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月21日，在列宁逝世十九周年之际，《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列宁活着呢》。这篇社论主要是为清除整风期间批判教条主义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误解而写。在整风中有些人认为：“既然过去曾有人读了马列的书而不用，而乱用，而被称为教条主义者，那么最好的避免传染教条主义瘟疫的办法，就莫过于从此根本不读这些‘教条’了”，“从此根本停止和拒绝翻译、传布、解释、通俗化这些原着的工作了”。胡乔木明确指出：“这些想法都是不对的。共产党的整风文件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毛泽东同志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可见这完全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说，“教条主义并不是马列主义的附属物，而恰好是他的反对物。教条主义是一种对待马列主义的无的放矢或生吞活剥的错误态度”，“我们反对教条主义，提倡调查研究，提倡从实际出发，就正是提倡和实行马列主义，就是要恢复马列主义的科学面目和历史信用”。“列宁和他的前驱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方向和方法”是“永远不死的”，因此“要把我们的事情办得更好些，就得更好地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去请教永远活着的列宁”。
在延安整风中，胡乔木用他的笔，通过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及时地传达了党中央的声音，对整风运动起着指导作用。
五、重庆谈判后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
1945年12月中旬，胡乔木从重庆返回延安，即集中精力于理论宣传工作，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是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他充分运用舆论力量，抨击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破坏和平、团结，发动内战的阴谋。
时局的发展正如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料，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没有因为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而真想停止内战。1946年到来之时，蒋介石通过元旦致辞的方式，发表长篇广播演说，将政府的政策明告全国同胞。他说：“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军队必须一律归还国家统辖，任何割据地盘破坏交通阻碍复员的军事行动，必须绝对避免，则是解决目前纷争不安的唯一先决条件。”十分明显，重庆谈判结束和“双十协定”签订刚两个月，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就企图在“统一”的名义下撕毁协定，发动内战了。
重庆谈判商定的政治协商会议原定于1946年1月10日召开。会议召开在即，蒋介石却发表了这样一通演说，不能不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为揭露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确保各党派共同参与的政治协商会议如期顺利举行，保卫国内和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方面在政治上采取积极主动措施，致电重庆的中共代表团，要求对国民党政府企图抵制采用党派会议或政协的方式来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做法切实加以揭露；一方面，决定在舆论上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谬论加以批判和反驳。
1946年1月5日，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在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1月7日，《解放日报》在全文转载蒋介石演讲的同时，发表了由胡乔木起草的社论《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社论严肃指出：“今天国是的根本问题，除了停止内战以外，当然就是要结束一党专政、军事专政与个人专政的所谓‘训政’”，“要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就必须同时结束这个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就必须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并由联合政府来筹备与召集真正的国民大会，和实施民主宪政”。针对国民党方面在统一与民主等问题上“倒果为因”的顽固立场，社论明确指出：“民主是因，统一是果，停止内战是因，恢复交通是果，政治民主化是因，军队国家化是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因，产生真正的国民大会是果”。
1月9日，《解放日报》又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努力发动解放区群众》，指出：在中国反动派力图把中国推入内战、独裁、分裂的黑暗深渊的时刻，“中国人民为要打破反动派的内战独裁计划，实现自己的和平民主愿望，唯有抓紧时间，十倍百倍地壮大人民自己的力量”。“首先，必须在干部中进行关于放手发动群众这一方针的思想动员”；“第二，要深刻认识大规模有领导的减租运动，是发动群众最重要的关键，是农民群众翻身的必经之途，是开展生产运动的必要前提”；“第三，在解放区的城市里，除了控诉清算运动之外，发动群众的主要内容是救济、增资与减息”；“第四，为了贯彻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自流逐一的慢性病是万万要不得的”，同时，“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又和命令主义的急性病完全不同”；“最后，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应当切实准备今年的大生产运动”。
1月10日，国共双方同时公布《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定》和《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毛泽东签署发布《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告》。同日，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以及社会贤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正式开幕。
1月11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停战与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12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根据11日会议精神撰写的社论《和平实现》。指出国共停战协定的签订“不但是结束了过去五个月的军事冲突，而且开始了整个中国现代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和平改革与和平建设的新阶段”。同时，提醒人们：“和平还不巩固：因为不论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破坏和平的势力，还是很强大的存在着，他们还在企图以各种阴谋的方法破坏中国的和平”，“和平的道路今后还可能有若干波折，民主的道路今后将必然有更多波折”，要求人们对此有“重大的警惕”。社论认为，“政治上的不民主，是中国过去一切内战的总根源”，因此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进行“彻底”、“有效的民主改革”。
