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
胡乔木同《解放日报》的关系，是从1941年3月开始密切起来的。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其中一项是扩大《解放》杂志的编委会。新的编委会由张闻天、博古、吴亮平、陈伯达、杨松、康一民、蒋南翔和胡乔木等组成，仍由张闻天负总责，吴亮平为编辑主任。另一项重要决定，是将《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改名为《解放日报》出版，确定博古担任社长兼主笔。5月15日，中央书记处发出毛泽东起草的通知：5月16日起，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
当时《解放日报》为四开两版。博古学习联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做法，每天发表社论。毛泽东经常被约请写社论。有的社论，毛泽东嘱咐胡乔木完成。同时，由于胡乔木的特殊位置和写作才能，也是博古经常约写社论的对象。
胡乔木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第一篇社论是《救救大后方的青年》。这不单是因为胡乔木长期从事青年工作，对青年情况熟悉，还因为他当时参加了《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的起草和修改工作。6月8日发表的这篇社论，正是配合中央青年工作决议发表的。社论对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青年“在物质上生活上受着煎逼，同时在精神上思想上更受着苛刻的压制”，表示了极大的同情、痛心和悲叹。社论呼吁在重重压力下的大后方青年：第一，对抗战的前途须有透彻认识和信心；第二，必须自强不息，自觉地担负自己应尽的责任；第三，必须善于识别各种危害青年者的面目。
由此开始，胡乔木在担任毛泽东秘书的繁重工作之余，为《解放日报》写了不少社论和文章。他那渊博的知识，敏捷的才思，优美的文采，也更加充分地显露出来。
6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社论指出：“随着抗战以来文化中心城市的相继失去，以及国内政治倒退逆流的高涨，大后方的文化阵地已显得一片荒凉，只有延安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作中流砥柱，成为全国文化的活跃的心脏”。“延安的古城上高竖起了崭新的光芒四射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旗帜，在这个旗帜下萃聚了不少优秀的科学艺术人才，从事着启蒙的研究和实际建设的工作。”社论表示“虔诚欢迎一切科学艺术人才来边区，虔诚地愿意领受他们的教益”。
6月17日，胡乔木在为《解放日报》撰写的《国民党缺少什么》的社论中，严厉批评国民党最缺少的是民族的信心，呼吁国民党“能够坚决提高民族信心，坚决贯彻民族独立战争”。
6月2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大会。这一天，也是苏德战争爆发一星期的日子。《解放日报》发表了胡乔木写的社论《苏必胜，德必败》，影响很大。社论指出：苏德战争“必然达到一种结论：苏必胜，德必败”。为什么呢？“第一，德国师出无名，无法进行精神动员”；“第二，德国实力，在量上是有限的，在质上是已暴露的”；“第三，德国对苏作战还要不可免地遇到许多重大的技术上的困难，德国对苏似乎是外线作战，其实德国的四面，都在敌人的包围攻击中间”；“第四，德国内不稳而外孤立，苏联内坚强而外多助，这乃是决定这次战争胜败的关键。”在苏德战争刚刚爆发之时，对战争前途作出了很有说服力的分析，增强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信心。
此后，胡乔木或按毛泽东的要求，或应《解放日报》的邀约，为《解放日报》撰写了很多社论，其主题都是阐述中国共产党的内政和外交方面的政策和策略。
1941年7月8日，胡乔木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国际的团结与国内的团结》，提出“加强民族团结，是目前的急务”。
7月27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出路和迷路》，指出：“中国的出路何在”这个问题的基本答案，中国共产党在7月7日发表的宣言里已经提出，这就是联合英美苏联，加强国内团结，改良政治，积极反攻，以求彻底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的路。可惜极少数民族败类，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亲德分子，故意要把国家拖到迷路上去。这就是全国分裂，反共反蒋、反苏反英美，投降日寇和国际法西斯阵线，使中国亡国灭种的路。社论说：“选择第一条路就是保存全中国而牺牲何应钦，选择第二条路就是保存何应钦而牺牲全中国。二者究竟孰吉孰凶，何去何从呢？”社论运用严谨的逻辑，十分有力地回答了中国的出路问题。
8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闻捷》，祝贺在敌后艰苦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开始反攻的时候取得的很多胜利，论述反攻胜利的意义，“希望这些胜利能够促成全国的反攻，尤其是促成反攻胜利的各种必要前提的实现”。
8月26日，胡乔木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最近的国际事件与中国》，强调“今天的世界乃是民主的世界，无论国际局势的演变如何波谲云诡，未来的胜利者必属于民主的势力，必属于民众”。
9月11日，《解放日报》又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打碎旧的一套》，主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教育的思想“翻译成真正中国的言语”，并运用其精神，“打碎旧的一套，彻底地改进我们的全部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在职教育”，“发展真正与人民与实际相联系的教育，替中国的新教育真正开辟一条康庄大道”。
1941年9月16日，《解放日报》按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决定扩大为四版。当天，发表了胡乔木撰写的长篇社论：《为什么要向主观主义宣布坚决无情的战争》。这篇重要社论，是胡乔木深刻领会8月1日中央作出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九月会议作出的反对主观主义决定而写成的。
在谈到反对主观主义的极端重要性时，社论强调：“最近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同时解放日报也接连发表了两篇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教条主义教育的社论，一个新的战争正在开头——这个战争是和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自由的战争同时进行的，它的意义比那个战争也至少是不相上下。这是思想上两个基本营垒——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战争，这个战争的胜败将决定中国民族民主运动的胜败。”
