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在县五里桥乡（当时叫公社）当“知青”。那儿是个大米窝，但是秋季分粮时，却分的红薯多，大米少，因为大米都交公粮了。队长怕群众有意见，就在社员大会上讲：为啥分的红薯多？要知道，有位大人物都说“红薯很好吃，我很爱吃……”
我当时年轻，认死理，就找住队长问：“我怎么没见过这条语录？”
队长却反问：“你当过红卫兵没有？”
“当然啦。”我底气十足地回答。
“我看不一定！红卫兵、红五类、红海洋，凡是红的都是好的，你既然当过红卫兵，为何反对吃红薯？”
现在看这话很荒唐，但当时却吓瘫了。因为做梦都想着快点镀镀金再返城呀，万一为这贫下中农对我印象不好了，不推荐我回城可怎么办？
后来把这事儿给母亲说了，母亲当即说：“本来就怨你，知道吗？要是没有红薯，你兄妹们能长这么大吗？”
我马上明白了。记得“吃食堂”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吃的困难，常饿肚子，母亲便拉着我，掂个竹篮，到已经挖过的红薯地里“溜”红薯。所谓“溜”，即为寻找没有挖净的红薯。有时运气好，一晌能“溜”七八斤，够全家人美滋滋地饱几天。
岂止我家这样，对于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广大庶民百姓来说，谁没这种经历？红薯属标准的有功之臣啊。
从此，我对红薯的心理调整过来了，开始发自内心地爱吃。
不过儿子不喜欢，一见我做红薯糊汤，他就泡方便面。我说：“知道吗？你爷你奶你大姑二姑及二爹，都是靠红薯才活过来了……”
儿子说：“很理解。”
“另外，《本草纲目》上也说红薯补肝、补胃、健胃、明目……”
儿子打断我的话：“李时珍时代没有方便面，要有的话，他也会介绍方便面的……”
我恼了，急了，吼道：“连多伟大的人物都说红薯很好吃，我很爱吃，你不知道牛得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