接着，胡乔木又按照中央的要求，围绕政协会议所涉及的几个关键性的问题，连续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和主张。
1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评“扩大政府组织之意见”》的社论，对国民党当局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的所谓“扩大政府组织之意见”案的实质加以揭露。指出，国民党的提案是“虽有迂回曲折而归根到底依然是保障个人独裁的提案”，“实质上仍然是涂脂抹粉的一党专政”，“完全是拒绝民主改革，坚持一党独裁的办法”。“今天中国的险恶的形势及内战的基本根源，是在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制度”，“不废止这个一党专政，就不可能实行迫切的民主改革；不废止这个一党专政，就不可能消弭内战的祸胎；不废止这个一党专政，中国就不可能走上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道路”。社论提出：“必须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民主的联合政府”。
1月23日，发表《军队国家化的根本原则与根本案》的社论，针对国民党方面玩弄的“你交出军队，我就给你民主”的虚伪的承诺，明确指出：“军队国家化的根本意义，是要把专制独裁制度的军队化为民主制度的军队，而不是要把民主制度的军队化为专制独裁制度的军队；是要把党阀制度和军阀制度的军队化为人民的军队，而不是要把人民的军队化为党阀制度和军阀制度的军队。”那么，这种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先把专制的国家变成民主的国家；必须先把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政治的国家变成为一切民主分子在一切政府机构内享有公平而有效的代表权的国家”。明确地讲，“军队国家化的两大根本原则是国家民主化与军队民主化，而解决军队国家化的根本方案是国民党军队与解放区军队同时交给民主联合政府”。
27日，发表《坚持和平，保护和平》的社论，对停战令公布后国民党方面破坏停战协定的行径加以抨击，并警醒国人：“为了坚持和平，保护和平，中国人民应该坚决拒绝一切内战挑拨者的挑衅，决不要落入他们的圈套，决不要因为他们的挑拨而失去镇静和远见，而动摇坚持贯彻和平的决心，而怀疑和平的现实性甚至可能性”。同时，“坚持和平决不是实行不抵抗主义，决不是纵容内战挑拨者破坏和平的横行，解放区军民应该随时准备击退任何背信弃义的袭击，但是这种抵抗必须不给内战挑拨者以任何借口，就是说，必须严格限制在防御与自卫的范围之内，决不越出自己的阵地一步”。
同一天，周恩来等从重庆回到延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到机场迎接。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周恩来关于停战、政治协商会议等问题谈判情况的汇报。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关于无条件停战、政协会议、东北问题等谈判的情况。会议同意中共代表团在重庆商定的政协会议的各项文件，委托代表团正式签字。同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商定中共参加政府的人员名单为：毛泽东和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范铭枢、刘少奇、张闻天、周恩来。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在中共和方方面面的共同配合努力下，会议通过了政府改组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
2月20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再论放手发动群众》，与1月9日的社论《努力放手发动群众》相呼应，再次指出，“从全局来观，各解放区群众发动的程度——无论规模与深度，都还不够，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贯彻”。“目前发动群众的障碍，主要的还不是什么超过群众觉悟程度的急性病，而是落后于群众要求的慢性病”。“当然在用主要的力量去克服后一种偏向时，也要适当地防止前一种倾向的发生”。“应当特别指出，和平时期不仅丝毫没有减轻发动群众的重要性，相反地，群众工作的比重更增加了”。
25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重庆事件与东北问题》，指出：“围绕东北问题的真正中心争论，就是和平解决或武力解决之争，就是东北人民应否享受和平生活与民主权利之争”。国内法西斯反动分子“是想在国际问题的幌子下面，在东北找一个打破停战命令与政协决议的缺口，藉以把东北以至全中国推入内战独裁的深渊，使中国人民永无复兴之望”。毛泽东对文章作了几处修改，并加写了一个长的段落，使文章更加富有战斗性。
28日，胡乔木在《中国法西斯派的纲领》的社论中，对国民党内法西斯分子以东北问题为借口进行反苏反共宣传的伎俩进一步地加以揭露，指出其实质：“一个是以反苏为口号，挑拨第三次世界战争，叫做‘民族主义’；又一个是以反共反一切民主派为口号，制造第二次国内长期战争，叫做‘民主主义’”。
3月12日，以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二十一周年为契机，《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国民党改革问题的两个道路》。回顾孙中山先生生前对国民党改组的重要贡献和成功经验，指出国民党内的改革存在两个道路和两个方向：“国民党内民主派在国民党的改革问题上，要把国民党推向前进，使国民党经过自己的民主化，并经过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政策，逐步地‘与民众互相结合’（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这是中山先生原来规定的革命道路。按照这个道路，就必须抛弃法西斯的一切垃圾，忠实执行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法西斯派在改革国民党问题上，把国民党重新推向后退，彻底排斥国民党内外的一切民主派，阴谋推翻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加深国民党与民众的分裂。这是十八年历史经过血腥考验的错误道路。”“我们是希望国民党按照中山先生的道路改革的”，这是“国民党进行改革的唯一的正确道路”。
3月17日，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蒋介石强调军队国家化是政治民主的主要条件，全国军队属于国家，军令与政令统一。会议通过了主张由国民党制订宪法，行政院向总统个人负责，不制订省宪等几项决议。这都与政协会议关于宪法原则的决议相违背，动摇了政协的五项决议。3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评国民党二中全会》，对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进行深刻的剖析，指出，“二中全会的整个过程和整个结果，表明了国民党内法西斯派的活动在二中全会中得到了优势”，“在法西斯分子的操纵之下，国民党二中全会的最突出的结果是通过了准备推翻政协会议关于宪法原则的决议。政协会议所决定的修改宪草原则，乃是今后中国将继续是一个独裁国家或改革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根本关键，因此是中国民主派与法西斯派政治斗争的焦点。如果这些原则被推翻，则政协会议的其他决议，政府的改组，国大的召集，乃至停战整军等等协定，都将成为空文，都将为法西斯派在独裁政府中撕得粉碎。”在19日《评国民党二中全会》社论的基础上，中央准备进一步抨击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宣言，胡乔木即循着这一思路，很快写成一篇文稿。经请示毛泽东并往返商量，胡乔木又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对抨击国民党的角度进一步加以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