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单位花多,走廊里就摆了近百盆(可能与毛主席1956年对文艺界题词“百花齐放”有关吧)。盆盆棵棵,林林总总,各逞风采。门外风采了室内也想风采,于是各办公室就优中选优地挑,反复比较着挑——名贵的、浪漫的、俏丽的挑出来!往死气沉沉的写字台、沙发、柜子中间一摆,各科室就像从美容店出来的老男老女,青春了,档次了。
新来馆长张英有点不同,她也在写字台上摆了盆花。既非芍药牡丹,又不是茉莉杜鹃,而是一棵三分不值二厘的吊兰。
吊兰,我养过一盆,懒得上肥,懒得浇水,却疯长。种时一株,眨眼十棵。分了送人,有的出于礼貌才捏着鼻子收下,有的干脆直说:“不要,你没看看我那楼上楼下,都满了,挤满了!”
她,一位极讲究的女士,又是单位的老一,咋喜欢这?
说到张英的讲究,在县文化系统可是出了名的。首先是线条好,长得标直溜端,挺挺拔拔的。走起路来高跟鞋嘎嘎地敲着地面,声音脆,节奏紧,叫人一下子就想起了奥运会运动员入场。再者是长得漂亮,大眼睛,双眼皮,瓜子脸,薄嘴唇。笑时露出一排整齐的小米牙,还特别白,亮闪闪的,耀眼——这些都是自然条件。关键是她爱讲究,从头顶到脚后跟——发型、服装、皮鞋,甚至衣服上的纽扣,没一处不包含着精心设计的味道。所以虽说她都四十出头,却不时有人问:“不该问的,你过三十没有?”
这种形象,这种风格的女士,她的办公室内该放盆君子兰吧?
一天去她办公室,进门我瞅见桌上的吊兰。我调整着心态,尽可能找它可贵处,但左看右看,除了使室内绿绿外,别的确实没看头。真的!我说:“你呀,也弄棵好花。”
“啥叫好花?”
我说:“高级点的。”
“咋算高级?”
“上档次的。”
“别空对空,具体一点。”
我一时“具体”不上来。正想问,进来几个客人,话岔一边了,忙告辞。谁知她忙中偷闲,又笑着来一句:“李作家,啥叫好花?我可是等着答案。”
没救了。看来张馆长对吊兰就像梁山伯对祝英台,死活分不开。
到此为止吧,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何必强求?
她原来在图书馆任馆长,说到明处,那儿业务比较单一。而文化馆——吹拉弹唱,写写画画,专业之多,五花八门。面对的又是全县的三教九流。所以,这里的业务,对张英来说,就不仅是一门新课题了,还是一门艰难的课题。
但是,她很快熟悉了,就像在文化馆干过几十年似的,老练自如,且速度之快,叫人惊奇。我也暗自默谋过,研究过。觉得这与她的第二爱好(第一爱好吊兰)有关:极少蹲办公室。
星期一例行办公会,不说了。从星期一下午开始,你要是能在办公室见到她,就稀罕了。她倒没有乱跑,人还在单位,反正音舞室、书画室、创作室、排练厅……不在这屋就在那屋。也好找,因为她属于那种不会小声说话的人。话音、笑声,都很放开,声音脆亮。在走廊上一站,就能断定她的方位。
一天,我有点事要给她汇报。当时,她正在报刊阅览室拖地,我说:“张馆长,给你提个建议。”
她放下拖布,抹着汗道:“说。”
“你身为领导,得像领导,例如各科室工作,等着听汇报就行了。你却反个过儿,一个一个地找下级,亲自登门了解情况。这就把人弄糊涂了:到底馆长是官啊,还是职工是官?再说现在,这阅览室拖地的事儿,有办公室管着,你掺乎什么?还有好几次来客,涮茶杯、弄开水、泡茶,这都是俺们的事儿,你争的啥……”
我五十多岁了,该退的人,不想巴结谁(说到明处,巴结了也没用),所以以上的话,完全属于实实在在,发自内心,因为很同情她:你为啥要这样累?如果整天这样忙,你还不如当个职工美!
说话时张英一直没吭声,只是静听。回到办公室后,她忽然指着桌上的吊兰,说:“看,开花了。”
是的,两个多月来,不知不觉间,它由单薄的一枝变为四五枝,而且从主枝内抽出了几根匍匐茎,茎静静地下垂,上面闪耀着星星点点的白花。
我急着想接住刚才的话题,她却又问:“我才来时,请教过你一个问题,还记得吗?”
“是不是‘啥叫好花’?”
她笑笑,连连点头道:“不知你想好答案没有?反正我的标准是不讲究!不娇气!却又开花。这才是人世上最好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