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早些年的事了，到1988年，我的性格略有变通。我开始和人交谈，有三五个好友，一起讨论人生、理想等方面的问题。我常常皱着眉头，对人世我有自己的思考，我意识到了，心里很快乐。我们也看电影画报，从上面得到零星的流行元素，哪个女演员漂亮，哪个女演员有气质。
那时候，我们已注意到“气质”这个东西。什么是气质呢，我们也说不清楚。我们说，刘晓庆是漂亮的，可是潘虹和陈冲就有气质。我们喜欢气质。我们看她们怎样穿衣服，怎样搭配，一点点牢记心间。在不久的将来，这于我们是有用的。
我们也搜集明星贴纸，从校门口的小摊贩手里一买就是五六张，有张国荣、刘德华、张曼玉、刘嘉玲……把他们粘在课本的封皮上、扉页上。我们尤其喜欢林青霞，常常为她的清纯和气质叹服，课间十分钟，几个女同学聚在一起，围着课桌看林青霞的照片，边看边说，有时会尖叫着，笑倒一片。
我从此看到我性格里的另一面，温暖的，通俗的，它是属于“人”的那一面，在1988年的夏天，正一点点地呈现出来。我想我是长大了，梳着麻花辫，穿着布衣裙。那时我还戴着眼镜，很笨重的学生镜，架在鼻梁上，一不小心就会滑落下来。
我从来不是个活泼的女生，枯燥，寡言，可是没有人知道在这张像被雨水淋湿的茫然呆滞的面孔下，曾有着多么敏感、耽于幻想的心。
听歌我能听出眼泪来。1988年，似乎有一首歌叫《我祈祷》，优美、深情，我最听不得男人的深情，可是在黄昏的房间里，我一遍遍地放着这首歌。
我蜷缩在角落里，看着光线从西窗一点点地落下去，而夏日如此盛大，我睁着眼睛，呼吸着，感觉到心一点点收缩得疼。这就是我成长的一部分背景吗？一首情歌，唱着古老的男欢女爱，忧伤、纠缠，沉到骨子里。1988年的我还来不及体会爱情，我是那样一个单调、苍白的姑娘，了无生趣。可是听着歌，我觉得自己快要哭了。
我忧伤至极，且富有情感。我喜欢戴望舒的《雨巷》，因为他把姑娘比作“像丁香一样”，我喜欢的还有很多，老电影，老歌，分离的、来不及实现的爱情。我喜欢一切短暂的、来不及实现的东西，淡淡的伤怀的情绪，无边无际的，捉摸不定的。
像所有少女一样，我正在成长，可是亦懂得了怀旧。我常常就哭了。春节时和弟弟贴对联，我缩着脖子，袖着手，把糨糊瓶夹在手肘里递给他，我说，今年又长大了一岁。我想我是伤感的。家里有一盒苏小明的磁带，还有邓丽君的磁带，成方圆的，朱明瑛的……它们流淌在80年代初的空气里，流淌了很多年，而我和弟弟是听着这些歌长到了1988年。
在这一年里，还有一首歌叫作《小站》，歌者好像是常宽，现在不太有人记得他了——能记得的肯定是我的同龄人，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同一时间段里，偶尔寻着这盘磁带，并喜欢上了他。听着这首歌，我眼前总浮现出两列反向而驰的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了，车窗旁坐着两个男女，他们注定是要失之交臂的。在这小站相遇，在四目相视的那一瞬间，心微微动了一下，然而火车开走了。
对面火车上的那个人，也许是自己人，可是错过了。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虽平安，看着儿孙满堂，可是一天天地迟钝；这一生总的来说很吃力，也不知为什么，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而很多年前那次小站的邂逅，那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就这么轻轻一瞥，擦肩而过——也许他们早就忘了。
崔健时代与张楚时代
我在这里写下的关于摇滚乐的一点文字只是文化字面上的，跟音乐并不相干，这似乎带有点“隔靴搔痒”的性质。音乐人手底下的音乐只是音乐本身，跟文字并不搭界。然而文化人听音乐，首先得看歌词，寻找文字背后的企图。这中间，又隔了一层。
我们背着我们文化的壳，企图做一些沉重的沟通。然后音乐只是音乐本身，它和万物一样，独立，冷漠，不沟通。当音乐成了文化意义上的存在，附带上歌词等文字载体时，原初意义的音乐已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在上个十年间，崔健和王朔一起，代表着刚刚逝去的那个年代的“另类”声音。1986年前后的中国人已经苏醒了，然而仍有害羞的。那几乎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活泼、更接近于人本主义的时代。历史翻了个跟头，一切又从头来了。
