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红兜肚》于2008年5月出版推向市场，在庆幸自己五年心血终于变成了中国文学作品洪流中的一滴水珠的同时，心里时时刻刻多了一份牵挂，难以预料它到底能走多远，是否被读者接纳。说实话，当时把土头土脑的《红兜肚》送出去经见世面，就像我的父老乡亲们把从未出过门的子女送出家门打工一样，在坚守自己那份固执倔强的秉性背后，寄予更多的是希望。
我写《红兜肚》，完全是出于必然的。我的家乡在偏远的山区农村，我的祖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这些年来，无论我是在外求学，还是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但时常眼前浮现的是家乡那朴素的山峦与沟壑，还有土地上弯腰躬背的父老兄弟。然而，正是那贫瘠而又充满营养的黄土地和憨厚而又充满智慧的父老乡亲养育了我。他们跟父亲和母亲一样，为了让自己的儿女有出息，为了把日子过到人前头，默默无闻地、永恒地在这块黄土地上辛勤地劳作和创造着。这里尽管有太多的苦难，太多的贫穷和无奈，但这里也有太多的坚守，太多的坚毅，太多的粗犷和辽阔。别看他们穿戴土俗，文化粗浅，但能人精人如同天上的星星一般稠密。在他们中间，有的老哥是退居二线的厅级高干，有的小弟是军官，有的大侄子是亿万富翁，有的闺女在国外留学。不用说，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自有另一种复杂，另一种智慧，另一种哲学的深奥，另一种行为的伟大。这种伟大不仅是他们用自己的现实生活写真见证着社会发展的大变迁，更值得一提的是，从他们身上还能触摸到当代人最缺乏的刚毅和血性来。可以说，我是在“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样的心境中完成拙作的。
《红兜肚》出版时间不久，就有信儿反馈了回来。我的手机信息和电子信箱里时不时会有读者发来感言，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我认识和不认识的读者登门，要和我讨论或“切磋”种种生活问题、文学问题。一个从山里走出在北京打工的青年，用电子信箱给我发了四五千字的读后感，说他就是小说里的那个张天宇，想起当年离家出走和睡广场的那些情景，不由得让他这个大男人哭了鼻子。在一个凌晨快两点的夜间，一个很固执的乡下农民把电话打到家里，说他刚刚把小说看完睡不着觉，问《红兜肚》是不是写他们庄子里的事，小说里的张有富、李桃花、张乾坤、田玉芳、刘世道、靳兴荣等人，他听说过和见过他们……最后，他有些较真地给我纠正了犁地时的一些不太规范的动作。一天下午，我在办公室里上班，一位回族阿訇慕名找到我，说是他在远路看到过这本书，粗略地翻看了一遍还不错，今天趁赶集想买一本拿回家细细看，可跑遍了小县城的十几家国营私人书店没买到，要我给他买一本我的书。我听了他的话既激动又感激，敬重地赠送他一本《红兜肚》，并陪他走出办公楼的大门，目送他一直消失在街道的人流中。
《红兜肚》出版三年多，多亏各位热心读者的抬爱，在北京、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四川、陕西、内蒙古等地的数百家购书中心和新华书店“打上了工”，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厦门大学等40多所大学图书馆里注册“落了户”，还有幸跨越海峡成为台湾同胞手中的读物，作为友好“使者”飞到了大洋彼岸美国。这真是让我这个迟钝又笨拙的人“风光”地有些愕然惶然了，同时也体味到了一种友善的情谊和春天般的温暖。在这里，我更加坚信路遥老师的谆谆教诲：“写小说，这也是一种劳动，并不比农民在土地上耕作就高贵多少，它需要的仍然是劳动者的赤诚而质朴的品质和苦熬苦累的精神，和劳动者一并去热烈地拥抱大地和生活，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才有可能涌动起生命的血液……”
“看世界因作者而不同，读作品因读者而不同”。应该说，广大读者最有发言权，是最公正的评论者。如果碰到了执著的读者，他能从作品中读出知识、哲理和趣味来，那这位朋友肯定是作者的知音，这部《红兜肚》作品就是献给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