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就这样被粗暴地界定了。“七十年代出生”，就是酷，作秀，糜烂。几个年轻的女作家成为这个时代最初的代言人，年轻人跃跃欲试，心急如焚。年长的人摇头叹息，觉得这个时代完了，女人们竟如此不顾廉耻，世界末日怕要来了。
更多的“七十年代出生”被掩埋在这面旗帜底下。像所有这个年代出生的人，他们安静地生活着，无知觉地成长。上学，工作，谈恋爱，结婚生子，慢慢地负起责任来。一切枯燥至极，也偶有抱怨，因为辛苦、劳累，为千百年来存在着的道德感约束着。
可是我猜，他们有时是迷茫的，一直被压抑着，难免会气喘吁吁。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时代到底发生什么，竟变得如此出位、猖狂、无耻？人到底还是从前的人呵，被生下来，长大，有容颜和思想，有需要呼吸的生命。
现在和从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们都知道是一样的。在这个大同的世界，有些东西是亘古不变的，千百年来早就被证明了。“七十年代”实在再微小不过了——所有年代都是微小的。十年，时间长河里的一粒尘埃，再翻跟头，又能翻到哪儿去？
我从不相信有“大不同”的年代，哪怕它是乱世。所有年代都是相似的。就比如，我们生在这个年代，因为年富力强，又有话语权——人一旦掌握了话语权，就变得非常武断，丧失了理智，开始胡说八道起来。我们说，是的，我们这个年代是不同的，它有理想主义色彩；或者说，我们身处乱世；如果不幸未赶上乱世，就有另一种说法：我们的时代是堕落的，物欲横流，娼妇满街。
总之，任何人都想证明，他所处的年代是迥异于别人的，有个性，才华横溢。可是这有什么意义呢？每个年代的产生都是有背景的，绝不是空穴来风。那里头的继承性，层峦叠嶂的，说起来恐怕要让人头疼。
真是让人头疼的，每每听到人们对自己时代的论证，那里头的优越感、自私、不负责任，如果不是因为无聊，大约也是太天真幼稚，近乎孩子气吧？
剔除了各个年代里那花里胡哨的表象，我们能看到什么呢？人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人情世故。还有人和人的利益关系，微妙的情感冲突……“七十年代”出生是个例外吗？为什么会被大张旗鼓地宣扬？怎么就被视为洪水猛兽了？只不过是因为年轻。时代握在他们的手里，在所剩不多的青春年华里，他们想跳一跳，就像蚤子一样。
“七十年代”是堕落的，就因为几个狂躁的、不谙世事的女作家，整个时代被牵连了。整个时代，被视为是颓废的、无望的、末日的时代。
这真是可怕。
如今，三五年过去了，“七十年代”已被人忘却，所有人都厌于谈此。它就像一桩丑闻，被人说烂了，说臭了，叫人恶心。在这之后，文坛开始热炒“网络作家”，诗歌界又有骚动沸腾的“下半身”出现，总之，是年轻人的世界。
而且，“七十年代”也老了，她们中最早出生的一拨人，现已年过三十。更年轻的“八十年代”正在成长。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造就新的文坛热点——毋庸置疑，文坛是需要热点的，它就如一注兴奋剂，使得一具日趋衰竭的肉体，在短时间内变得活力四射，充满了幻想。那么，这新的热点，该如何去造就呢？打什么名目呢？委实难以想象。出版商和小报记者要动动脑筋了。
继续说“七十年代”。
虽然作为概念，“六十年代”最先被提出，但“七十年代”的冠名权仍应归结于常州人陈卫。1973年出生，1996年，他在南京创办民刊《黑蓝》，只办了两期就停刊了。
我读过此刊，很薄的小册子，印制得很精美。上面登录了名不见经传的“七十年代”人的作品，以诗歌和小说为主，质量还不错。最初的名目叫“70后”。
后来，《小说界》在1996年底，开设了一个新栏目叫作“七十年代以后”，专发小说，负责人是魏心宏先生。从此，一批新面孔开始登上文坛，并被人瞩目。我想说，这个栏目的开设在90年代后期是有意义的，也是必要的。它给当时的文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那就如换气。在此之前，文坛充塞着熟面孔，新人的作品很难被承认，看上去就要断代了。
