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正式改版后的第5天，4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指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三股阴风，在我们党内作怪了多年，它给与我们党和中国人民以无可比拟的重大损失。”整顿它需要正确地进行斗争。正确的方法有几种：一是“对事的态度，正确的斗争方法，主张实事求是、有的放矢”；二是“对人也主张实事求是，有的放矢”；三是“不但要与别人的错误作斗争，而且还要深刻地检讨自己”；四是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整顿三风”，“是我党思想上的革命，这是极细腻的思想斗争，决非轻浮草率所能了事”。
紧接着，4月6日，胡乔木又在《解放日报》发表《自我批评从何着手》的社论，指出：“自我批评对于整个共产党或每个共产党员的重要，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识。但是尽管常识人人都有，我们的自我批评却还是很少。这是怪事，这是必须赶快消灭的怪事。”“党中央去年七八月关于增强党性和调查研究的决定，毛泽东同志最近关于整顿三风的演说，乃是全党范围的自我批评。”社论强调，要克服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就需要在党的每个部分和每个党员中间”，“进行自我批评，并且按照自我批评实行有效的改正”。社论认为，“尽管‘脱裤子’的声浪，近来确也甚嚣尘上，但是直到今天真正严肃地周密地检查了自己的，究竟有几个？”社论批评那些把批评的“雨点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向着别人的”现象，是“一面镜子照来照去总是照不见小我，照见的大我又是望文生义，残缺不全”。他指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真正坚强的自我批评需要方法，需要首先充分懂得中央决定和毛泽东同志演说的实质，需要思想上精神上的郑重的准备”。社论表示，“我们不但希望全党成为一个充满自我批评的机器，而且希望能有更多的为原则而战斗的自我批评家出现”。
胡乔木撰写的这几篇社论，充分体现了“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改版宗旨。
除此而外，胡乔木这一段时间在《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文章还有《宣传唯物论》《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请重庆看罗马》《精兵简政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再论精兵简政》《贯彻精兵简政》《为什么在职干部教育摆在第一位？》《反对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题》《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与课程》《边区政府准备热烈庆祝国庆节》《此次文教大会的意义何在？》等。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许多方面。可见，胡乔木是围绕《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简称“五一施政纲领”），配合边区政府的主要工作撰写社论的。
从《解放日报》改版以后，胡乔木同报纸的关系更加密切。《解放日报》等新闻媒体的发展和党的新闻干部队伍的建设，成为胡乔木关注的重要方面之一。他在这方面也写了不少社论。
1942年7月18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胡乔木根据中央宣传部关于改造党报的通知和4月1日《解放日报》改版社论《致读者》的精神，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报纸在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方面的不足，和报纸宣传中不灵活、不具体、不生动的缺点。希望新闻工作者“用新的对报纸的观念来代替那些旧的观念”，少做“官样文章”，少登“政治的空谈”，多一些“好的论文”，特别是“好的新闻和通讯”，“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更好些”。
8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报纸和新的文风》的社论，提出：“建立新的文风，是整顿三风中的一件大事，同时又是报纸、和报纸有关的一切工作者应当首先来倡导的事情”；“报纸不仅是报道消息，而且要作为建设国家、建设党、改造工作、改造生活的锐利武器。要把我们这伟大时代中各方面各角落沸腾的生活反映到报纸上来。”社论提出“如何来建立新鲜活泼生动有趣的文风”的问题。要求“打破一切固定的格式”，“不公式化”，“少点‘八股’气”；“内容要有新的东西”，要寻找新的材料，同时又要写得“具体细致”、“亲切有味”、“深刻精到”。社论指出：“要充实报纸的内容，要把文字写好，就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写什么材料，一是用什么语言来写。”“建立新的文风，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这是长期学习和工作的过程。”社论谆谆告诫说：“废除党八股，建立新文风，只有在不断的刻苦的努力中才能达到。”
1943年1月26日，胡乔木又在《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报纸是教科书》的文章，指出：“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而党报，就还是党的教科书”。报纸要“能够表现人民的感情和意志”，“对于我们，没有比人民的要求更神圣的标准了”。“一定要熟悉人民的生活人民的心，要熟悉党的方向，政策和工作的具体过程，要跟党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要绝对忠实于党的意图和党的指挥。”他还提出报纸的文章要“又短，又新，又具体”的要求。
此后，胡乔木对《解放日报》的编辑工作和文风，又提出重要的具体建议。1946年9月1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人人学会写新闻》的文章。9月27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短些，再短些》的着名评论。在这篇对新闻工作有深远影响的千字文中，胡乔木向《解放日报》编辑提出具体建议：新闻、通讯和副刊稿件要五分之四是一百字到四百字的，研究论文、专文等等五分之四四百字到两千字。他对《解放日报》的副刊提出这样的希望：“让我们有这样的副刊吧，它没有太多的可有可无的以各种名义出现的列宁所谓‘知识分子的议论’，可是每天万把字的版面上挤满各种作者读者各种内容形式的几十篇稿件信件，切实而紧凑地传达着生活和战斗的各个侧面，传达着群众的嘈杂，好比生意旺盛的花园一般！”
三、撰写评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文艺界变化的社论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和结束时的两次讲话，在延安的文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家希望尽快公开发表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是文章大师，他的着作通常都是自己亲自动手写就的，但这次讲话却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他就嘱咐胡乔木根据自己的笔记和速记员的记录进行整理。胡乔木的整理稿将毛泽东5月2日的讲话作为“引言”，5月23日的讲话作为“结论”。后来，胡乔木又协助毛泽东对整理稿进行了仔细的推敲、斟酌和反复的修改，但并没有很快发表。