青年人开始寻根，刨根究底要弄清楚人类生存的原始意义和终极价值。一切都是新奇的、活泼的，智力上却显得平庸和不健全，像《诗经》以前的平凡男女和《荷马史诗》里的坚贞的英雄：人是认真的人，健康朝气，负有责任心，因为过于计较，也会显得苦痛和迷茫。崔健在他的歌里唱道：
我脚踏着大地，我头顶着太阳
我装作这世界唯我独在
……
我不愿离开，我不愿存在
我不愿活得过分实实在在
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
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
——《从头再来》
平凡人的英雄主义，在那个年代，不但是可以原谅的，也是可敬的。崔健那辈人，虽然浸泡过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却并没有被负荷压迫。“文革”把一切意义都消解了，到1986年，传统文化的伤口仍未愈合，使得崔健们的心智仍停留在少年阶段。他们也许觉得，时代仍处于人类的童年时期，只有他们才是开天辟地的一代人，远古洪荒，人类从他们开始。一切都在建构，消解，再建构。他们在自己推倒的废墟上建设着。
我闭上眼没有过去
我睁开眼只有我自己
……
我攥着手只管向前走
我张着口只管大声吼
——《出走》
这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豪情也只有在崔健那个时代才会有。对于政治的无限热情也是那个年代的“愣头青”们的通病。崔健以另一种形式表达了这种热情。“文革”已经远去了，人们渐渐冷却下来，思想着，怀疑着；另一方面，轰轰烈烈的改革已经开始了，社会是进步的，欣欣向荣的，由不得你不相信。中国是政治大国。人们在两个时代的交合处站住了，慌张、不懂、半推半就……是一种有距离的热情，能拿得起放得下。《红旗下的蛋》《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及时地表达了国人的这种心态。在风格上已丧失了批判精神，有的只是处于外围和边缘的调侃，这调侃也是热情的。
剔除了音乐的成分，仅仅从字面上解释崔健的摇滚是极其片面的，然而我们也只能如此。崔健怀抱着吉他站在舞台上，穿着泛白的黄军装，卷起一条裤腿，迷茫地微笑着，他口齿不清地吼道：“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然而他仍是不明白的。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似乎有太多不明白的东西。世界对他们是陌生的。他们喜欢较真、愤怒、歇斯底里，然而仍是无济于事的。崔健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言人，一个符号。他代表着真正的摇滚音乐。他的声音是那个健康年代，一个受伤害的人的内心的声音。
崔健以后的十年，中国发生了一些事情，人们迎来了他们的世纪末。社会持续稳定着。人们丧失了理想。未来的好坏暂且不去管它，今天是重要的。每个人都在做些自私的小事情，蜡黄着脸，笃定，老实，然而内心是慌张的。
在这个太平盛世里，我们失去了内心的和平。这是个无依无靠的时代，与前后都断裂了，成了时间之外的一个独立。人都是“小人”，也是无依无靠的，简陋，可怜。
摇滚乐孤独地走了十年，渐渐陷入了低谷。崔健的“抒情时代”已经结束了。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他是个外人。
直到1994年，出现了张楚。
这个在崔健时代只能是听众的少年，穿过十年时间的膜，突然长大了。他有了自己的声音和语言。在这个空漠的时代里，他突然开口说话了。他说：
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上苍保佑有了精力的人民
请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请上苍保佑粮食顺利能通过人民
……
不请求上苍公正仁慈
只求保佑活着的人 别的就不用再问
不保佑太阳按时升起 地上有没有什么战争
保佑工人还有农民 小资产阶级 姑娘和民警
升官的升官 离婚的离婚 无所事事的人
请上苍来保佑这些随时可以出卖自己
随时准备感动 绝不想死也不知所终
开始感觉到撑的人民
——《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吃饱了饭觉得撑的中国人，仍在说着吃饭的问题，寻找能吃上饭的保护。这在十年前，简直是可耻的，应该予以痛击的。而在今天，却大张旗鼓地被保佑，往深处想一想，简直寒冷。时间是短暂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要抓紧啊，吃饱了饭，寻欢作乐——该升官的就升官，该离婚的就离婚。快乐，无所事事，阴沉着脸——张楚走在街上，遇到的中国人都是阴沉着脸的。他的富人朋友阴沉着脸，穷人朋友呢，也阴沉着脸。然而内心实在是饱闷、空虚、快乐的，也不乏善良。这样的人理应值得上苍的保佑和同情。
