行，对我则为；批判徐铸成的错误言行。显然有区别，大概我这是被放在火烧阶段，而浦熙修则早以列入打倒对象了。
（摘自《国情研究》198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