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精心筹办婚礼，也没有让皇上满足宫里的现状。在他看来，很有必要成立一个调查并改革紫禁城和皇室财产的委员会，即便内务府官员还有王公盟友们反对，他还是坚持成立了。内务府一直作为一个严密的组织，在传统的强权之下，有着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如果这些秘密大白于天下，整个皇室都将无比尴尬。而且内务府不允许汉人的加入，他们认为那是荒谬的事情，内务府一直被视为清朝忠诚的侍卫，其人员空缺也是由任命制补充的。所以他们坚信整个调查委员会必须全部由满族人组成，否则将是摧毁内务府由满人垄断的开始。
要让汉族人加入内务府并成为永久成员，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主要原因就是醇亲王的介入（他是内务府的后台，肯定非常反对内务府的各种改革）。但我的其他努力并没有成为泡影，虽然没能让汉族人成为内务府永久成员，却让汉族人加入了调查委员会中。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希望这个委员会都是汉族人，至少现在内务府的人不该加入，不过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尽管如此，我还是成功地让两个汉族人加入了委员会中，一个是在十八章的信件中提及的那个人，另一个是刘体乾，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原人。
让人遗憾的是，前者一直身患重病不能上任，他认为只要内务府存在，而且它能够得到摄政王以及一些王公的支持，宫廷制度就不会得到真正的改革。他还认为任何的委员会在强大的利益阻力下，都不会取得成功。但刘体乾还是接受了任命，不过只有他一个汉人，他也没能在委员会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总体来说，这还是打破了内务府一直被满人一手遮天的现象。
我推荐汉人加入委员会的事情很快被内务府的官员知道，这让我和内务府的关系更为紧张，这一点可以从1923年年初的一件小事看出来。
在清朝被推倒之后，虽然皇室拥有“优待条件”仍然享有着皇室荣誉，但是其经济的来源都是由内务府经常拿一些财宝变卖或者抵押而来，我常提醒皇帝要进行改革。不过，出售珍宝和我没有关系，我也不会多说什么，毕竟在内务府存在的情况下，如果民国政府不支付津贴，皇室的存在就必须依靠这种方式来筹钱，就算我认为这种方式腐败且浪费也毫无办法。内务府只会将这些财宝卖给和自己关系亲密的商人，双方在知根知底的情况下，就算能够达到彼此满意的条款，却也低于了一般的市价，算是一种亏本买卖。宣统皇帝也不会多问，他没有学过金钱方面的知识，对宫里取走的珍宝的价格，他毫不知情。不过这一切，都被一位外国人搅乱了。
有一次，一批珍贵的收藏品送到了内务府，其中有一个六尺高的金塔。内务府希望皇帝批准他们变卖或者抵押，出人意料的是皇帝对这种做法非常生气，他引用我对他说过的话说，如果在公开的地方拍卖，这件珍宝获得的金钱将远高于他们私下售给的亲密商人。
就在当晚，这一件珍宝就被人送到了我家里，他们给我传达了内务府的口头消息，说皇帝让我处理这些珍品。我知道这是栽赃陷害，于是我要皇帝的手谕，他们说没有，我就让他们把珍宝带回去，还说如果皇帝要让我处理这些财宝，自然可以在我觐见的时候告诉我。不过这些人却坚持说自己接到了皇帝的命令，他们要将珍宝留在我家里，并让我开一个收据。我没有开收据，并告诉他们如果留下这些东西，我就会扔在大街上。最终，他们只好将珍宝原封不动地带了回去。
第二天，我就将这件事情禀报了皇帝，皇上很明智地说这是栽赃，为此他对内务府大发雷霆，希望其给出一个解释来。后来得到的答复说这可能是一个误会，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如果说这件事并不足以惊心动魄，下面的事情则让我现在想起都心有余悸。
