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会写文章的，而且很会写，不但有思想，而且都好看。
我常想，如果不是春节的话，恐怕谁都无法打乱他的生活节奏吧。春节了，他的女儿回来了，四个女儿即使不是全都回来，即使就是回来两个，再加上那两个女婿，他恐怕就不能再像平时那样吃完早饭就坐到他的那张书桌前，看他的书，写他的书，或者编他的什么书了。我还想，如果我也能像他这样看书或编书或写书，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会变成什么样呢？也会做出点成绩来吧？想来应该也会的。当然，这是我的幻想。我不可能像他这样。各人的来路不相同，去向必然也不同，这就是所谓命中注定。命中注定的，你能改变吗？改变不了也不要紧。因为每当我这样想，就像对着一面镜子，看到自己的面目人生。人是需要镜子的。人若没镜子，那眼睛再亮，也看不到自己的模样。他是我的一面镜子。我也喜欢这面镜子。我很需要这面镜子。
做什么都要缘分，做人是这样，做事也一样，勉强不得的。回想我与他的缘，某些人事又到眼前。那时，我在文艺社——湖南文艺出版社工作。那是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我听说他正在编周作人的作品全集。于是，就想试一试，打了个报告给社里，请局里能支持出版。我打那个报告时，还不认识他，也未见过面，也就没有联系他，想待批准后再说也不迟。如果没批准，就等于没做，也就不用跟他说了。不料，竟然批准了。我知道后很高兴，立即去找他，想要他答应，让我来做责任编辑。他打开门，看着我，问我是谁，有何事。我说我是文艺社的，我的名字叫周实，我来是想谈一谈周作人的书的事。他说你们社里面已经来人正在谈。我一听就明白了，社里已将这个选题交给另外的编辑了。我不由得呵了一声，抬手，告辞，悄悄走了。这样的事，十来年后，也就是2000年左右，我还遇到同样一桩。那时，全国报刊整顿，有个报号空余出来，我想抓住那个报号，创办一张全新的日报。那是一份市民的日报，一份真正的市民日报，比如“今天我结婚”可以上头版，比如“今天我生日”也可以上头版，还有某个市民的讣告以及他的特殊的生平也可以占满整个版面。一份报纸打开来，哗哗哗哗十几个版，精彩的图片目不暇接，百姓的气味扑面而来，时政要闻强调信息，短评杂论讲究深度，采编人手一台相机，那时数码相机正在普及，编辑部就是摄影部……我琢磨着，策划着，搞调研，跑市场，写方案，做预算。最后，报纸批下来了，可以编辑出版了，结果也被别人拿去，做成了另外一份报纸。这也就是所谓命吧。命里注定八分米，走遍天下不满升。
话题扯开了，话再说回来。1995年，创办《书屋》时，我向他约稿，他给我的第一篇稿子，不是别的，就是他给文艺社的那套周作人的弁言以及附录和附注，还有书的全编凡例。我很看重附录附注。我觉得那附录附注充分地表现了他的追求以及他特有的性情。附录不长，附注也短，摘抄如下：
〔附录〕 一九九一年四月九日周丰一①先生来信：叔河同志：
《杂事诗》今日收到，请释念。
偶然之中，看到你寄先父书信一件，系一九五八年所寄，距今卅余年，不知尚有此记忆否？今影印寄上，请回忆为幸。书信尚未整理，以后还许再发现，也未可知。
（下略）
所寄影印件，照抄如下：周老先生：
从友人张志浩②君处，拜读先生手书及大著二种，得知先生仍然康健，十分高兴。
① 周丰一（1912-1997），周作人长子，原名周丰丸，曾任职于北京图书馆。
② 张志浩，老报人，1957年与朱正、钟叔河、俞润泉一同被打成右派，构成所谓湖南日报的“反革命小集团”。
