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幼丧母对梁鼎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之后他由父亲抚养长大。他在父亲的教诲下严守君子自爱自律之道，他一直遵从父亲的话：以死守节。1880年，梁鼎芬考中进士后开始他的仕途生涯，先是担任湖北按察使。戊戌变法之前，他曾因为直接指出朝中显贵之人的不足险些被“老佛爷”降罪。当时，朝中极具威望的张之洞庇护了他。不过，“老佛爷”一直因为他与康有为的友谊而怀疑他。其实，梁鼎芬一直在反对康有为，也曾当众斥责过康有为。甚至，他还在辛亥革命后向黎元洪提出过恢复清朝的请求，不过遭到了拒绝，他就跑到西陵光绪皇帝的陵墓前哭。之后，他因为陈宝琛引荐负责建造陵墓。不久，帝师陆润庠去世，他就接替陆润庠成为了帝师。
1917年，北京整个局势动荡不安，张勋的军队同段祺瑞的军队正面交锋，战场离紫禁城非常近。梁鼎芬要去皇宫为皇帝授课，要想抵达皇宫大门必须穿过街道。当时，北京城内硝烟滚滚。但梁鼎芬坚持要去皇宫。他到达景山对面的宫门时，轿夫们像往常一样在那等候。但是，这些轿夫们都劝梁鼎芬回家。梁鼎芬却走出马车，进入轿中，坚持要去皇宫。轿夫们因为考虑自己和他的安全，极为不情愿。不过，他们也没敢违背梁鼎芬的意思。没有走几步，他们经过的宫墙被子弹打中，散落的砖瓦砸在轿子上。轿夫们想到安全的地方躲避一下，梁鼎芬却不想因为自己的利益而不忠于职守，他认为那比死更为耻辱。最后，梁鼎芬顺利到达了皇宫。我们可以想象那天皇帝的书房肯定不能进行授课，但这是激战造成的，并不是帝师梁鼎芬的责任。
梁鼎芬去世后，很多人都前来吊唁，并称赞他在帝制复辟时期表现勇敢。此外，民国总统也派人吊唁，并赠送了1000元葬礼费用。皇帝则赠送了更多的礼品，并赐其谥号“文忠”。
皇帝的另一位帝师是陈宝琛。这位帝师入宫多年，极具威望，享有“太保”等尊称，而且嗣后成为“太傅”。陈宝琛是福建人，精通诗、书，在学术方面也很有研究。虽然我听不懂他的家乡话，但是他北京话讲得很标准。1919年，他已经72岁，却依然精神矍铄。
陈宝琛天资聪颖，于1868年考中进士，此后一直受到重用。但是，他也像梁鼎芬一样，由于戊戌变法惹怒了“老佛爷”。他被迫辞官归乡（他以前只在为母亲服丧的时候才这样做）。之后的二十几年，他没有过问国家政事，一直恣情于诗、书以及学术之中。陈宝琛有两座院子，风景不错。我比较熟悉福州附近鼓山的那座别院。在那里，他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治学生活。他时常受到风雅人士和达官显贵的邀请，与他们一起促膝长谈。他的多数诗歌，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自己对云霓及川流的渴望。
1908年，陈宝琛很不情愿地回到官场，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当时，慈禧太后去世，朝廷想为小皇帝选帝师。摄政王则在隆裕太后的示意下选了陈宝琛。于是，陈宝琛没有去山西任职而是留在紫禁城教导小皇帝。同时，陆润庠和伊克坦也被任命为帝师。关于伊克坦我们在下文会谈到。而陆润庠曾在科举考试中高中状元，备受尊敬。但是他过早离世，其职由梁鼎芬接替。
1911年，帝师其实没有多少授课任务。不过，陈宝琛因为帝师的身份成为了内阁的一员，并参与国家政事。但自1912年后，他的任务便仅是教导皇帝。
当我任职帝师时，陈宝琛已经教导皇帝八年，见证了皇帝的成长。在中国文学方面我从不奢望能和他并驾齐驱。不过，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喜好，喜爱山水。当时，陈宝琛已经是古稀老人，但还是经常同我一起游览山色美景。不过，他是乘坐一个便于登山的轻巧轿子随我登山的。山西有一个山谷，虽然偏远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但深得我们的心意。我在那里还有一座别院，是徐世昌总统送给我的。山谷里还建有很多庙宇，其中一个庙宇所供奉的神明已经无从考据。陈宝琛第一次到这里是在1902年的中秋节。这里的美景顿时吸引住了他，他还为此写了一首诗。我们可以从诗的墨迹中看出他对书法艺术极有研究，他的笔法精致飘逸。西方人认为，陈宝琛的笔法与其气质相符。但我的一些“现代派”的中国朋友们却认为，他的书法缺乏活力与强烈的意志力，这同他的性格弱点直接相关。
