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厚发”的，也是“厚积”的。他的“厚发”来自“厚积”。
上网查了一下，还是吃了一惊，知道他写的书很多，但还是没想到这么多：
《呻吟声中的思索——人类疾病的背景文化》《解剖刀下的风景——人体探索的背景文化》《病魔退却的历程——寻求治疗的背景文化》《瓢零的秋叶——肺结核文化史》《流行病——从猖獗到颓败》《智慧的痛苦——精神病文化史》《瘟疫的文化史》《疾病阅读史》《他是谁？外国文学名著人物原型》《插图的文化史》《插图中的世界名著》《天才还是疯子》《死亡之吻》《创作的内在流程》《“心理分析”与中国现代小说》《鲁迅杂文与科学史》《在现实和文学中的爱》《西方性观念的变迁》《莎乐美：历史和艺术》《世界经典歌剧33》《帕格尼尼的手》《书里人书外人》《风流名士》《传世沧桑》《弗洛伊德、蜾蠃及其他》《阿辽沙锻炼性格》……
没查到的还有吧，想来一定是有的，这是可以肯定的。还有他的那些文章，那些报刊上发表的文章，那就更是不用查了。要查，你是自己找累。想查，你也无法查尽。百度一搜，好几万条。
方便查的还是《书屋》（因为我的手头就有），不用查也心里有数（毕竟是我亲手编发）。自从《书屋》创刊伊始，他就开有一个专栏，专栏的名字叫“科文经纬”，看看他写了一些什么：
《艾滋病：同性恋者的苦果》《血友病：显赫皇族的遗传悲剧》《麻风：上帝的愤怒与仁慈》《瘰疠：天上的权力和世俗的权力》《疟疾：“取金羊毛”的现代传奇》《天花：痘苗的环球之旅》《霍乱：成功的英雄和失败的英雄》《鼠疫：从恐惧和迷信到成规与科学》《肺癌：烟的时髦与被诉》《牙病：伟大发明中的小小遗憾》《癔病：人性的敦实和世故》《精神疾病（一）：从冷酷到仁爱的人道进程》《精神疾病（二）：智慧的痛苦》《精神疾病（三）：文学典型的共同人格》《梅毒：上天对渎神者的惩罚》《坏血病：海上扩张的最大障碍》《斑疹伤寒：战争的附属物》《人：大宇宙中的小宇宙》《寿命：寻求长生的秘密》《解剖：医学家——尸盗》《遗传：优生和种族灭绝》……
这些文章发表后，报刊的转载非常多，读者的评价也不少。他在这些文章之中，把疾病，把医学，把文化，把文学，把历史，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比较区分，沟通联系，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角度。和我住在同一楼的钟叔河①就曾对我说，他很喜欢这些文章。这些文章在他看来，不但具有知识性，而且很有可读性。
余凤高先生是“厚发”的，也是“厚积”的。他的“厚发”来自“厚积”。他曾对我说过他的那些苦涩的“厚积”过程，并且写进了“后记”之中：
……“文革”时期，有些人挨了小将的斗，就自杀了。我教书的那个中学，有一位很有才华的历史教师，因为受不了这种侮辱而吊死在公园的一棵树上。我虽然也作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挨过斗，而且也觉得深受侮辱，却从来没有自杀的念头，相反表现得异常地顽固。一次，我被迫去洗刷墙壁时，一个在我看来相貌非常丑陋的女小将来到我的面前，恶狠狠地对我说：“一辈子都要让你干这种活！”我立即回敬她说：“你看着，将来我一定比你强！”但是有些人不了解，以为我这个学文学的人，平时就感情丰富，情绪容易激动，如今遇到这类事，大概很容易想不开，怕我走绝路，经常规劝我，说纵使不再握我所无比喜爱的笔，而去握锄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在那个时候，特别关心我的是妻子的一位远亲曹湘蕖先生。
曹老曾有一段革命经历。三四十年代，他“脑袋夹在腋下”潜入上海做地下工作。可是一九五七年却受了委屈，“文革”中不用说也自身难保。可是他很达观，对自己的事很看得开，反而担心我会怎么样。他经常悄悄地来到我临街的十四平米的陋房前，透过窗子的缝隙，观察我的情绪。他后来告诉当时在嘉兴工作的我的妻子，说开始很担心我会寻短见，但每次都见我在安心看书或翻英汉词典，才放了心。
① 钟叔河（1931-），湖南平江人，编辑家、出版家。