在皇上大婚后不到三个月的一天，具体时间是1923年的2月24日，当时的民国总统黎元洪举办了一个招待会，我有幸成为宾客之一。在那里，我见到了一位驻北京的外国公使夫人，她对我说她丈夫因为重感冒无法前来，但是他希望可以尽快地见我一面，有急事商量。听了她的话之后我便立马去了使馆，之后我便得知如下的消息：皇帝的弟弟溥杰已经连续三天拜访过他，并向他表达了皇帝决意秘密离开皇宫的意愿，皇帝让溥杰恳求大使可以帮助他，把皇帝接到公馆，随即去天津。
幸运的是，大使问过溥杰，他或者皇帝是否和我有商量过这件事，溥杰的回答是没有，他们认为我不会同意，溥杰还说有某位王公参与了这一计划。计划中，皇帝到达天津之后，就会住在王公位于英国使馆的住宅里。这位王公已经提前将大量的宝物从宫里运到了那里。大使告诉我，他同意溥杰考虑这件事情，而且还留下了溥杰、王公的电话号码，不过溥杰回宫后就让大使务必不要给王公打电话，因为他还不想透露看法。
大使说完之后，就说他仔细考虑了这件事情之后，也对被囚禁在宫中的皇帝感到同情，决定在使馆接待皇帝，并亲自陪同他去天津。不过他说皇帝可以带着天子的尊严离开皇宫，但是到了使馆就不再是天子了，只能按主人的意思行动。
我听了大使的这些话之后，告诉他另一件事情。那是一件发生在1922年6月的事情，宣统皇帝希望我可以带他到英国使馆，不过我没有那么做，因为我知道皇帝不可能在太监和侍卫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离开紫禁城半步。一旦这些人发现他要离开，就必然会发出警报，除非对他们进行贿赂，以使他们对此保持沉默。
离开大使馆的第二天，我便向大使通过信件作了回复：“昨晚，我认真地思考过你说的话，觉得你的拜访者的计划十分草率。如果实施这个计划，对那个你我都很关心的未来说，结果是不幸的。我不会参与这个计划，尤其是我确信我参加这个计划将要遭到英国使馆还有政府的强烈反对。如果当事人就这个问题问我，我的建议就是不要那样做，不过我也不会采取任何主动的措施来阻止这个计划，因为我不会辜负你对我的信任。”
很快，这位大使就给我回了信，他的信件内容让我知道我并没能改变大使的决定：“我的拜访者溥杰告诉我，对于这个计划还有另外一个很有决心的人，而且他说这个人是经过仔细考虑的，并决定今晚就采取行动……我已将此事告知阁下的事情告诉了溥杰，他并未感到奇怪。如果你认为很有必要，请在今天下午到使馆内看望我们的朋友，如果可以还请告诉我你们的谈话结果。”
我立即作了回复：“非常感谢你写信给我。我已经决定，今天下午不去拜访我们的那位朋友。据我对他性格的了解，我现在无法改变他的主意。而且，他很清楚我真心赞同他的总体态度，我一直赞同他为改变生活而努力。我不赞同的只是他现在这个方案。现在，我只希望计划能够顺利实施，我不祥的预感不要成为现实。事实上，他得到您这样一位具有影响力和同情心的朋友的帮助是非常幸运的。”
等到这封信到达使馆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我一直在家里等待消息，直到当晚开往天津的最后一列火车离开，我才接到大使的电话，他告诉我计划失败，皇帝并没有去使馆。
第二天早上，我便早早地来到了使馆听大使讲述，不过他对这事知之甚少。按照计划，溥杰该用自己的马车将皇上带到使馆区，但在约定的时间皇帝并未出现。后来，皇帝给大使亲自打了电话，希望大使可以派车去宫门口将他带走，不过大使拒绝了这样的请求。大使坚持自己不做其他事情，他只会在皇帝以个人名义出现在使馆之后，让他进入使馆然后陪同其前往天津。大使还告诉我，他昨晚还为前往天津做好了一切准备，比如买车票订包厢。他对于皇帝为什么没有出现一无所知。
2月27日，我得知了其中的缘由，这一天正好是宣统皇帝生日的前一天，我被召见。和皇帝会谈的时候，只有他的弟弟溥杰在场，皇帝已经知道我知道他要离开皇宫的事情，他解释说，那位王公告诉他，不能将这件事告诉任何和宫廷有关的人，他才没有征求我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