关于爱情，张楚是这么认识的。他和她面对面地坐着，彼此都是很善良的人，也没什么主张，又都喜欢幻想。恰好这时候街上的阳光很明亮，他打了个哈欠，觉得是困了。他是想和她睡觉吗？张楚接着唱道：
我躺在我们的床上
床单很白
我看见我们的城市
城市很脏
我想着我们的爱情 它不朽
它上面的灰尘一定会很厚
我明天早晨打算离开
即使你已经扒光了我的衣裳
你早晨起来会死在这床上
即使街上的人还很坚强
——《爱情》
通篇是慵懒的独白，像是在太阳底下回忆往事，盹着了，跟现在的他并不相干。然而说到后来，竟有些喘息未定了。看得出他有些紧张，也不知他紧张什么。大约看到有人平白无故地死了，在早晨，还跟他睡过觉。听起来是怪吓人的。但却不是因为这个——他的紧张当然不是这个。因为不是这个，我们听的人也紧张了。末尾，才有音乐响起，他逼尖了嗓子细细地喊道：
离开 离开 离开 离开你
离开 离开 离开 离开你
然而又能去哪呢？街上的人都很坚强，当从窗前走过的时候，也许知道那里头有具女尸，也许不知道。然而还是走过了。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叙事在张楚的摇滚里占了很大的比重。当音乐成为一种载道工具时，我以为选择叙事比选择抒情更讨巧一点——况且我们这个时代已算无情了，只有自顾自地说话。
《赵小姐》是一篇叙事很浓厚的作品，讲的是一个女孩子，名字不拘，叫“赵莉、赵莉莉或赵小莉”，暂叫她赵小姐吧。她跟父母住在一起，能免费吃到东西还能休息。她有工作，但常会跳槽。她后来又找了一个男朋友，可以去对一个男人撒娇。
在一种时候她会真的感到伤心
就是别人的裙子比她身上的好
她想她的脸是可以赞美的
她还有够风韵够女人的脾气
她的未来应该有浪漫和诗意
男人会暗中恋着自己
在懂手段的男人面前她会沉不住气
她知道这太危险她会吃亏的
最后她的纯洁战胜了好奇
她决定只上街买点儿便宜的东西
——《赵小姐》
张楚的人文关怀几乎落到了我们时代的每个人头上。那些吃饱了撑的无聊的人们，还有赵小姐这样平庸而美丽的女孩子。这是个宽容的时代，而且他足够善良。他的善良里有不耐烦。
同期的叙事风格在窦唯和何勇的作品里也能见到。何勇的《钟鼓楼》是这么叙事的：
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边
这里的人们有着那么多的时间
他们正在说着谁家的三长两短
他们正看着你掏出什么牌的烟
小饭馆里面辛勤的是外地的老乡们
——《钟鼓楼》
有点自说自话的性质。窦唯的《高级动物》是他的《黑梦》专辑里较好的一篇。人这高级动物已经没的说了，那就别说了。去掉了人生的雕饰，只剩下了不相干的词组：
矛盾 虚伪 贪婪 欺骗
幻想 疑惑 简单 善变
……
能说 空虚 真诚 金钱
末尾，突然唱起来了，“幸福在哪里，幸福在哪里呀？”调子是我们所熟悉的一首童谣的调子，让人想起小时候过家家——小孩子是等不及要长大的，长大了，却再也不能回去了。只好在歌声里欺骗着。仍是苦涩的。
摇滚乐到张楚为止，第二个高潮已经结束了。这批70年代左右出生的新一辈摇滚人，只用一两年时间就把他们身处的世界给说清楚了。他们再也无事可做了。
时代是再简单不过了，人却无端地变得复杂起来。理所当然地，我们对于人世的关注就变得容忍和大慈大悲了。而在张楚的大慈大悲的背后，明眼人不难看出，那骨子里是凉的。
我看“七十年代”
早在十年前，李师东先生就提出“六十年代作家群”的概念，并在《青年文学》开设专栏，重点推出。以出生年代划分作家，一代人的写作从此被摆到桌面上，堂而皇之地，这是第一次。
那么后来，“七十年代”的应运而生，也应该是极其自然的事。现在，“八十年代作家”也横空出世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就这样扛着这面旧旗帜，躲在时代的阴影里，消消停停地往前走，慢慢地成长、衰老、消亡。有的就此“名垂青史”也未可知。
我不知道百年后的“文学史”（如果百年后还有文学的话），是否会留下“七十年代”这个条目。我不知道这个条目该怎样被定义，被评估。这确实是个有趣的现象。
在刚刚过去的三两年里，几个“七十年代出生”的新女性，充分利用了这个名号，在文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文学概念成为时尚名词，妇孺皆知。它被玩得如此娴熟，一夜之间昙花怒放，倾倒众生。我们得心服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