的确，陈宝琛有一处软肋。辛亥革命后，他在如何整顿和管理宫廷事物方面没有足够的威慑力，实际上，对于内务府的腐败他也心知肚明，但却没有用尽全力去改变。不过，我们不应该谴责他。他已经处于古稀之年，本应颐养天年却因为对朝廷忠诚以及尊崇儒家思想而不得不在官场奔波。
还有一位帝师是朱益藩，江西人，比陈宝琛年轻10岁左右。朱益藩曾作为侍读在翰林院待过一段时间，这说明他才华横溢。朱益藩的仕途也比较顺利，他在1904年到陕西任督学一职，在1906年出任山东提学使，1907年后他被提升为宗人府府丞。他在北京声望很高，我与他相识时，他已经教导了皇帝4年。不过，我认为他的个人魅力远不及陈宝琛，因为他只会讲家乡话，因此我们交流很少，或许这也是我们关系淡漠的原因。但我对这个人的直白和真诚很佩服。他能够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维护旧制，抵触西方文化的想法。虽然他比陈宝琛年轻，但是他的思想更加守旧。他不但无视内务府腐败渎职的现象，也不关心革命。我曾多次和他攀谈，告诉他需要立即改革内务府，但他毫不理会，甚至继续支持宦官制度。的确，太监自周朝时期便存在了，一直延续了两千余年。因此，朱益藩认为太监必须存在。
朱益藩抵触西方文明，自然也不接受西医，他本身对中医颇具研究。只要有机会，他就会乐于应用自己这方面的知识。他除了是皇帝的老师外，也是太医院的一名太医，每当皇帝身体不适，他都会第一个前来诊脉。
朱益藩有一套中医理论，即人不应该在年轻时期过于运动。他认为一个人的能量是固定的且无法再生。假如这个人年轻时经常剧烈运动，就会消耗掉过多的能量。这样，等这个人年老时就会因为能量不足提前去世。他认为人应该在年轻的时候保持安静，这样年老时才会有足够的能量和精力。他让我们劝阻皇帝尽量避免过多的运动，同时能够时刻维护皇族的庄严。他觉得那些户外运动让那些呆笨的外国人过早踏进了坟墓。
对于他的理论，我运用了很多知识去反驳他，甚至公开对峙，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皇帝也认为人需要一定的户外运动。不过，一位杰出的美国科学家，他在生物学方面有很大成就，却认为朱益藩的理论并非荒谬。他说，一些生物存活的时间长短与能量的高度消耗有关。他认为，无论人或是生物，其死亡率同生命能量消耗率成反比。关于这一理论，近期的《泰晤士报》也有所关注，为了安慰那些热爱运动的人，报道说：“上帝青睐那些折腾的人。”
另一位帝师伊克坦，满族人。伊克坦为人谦和，交友甚广。他在这四位帝师中任职最早，并负责皇帝的满语课程。他教皇帝满语不过是让皇帝不至于完全忘记先祖的语言。我不知道他对满语了解多少，不过他北京话说得要比满语好。当时皇帝并非一定要熟练掌握满语，只要能够会说、会写一些满语，便足够了，毕竟皇帝并非想对此精通。
伊克坦一直想参加皇帝的婚礼，却未能如愿。出于自己的意愿，也是遵循惯例，皇帝在伊克坦即将辞世时去看望了他。那是1922年9月26日的下午，皇帝来到了他的家。当时正值伊克坦神志清醒，他向皇帝点头表示自己认出了眼前的人。皇帝离去后，他在晚上七点的时候便去世了。伊克坦去世后，一时间没有合适的人再教皇帝满语，于是皇帝将英语定为了宫廷的第二语言。
皇帝出宫看望伊克坦的那次，是他第二次踏出紫禁城。之前，他因母亲重病曾出宫一次。一年后，皇帝赐伊克坦谥号“文直”，还授予了“少保”称谓。皇帝为赞颂其美德将上谕发表在宫廷公报上，上谕中还写到皇帝为对伊克坦的忠心表达谢意，特命一位亲王带着三千元的赏赐出席了葬礼。伊克坦的儿子则在朝中任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