194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委召集五十多位文艺工作者开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代部长凯丰在会上讲话，号召大家遵循毛泽东《讲话》的精神，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群众。延安的文艺界由此掀起了一个下乡的热潮。为了配合这一形势，经毛泽东本人同意，《解放日报》在3月13日才首次刊登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部分内容。
全文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1943年10月19日纪念鲁迅逝世七周年的时候。《解放日报》首次发表《讲话》全文的第二天，20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把《讲话》列为“整风必读的文件”，并称这个《讲话》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4月25日，胡乔木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的社论，评述了毛泽东1942年5月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10个月来延安文艺界的新变化。
社论指出：“经过了一些反省、讨论和实践尝试的过程，文艺界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步调渐渐归于一致。许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倾向逐渐受到清算，而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成为众所归趋的道路。”
社论还总结了延安文艺活动中表现出的新方向的几个特点：“第一是文艺与政治的密切结合”；“其次是文艺工作者的面向群众”；“再次，文艺的普及和提高的问题”，“也看出了解决的方向”。
同时，胡乔木也指出，这仅仅是开始，文艺与实际的结合、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文艺工作中还有着许多缺点，而最主要的是：第一，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群众的语言，生活，以及民间艺术等等，还是不熟悉的，对于他们的思想意识还是不够理解的，因此在工作上就受到很多限制，许多作品，特别是有些戏剧，还不能正确反映真正群众的面目和群众的感情；第二，我们的新作品，都还只是初级的，还有大大提高的余地；例如鲁艺秧歌舞中的《兄妹开荒》，是很好的新型歌舞短剧，但同时也是比较简单的作品，表现还不够深刻，不从各方面加以发展，是不可能表现更丰富、更真实的生活内容的；第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文艺活动本身，还很狭小很肤浅，还是主要限于延安附近的活动，还是少数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的活动，我们还需要把运动扩大、深化，使它普及到全边区，使它成为在工农兵群众自己内部生根和繁荣起来的东西”。胡乔木一再强调，要克服和解决这些缺点与不足，“需要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下更大的决心，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和工农群众中去，去熟悉他们的生活、情感和语言，去帮助他们中间的艺术活动的普遍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去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创作质量。为着达到这样的目的，文艺界的同志们的下乡工作，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这是一篇非常值得重视的文章。因为，这篇社论发表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没有全文正式发表出来，这篇社论适时传达了讲话整理稿的重要内容。
四、在延安整风中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
在延安整风中，胡乔木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不少。以下各篇，影响很大，特别值得一提。
1942年5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撰写的社论《整顿三风中的两条战线斗争》。社论指出：“两条战线斗争的精神就是反对主观主义的精神。任何事情，没有两条战线的斗争，都办不好。整顿三风，是全党思想和工作的大改造，更非贯彻两条战线的斗争不可”。这里所说的“两条战线”，就是同“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作斗争的两条战线，也就是反“左”和反右两条战线。社论指出，“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不是折衷主义的方法。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对在时间中运动着的事物规定的一个适如其分的相对的安定性，它反对过右的与过左的两种说法，因为这两种说法都是与事物的客观实在性质相违的，都是主观主义的”。他强调，两条战线的斗争要正确进行。指出：“两条战线斗争，是不能给人乱戴帽子的。这种斗争的进行，要有最大限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要提倡同志们勇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勇于怀疑和勇于批评的精神。但决不能捕风捉影，牵强附会，弄得到处都是偏向，到处都是斗争。在两条战线斗争上任何轻率的不负责任的态度，都可打击党员群众活跃的积极的精神，对党都是不利的”。“正确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是党的生活中一天不可缺少的东西。在整顿三风进行中，必须加以提倡，并且正确实行，以保证我党伟大改造运动的成功”。
6月10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宣传唯物论》。社论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整顿三风’，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明他的全部‘精神与实质’，那就是宣传唯物论。这虽然首先是对共产党内而发，但对于全民族也一样有重大的意义。”社论说：“创巨痛深的今天的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的出路自然是抗战团结进步，而在思想上，他的第一等任务也就是宣传唯物论。只有一个真正清醒的严肃的民族，才能够使自己完全脱出今天的灾难”，而“唯物论是我们民族的思想上的救星”。由于国民党的反唯物论的宣传和政治上的倒退，唯物论在中国遇到了“和我们民族同等的灾难”。社论从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回顾和中国的现实出发，批判那些“唯心论宣传员们”的反唯物论宣传是“不要精神不要民族”，丧失“精神操守和民族立场”，并且明确指出，“唯物论的遭遇常是政治的准确的寒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