的确，不管在怎样的条件下，我都从来没有想到过死。那是一个高呼“唯有牺牲多壮志”、批臭“活命哲学”的年代，但在我的脑袋里，仍旧坚实地保留着“好死不如恶活”的旧俗语。何况还有可以使我获得无穷乐趣的精神食粮呢！这就是书。我是在书中，更确切地说，当时只是在医学史中找到这乐趣的。无论是被残酷斗争之后，或是在繁重劳动之后，我一离开那不能自主的场所，不是去浙江图书馆和浙江省科技局的图书馆收集医学史资料，就是在家把这些资料翻译成中文，积累起大约一百万字的内容。
在当时，甚至到了一九七八年，这些资料似乎都是毫无用处的。曹湘蕖先生出于关心，曾带我去见一位医学权威。那位曾经担任过杭州一家大医院院长的主任医师听我介绍了这些资料之后，疑惑不解地问：“弄这些干什么，有什么用？”曹老自然相信它确实不会有什么用的；已经调入杭州的妻子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否有用，而且多半也是相信不会有用，她只是出于对我的感情，不但在医院繁重的工作下班之后，担当起没完没了的家务，给我充分的时间，同时还帮我整理、抄录这些资料。我自己是不相信这位权威的论断的，我坚信“总有一天会有用”。我是出于直觉才坚信这一点。我相信既然每个人的躯体构造特别是脑结构都差不多，那每个人的感受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所以，我自己在收集和整理这些资料时觉得那么有趣味，别的人看到也一定会感到有趣味。曹老因为没有看过我的这些资料，不可能有真切的感受，所以很自然地比较容易相信权威的话，以致不管我说得多么有信心，从他的表情我看出，他仍然认为我只是在做一件无为的劳动。曹老后来告诉我妻子：“虽然没有用，不过让他有事情做，也是一个寄托。”……
他之所以能够如此，我想事情真如他所说：“我大概算是一个不会享受自然美景的人了，不但多次放弃了单位组织旅游的机会，而且外出开会期间，跟队一起去了旅游地，我也仍然只是原地待在车子里翻翻书，不肯跨进景点。我似乎觉得，在书本里，就已经能够享受到一切了。我生在黄岩一个偏僻的农村，小学毕业后，十二岁那年进了二十里外的扶雅中学。大约过了一个月，我想家了，于是请了几天假回家。路过路桥镇，在一个以店主‘叶中’的名字为名的小书店里买来一本《天方夜谭》，于是就躲进家里的楼上，一遍一遍地读，沉浸在那神奇的阿拉伯世界里，直到回校的日子。从中学到大学，参加工作以后也一样，读书已经成为我的第二天性。几十年来，无论在哪里，无论到哪里，书总与我在一起，像是无法分开的情侣，使我感到愉悦、感到充实，以致有时会出现一种病态似的‘恋书’情结。”有的时候“上午或者下午，我全神贯注地坐在房间里读书或写作。突然，我莫名地感到坐不住了，我的心无法集中，我的头脑一片混乱。我问自己，我到底是怎么啦？我在脑子里寻求答案，但我无法告诉自己究竟是为什么。没有办法，只好离开家，骑上脚踏车直奔大街。我走进琳琅满目的百货商场，看看漂亮的服装，瞧瞧精致的首饰，又去家电部、珠宝部转了几圈。这些无疑都没有引起我的兴趣。我又来到影院，很多人正在进场，去看一部什么外国著名的巨片。但是我的潜意识告诉我，我不想看电影，也不想看同在影院放映的其他录像。于是我又骑上脚踏车。这时，我更不知道该去什么处所了，于是便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骑过来又骑过去，转了好多圈。最后，像是鬼使神差似的，在大街上那家最大的书店门口停下了。我进去之后，在一排排的书架前站住了脚，东翻翻西看看。渐渐地，我自己清楚地感觉到，我开始平静下来，不再感到烦躁了。等我买到了一本看中的书后，我一口气回到了家，安安静静地重新开始原来搁在那儿的工作。这就不难想象，如果有一天没有我想看的书，我将会是怎样的难受和痛苦”。
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一个这样爱书的人，一个一旦离开了书就觉得痛苦难受的人。他的这种对书的痴迷使我有时也不免联想到他所写的那本奇书——《天才还是疯子》。据最新的研究发现，所谓的天才与疯子其实只有一线之隔。好在他还在线这边！我不由得感叹道。
对于他所写的书，我曾写过一篇读后感《秋叶飘零秋叶心》，是读他的《飘零的秋叶》那本肺结核文化史。文章虽然写得不好，但心意是真诚的：