“七十年代以后”可谓横空出世，虽然它后来串味了，但是我想，这跟栏目没有关系，它应该归咎于媒体和当事人。
我是1997年看到这个栏目的。我给魏心宏写了封信，告诉他我对这个栏目的感受，并附上一篇屡遭退稿的小说。这篇小说刊登在《小说界》第四期。这是我在文坛的第一次亮相，也算是最早亮相的一批70人吧。
后来，南大的一个博士告诉我，你现在被关注了，你的名字上了文艺报，李洁非开始评论你的小说。我问，是因为我发表的那篇小说吗？他说，这还不够吗？你得趁势多写，你很快就要出名了。
我知道出名对我意味着什么，快感、虚荣心，我的名字会不断地见诸报端，像明星一样炫目。然而，我实在很偷懒，即便在1998年。正是在这一年里，媒体对“70后”女作家开始狂轰滥炸；很多女作家疯狂写作，据说有人竟写脱了发。
时代是这样热火朝天、急功近利，容不得你静下来多想。出名几乎是一夜间的事，有时都不敢相信。来得太快了，多少年的压抑一瞬间释放了，然而没有快感，只有无边的虚弱和无聊。
真是无聊的，在1998年我就感觉到写作是无聊的，成名也不过如此，它无法换来更切实的东西。一天天在电脑旁坐着，看着正午的阳光一点点地落下去，天色暗了，夜更深了。看着窗外的夏天的小树林，隔了几天，树叶凋落了，冬天来了。
真是恐怖。生命的浪费，不着边际的虚无。那段时间，我倍受压抑，不得不做深呼吸，有时也呕吐。
不断地有编辑来约稿，索要照片。媒体也跟风而上，远方的朋友给我寄来《陕西日报》，因为上面有介绍我们的文章和照片。香港《亚洲周刊》的记者也来了，采访了最当红的四位“70后”女作家，我是其中之一。而那两年，我只发表了三四篇小说。
我闻出气味有点不对了。这里头有什么东西让我开始怀疑了。我完全能够明白，那不是因为我的作品，而是人，是整个一代人，一个群体。他们开始健壮，站出来大声说话。他们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引人注目，不惜搔首弄姿。
而与此同时，个体的区别很快显现出来了，包括他们的写作和为人姿态。我已经看到了，更大的分歧和变故还在后头。果然，媒体变得不再客气了，不断有尖锐的批评出现，也有读者感到很困惑，他们提出疑问，难道“七十年代以后”都是这样的吗？她们只能代表自己，凭什么遮蔽一代人？
在短短的两三年内，“70后”女作家如日中天，少数几个甚至红得发紫。一个优秀的作家一生难以达到的荣誉，她们达到了，而且超过了。因为那不是作家的荣耀，而是明星的。
确实是明星的。我们去上海参加活动，偌大的上海体育馆，数千名读者和观众。那天是星期天，被邀的还有演艺界人士、体育界明星。有很多不明真相的市民走过来看热闹，问我身边一个戴墨镜、衣着袒露、神情妖娆的“70后”女作家说，你们是歌星吗？
她神情冷淡地说，我们是作家。
真是鱼龙混杂的一拨人，也不知怎么就弄到了一起，彼此都觉得气味不投，很吃力。总之，这是一场表演，整个文坛被人拿来当作剧场，上演了一出闹剧。直到另一个女作家出了本小说，名扬四海——因为被列为禁书。后来听说《糖》也被株连。我们的小说集交上边审查，答复说出版是可以的，但不能宣传。结果我的第一本书卖得很惨，书商去南京参加书市，像做贼一样不敢露面，因为怕被退货。
谁也没想到，轰轰烈烈的“70后”美女作家是这样草草收场的。只两三年时间，昙花一现。她们中的有些人得到了莫大的实惠，成为千万富婆，可谓名利双收。然而我可惜的是她们的才华，都有过理想，大约也纯真过，做着文学梦一年年地长大，后来实现了。实现了，才知道一切全不是那么回事。
这其中也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总之，肯定出过问题。连她们自己也来不及细想，一切随风而去。我不知道她们是否还会写作，如果不写作，又能干什么呢？年纪轻轻，还残留着一点娇颜。又能干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