从四十年代初读书时起，先生的文章就是我最爱读的文章。二十余年来，我在这小城市中，不断搜求先生的著作，凡是能寻得的，无不用心地读了，而且都爱不能释。说老实话，先生的文章之美，固然对我具有无上的吸力，但还不是使我最爱读它们的原因。我一直以为，先生的文章的真价值，首先在于它们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态度，乃是上下数千年中国读书人最难得的态度，那就是诚实的态度——对自己，对别人，对艺术，对人生，对自己和别人的国家，对人类的今天和明天，都能够诚实地，冷静地，然而又是积极地去看，去讲，去想，去写。无论是早期慷慨激昂的《死法》《碰伤》诸文，后来可深长思的《家训》《试帖》各论，甚至就是众口纷纷或誉为平淡冲和或詈为“自甘凉血”的《茶食》《野草》那些小品，在我看来全都一样，都是蔼然仁者之言。先生对于我们这五千年古国，几十兆人民，芸芸众生，妇人小子，眷念是深沉的，忧愤是强烈的，病根是看得清的，药方也是开得对的。二十余年中，中国发生了各种事变，先生的经历自是坎坷，然即使不读乙酉诸文，我也从来不愿对先生过于苛责。我所感到不幸的，首先只是先生以数十百万言之剀切陈辞的那些事物罢了。
我最引以为恨的，就是虽然经过刻意搜求，先生的一些文集仍然无法看到。如今我所藏的，不过是《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苦茶随笔》《夜读抄》《瓜豆集》《风雨谈》以及解放后的几册回忆录而已。此外还有两本以前上海野鸡书店胡乱编印的集子，实在不能算数，只因有上述各书未收的文章，也在珍藏之列。先生究竟老了，我辈迫于生计，也无法多寻书读书，看起来这恐怕将会成为我永远难偿的心愿了。假如先生手边尚有留存的文集，无论旧印新刊，能够赐寄一册，那就足以使我欢喜万分了。此外，我还想学志浩君的样子，求先生为我写一条幅，字句就用先生无论哪一首诗都好。先生最喜欢的蔼理斯的那一段话，用在这里也许合适，就请先生把它当作交给别人手里的一支火把亦可耳。
回示请寄长沙市教育西街十八号。敬祝康健！
钟叔河
十一月二十四日
无法购置稍微合适的纸笔，要请先生原谅。又及。
〔叔河附注〕 写此信时我年不满三十，已因“右派”被开除公职，正在长沙市上拖板车，每日劳作归来仍闭门读书，家中却已不蓄纸笔，为写此信，特别到附近小店中买了几张那种一面粗一面光的极薄而劣的红色横格“材料纸”，一小瓶墨汁和一支一角二分钱的毛笔，信是直行写在“材料纸”上的。又信中所说蔼理斯的一段话，见本书《上下身》卷一四八面。
蔼理斯说了些什么呢？我找到书查了一下，那段话有两节，周作人说他“最喜欢”，他“觉得”这段话“是一种很好的人生观”，我这里也摘抄一下：
有些人将以我的意见为太保守，有些人以为太偏激。世上总常有人很热心地想攀住过去，也常有人热心地想攫得他们所想象的未来。但是明智的人，站在二者之间，能同情于他们，却知道我们是永远在于过渡时代。无论何时，现在只是一个交点，为过去与未来相遇之处，我们对于二者都不能有什么争向。不能有世界而无传统，亦不能有生命而无活动。正如赫拉克来多思（Herakleitos）在现代哲学的初期所说，我们不能在同一川流中入浴二次，虽然如我们在今日所知，川流仍不断地回流。没有一刻无新的晨光在地上，也没有一刻不见日没。最好是闲静地招呼那熹微的晨光，不必忙乱地奔向前去，也不要对于落日忘记感谢那曾为晨光之垂死的光明。
在道德的世界上，我们自己是那光明使者，那宇宙的顺程即实现在我们身上。在一个短时间内，如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用光明去照我们路程的周围的黑暗。正如在古代火炬竞走——这在路克勒丢思（Lucretius）看来，似是一切生活的象征——一样，我们手里持炬，沿着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要有人从后面来，追上我们。我们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样地将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递在他的手内，我们自己就隐没到黑暗里去。
不是吗？确实是，是“很好的人生观”。从附录和附注之中，我觉得他真的是深深理解周作人的，不然，他也就不会在那五十多年以前在他自己身陷困境遭受诸多磨难的时候写给周作人那封信了。关于这一点，我也曾写过这么几句话给他，以表我对他的理解：那么凄清的一壶苦茶/搁在那里无人问津/吹拂它的只有风唇//泡茶人已只身离去/壶边倒扣的几只茶杯/似还在等品茶之人//品茶之人能有几人/知味之人更数得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