我不知道老余先生也就是我的凤高大兄喜不喜欢我这样来谈论他的这本新著《飘零的秋叶——肺结核文化史》。本来，我也想拉开架势作古正经地写篇评论，写他的《呻吟中的思索——人类疾病的背景文化》，写他的《解剖刀下的风景——人体探索的背景文化》，写他的《病魔退却的历程——寻求治疗的背景文化》，写他的《流行病——从猖獗到颓败》，这些都是他近年的著作，反映很好，销得也好，他简直就成为了疾病文化的专家了。一个卓有成效的专家，一个善于写作的专家，笔调细腻，资料丰富，视角独特，观点新颖。面对他的这些著作，我即使能笔下生花也是画蛇添足了。我想还是自知一点，随意地谈谈感受为好。
首先想到的就是死亡。一个人若得了病，而且这病无药可治，那就无论你是何人，无论你是王侯将相还是富甲天下的贵人，也只能等待死亡了。这个等待何其残酷，你等待的不是别的，不是金钱，不是美女，不是幸福，不是事业——你等待的恰恰是你最不愿意等待的东西——那个最可怕的死亡！若是病魔性子不急，肺结核魔即是如此，那就更会受尽折磨，一日日，一年年，干瘪，枯萎，形销骨立，变成一具活的骷髅。这时即使你再有权，有钱，有名，有地位，也没什么意义了。这时，你是生不如死，只盼死神快快到来。穷人那就更别说了，即使病魔有药可治，他们也是无钱可治，只能默默含泪死去，就像不曾活过似的。至于进入什么史，那就想都不用想了，想也只能成为背景，构成一个死亡的数字，就像书中的“最新简况”：“全世界人口是六十亿，其中二十亿人染有潜在的结核病，仅美国就有1.5亿。如今，全世界有8.4亿的结核病人是活动性和有传染性的，这个数字而且每年都在增长。每年死于结核病的人数在两亿以上。世界卫生组织把结核病正式称为‘带翅的埃博拉’；并声称，此病在一百二十八个国家传播，但只有百分之二十三的患者能及时得到治疗。”情况为何会这样呢？为何那么多的病人——百分之七十七的病人，不能得到及时治疗？我们中国有多少呢？书中没有说，想也不会少，只是不说而已了。自从一九六四年瓦克斯曼等科学家发明链霉素以来，肺结核病已可治愈，已经不是不治之症。那为什么还是这样？这就有社会的原因了，这就有政治的原因了，这就有文化的原因了。什么文化呢？“茶花女”文化，“红楼梦”文化。“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时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施胜三分。”这样的文化自然只能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回光返照了。返照的回光是美丽的，书中举了许多例子，全是一些文化名人，全都得了肺结核——比如女影星费文·丽，比如写《简爱》的夏洛蒂以及她的妹妹弟弟，比如音乐家肖邦，比如大诗人济慈，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几乎全是外国的，中国的却只有一个—— 一个美丽的林黛玉，一个高贵的林黛玉，一个可怜的林黛玉。凤高兄的这本书中，几乎没写中国的病情，肺结核病这个病魔似乎只在外国穿行。也许是中国的史书中太少这样的记载吧。事情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也可从中见出我们的文化所关注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事情。这是我读此书之时，获得教益多多之时，所抱有的遗憾心情。
与凤高兄比起来，我真的是一个“愤青”。如果我也像他一样，对书那样痴迷的话，对写作也那样痴迷，即使我不是个天才，也会跨过那条线的！
先生简介
余凤高，一九三二年生，浙江黄岩人。一九五四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曾任杭州市第六中学教师。一九八〇年参加全国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考试，录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直到退休。其著作主要有《呻吟声中的思索——人类疾病的背景文化》《解剖刀下的风景——人体探索的背景文化》《病魔退却的历程——寻求治疗的背景文化》以及《天才还是疯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