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小时候经常跟父亲在山里放羊，有时躺在软绵绵的草丛里，专注地望着那天空中飘飞着的朵朵白云，会不经意从山梁的对面传来几句高亢而悠扬的唱腔，那曲调有时苍凉悲切、如泣如诉，有时欢愉轻快、怡然自得，调子蛮吸引人的，可站起来循声望去又不见人。听父亲说，那是放羊的回族老人从山那边漫过来的“干花儿”。
后来跟沟对面的那位姓杨的羊把式回族老人混熟了，在山里放羊一遇面就让他给我们这些放羊娃娃漫上几句干花儿听。但他说啥都不肯，理由是孩儿们花儿听多了就会容易变成“骚杆子”的。花儿竟有这样的“特异功能”，越发激起了我们想听花儿的欲望，有时亲昵地喊上几声“干大”还不能打动他亮嗓子，就干脆让他“老人家”悠闲地躺在草地上睡大觉，他的羊群就由我们操心放了。
老人一看拗不过我们的软磨硬泡，就答应给我们唱上几段子干花儿，但必须答应回家不能告诉家里大人。老人干花儿漫得是声情并茂，动听极了，用现在的话来讲那真是具有宽厚的穿透力。
小时候在山里放羊干花儿听了不少，尽管歌词没记下几句，但“尕妹妹”、“阿哥的肉”、“白牡丹”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因此，关于源于甘肃河州（今临夏回族自治州），代表回族民歌结晶的花儿，我一直很感兴趣。现在坐下来仔细品赏，的确有一番别样的心情涌上心头。
尕妹妹的门上有狗呢，
后墙上有走的路呢。你有了胆子开门来。我有了胆子者进来！把尕妹妹搂到怀里了，紧搂慢搂地亮了。
我们再静静地往下读，让心在花儿的海洋里自由地徜徉：
喊一声尕妹我走呢，心儿里如刀子绞呢。千说万说丢不下，拿一个狠心儿走吧。指甲吧连肉的离开了，刀割了连心的肉了！我一步一走回头看，把尕妹妹撇了个可怜！
两情相悦的男女，在花儿中把别离和相思演绎到了极致，直抵唐诗宋词的某种境界：一寸离肠千万结，才欲歌时泪已流，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一场寂寞凭谁诉，悔不当时留住！给我们传递着这样一种信息：花儿等于爱情，唱花儿的人脑子里装的全是爱情。
我们再看看张贤亮先生《绿化树》中的回族汉子海喜喜，是怎样给他“心上的肉”马缨花倾诉爱恋衷肠的：
哎——
扑灯的蛾儿上天了（哟）噢！
阿哥的肉呀，
蛤蟆蟆入了个地了，
前半夜想你没睡着呀！
后半夜想你个亮呀——了！
甘肃嘛凉州的好吃（呀）喝，
为什么嘴脸儿坏了？
嘴脸儿坏了我知（呀）道：
尕妹妹把我害了！
这里有对爱情的执著，有对脚踩两只船的无奈，有对第三者插足的气恼，有被心上人无端抛弃的失意与忧伤。
花儿以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将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喜新厌旧、见异思迁描绘得淋漓尽致，对爱情的多向性和不确定性作出了近乎科学的解释，回答了一个千百年来困扰痴情男女的难题——世上最不永恒的事物也许正是号称天长地久的爱情。
花儿是真情的流泻，生命的呐喊，是最深挚的爱情宣言，闻之使人如淋甘霖，感同身受。我不敢想象，在漫长的岁月里，在被指判为“不适于人类生存的地方”——位居全国贫穷之冠的宁南山区，假如没有花儿，没有爱情，人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花儿本是心上的话，
不唱是由不得自家；
刀刀儿拿来头割下，
不死就是这个唱法！
接触的花儿多了，满脑子花儿式思维，凡遇与男女之情相关之事，有一搭没一搭便要往花儿上扯想。男方喜新厌旧，便思：“阿哥是绸子尕妹是布，布粗得配不上你了。”女方见异思迁，便想：“你把阿哥的心拉热，拉热是再不管了。”闻知有男女相好，闲言碎语风气之时，便忖：“人家好了叫好去吧，管那个闲事干啥？”妻子有时玩笑开到自己头上，脑袋里马上蹦出一句这样的词来：“人人说下我两个好，亏死了，我十二个月没搭上话梢！”
说到最后，我还是更喜欢那些在乡野间自由自在歌唱的干花儿。诚如鲁迅先生所言：“乡民的本领并不亚于大文豪。”或许只有花儿的真味和甘醇正可体现平常人的真性情，荡涤与真善美格格不入的喧嚣与浮躁。在物欲横流的年代，能有这样一种至情至性的原生态歌曲与我们紧紧相随，的确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