在谈到共产党的性质和主观主义的关系时，社论说：“按照它的名称，按照它所一贯的理论基础的性质，共产党应该是唯物主义的，这就是说，应该是反对主观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所始终信守不渝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政纲，它在民国十二年至十六年所采取的与国民党成立革命联盟的方针，在以后八年内所采取的团结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必需坚持革命运动的方针，八一宣言以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各项政策，这些也都是适合各个历史阶段的国情，都是必要的，正确的，唯物主义的。”但同时又指出：“决不应该否认，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主观主义也曾经产生过严重的影响、妨碍过这些方针的实现，而大革命失败后的某些时期内表现为盲动主义、立三路线和‘左’倾机会主义的主观主义对于革命事业的危害尤其可怕。”并进而指明现在仍然存在的问题：“这个主观主义的错误在党中央的政治领导上虽然已经根本纠正，但在思想方面的余毒却直到现在还没有肃清。直到现在，我们的思想界还没有集中火力来研究中国当前的客观实际问题，来建设和发展中国的革命理论和其他各个文化部门的理论，或则强不知以为知，满口‘夸夸其谈’，或者与以盲目搬运欧美资产阶级文化为职业的留学生同流，一味无目的地宣传马克思、列宁的个别结论，风气所及，以至延安高级学校的某些学生和教师，对于今天的中国竟连常识都很缺乏！马克思列宁的个别结论无论在当时当地如何正确，却决不是可以祖传或出口的，硬拿到今天的中国来宣传，就必然造成教条的崇拜，就必然把最好的唯物主义变成最坏的主观主义——它是最坏的，因为它常比许多由于夸张了中国实际之某些片面而产生的主观主义还更脱离实际，还更使人迷惑麻醉，难于解脱。虽然今天党的政治已经不受这种脱离实际的‘理论’和‘理论家’的指导，因而这种‘理论’和‘理论家’在理论的世界中，还只处于与政治相中立的状态，但是这个中立显然是不稳定的，它必然要发展到实际的世界中去而造成对于政治的损害——在党的许多工作部门中，这样的损害已经是到处看得见了。”
在谈到如何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开展斗争时，社论强调：“反对主观主义需要一个坚决无情的斗争，这个斗争决不是一篇文章一篇讲演所能够解决的。”社论追溯历史，从“早在民国十八年，毛泽东同志在当时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直到“九年以后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严肃地指出：“这些宝贵的指示，却至今没有被全党所真正接受。因此直到党的第二十周年党中央还必须领导一个全面的斗争来彻底扫除党内的主观主义问题。”
社论阐明了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指出：“这个斗争首先是共产党的任务，因为共产党是科学的唯物主义的政党，如果不能从思想上最后驱逐主观主义，则全党将不能成其为真正的共产党，党员也将不能成其为真正的共产党员。这个斗争同时又是全国人民和全国思想界的任务，因为全国人民如果不能知己知彼，脚踏实地，破除妄想，提倡科学，则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完成中国革命，便将成为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乃是全民族的思想革命的动员令，乃是中国的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宣告决战的纪念碑。”
胡乔木撰写的这篇社论，从党的历史到党所面临的现实，全面批判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为延安整风做了重要的思想和舆论准备。文中多处引用毛泽东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即古田会议）的讲话和《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着作，把它们作为党内反对主观主义的经典之作加以宣传，产生了显着的效果。
二、参与《解放日报》的改版
《解放日报》自1941年5月出版以后，方向是正确的，成绩不小，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1942年2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解放日报》工作。毛泽东指出：报纸要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这正是表现一种党性。现在《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主要表现是报纸的最大篇幅都是转载国内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散布他们的影响，而对我党政策与群众活动的传播，则非常之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解放日报》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抗战、我党活动和根据地建设上面，要反映群众的活动，充实下层消息。毛泽东提议，要根本改变《解放日报》现在的办报方针，使它成为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
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委托博古拟出改革方案，提交中央讨论。在新方案实施前，先进行改良。此外，会议还同意发出《中央宣传部关于进行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给各级宣传部的指示》，并决定编印两种研究参考材料：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白区工作重要历史文献。3月8日，毛主席专门给《解放日报》题写了“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八个大字。3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博古提出的改造《解放日报》草案。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对党内党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会议决定组织党报委员会，胡乔木为委员之一。
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和博古等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集延安各部门负责人和作家共七十多人开座谈会，讨论《解放日报》改版问题。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致读者》，宣布从即日起报纸的版面加以彻底的改革，“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
在3月政治局会议讨论《解放日报》改造草案之前，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教条和裤子》。胡乔木依据毛泽东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精神，比较深刻地批判了党内的教条主义。
胡乔木首先谈教条主义的两种典型方式：“一个方法是：把适用于一种条件的真理，硬帮帮地搬到另一种条件下面来”，“没有把理论当作行动的指南，而是把它当作了行动的公式”；“另一个方法是：把适用于一般条件的真理，原封不动地放到特殊条件下面来”，“没有把理论当做行动的指南，而是把它当作空话的指南”。社论接着列举教条主义在延安的种种表现，强调实际解决教条主义的紧迫性。
胡乔木把摆脱教条主义形象地比作“脱裤子”，他说：“谁要是诚心诚意地想反对教条主义，那么他第一着就得有脱裤子的决心和勇气。今天的关键，正在这里。”“我们自动地主张脱裤子，因为我们有充分的自信，知道自己是基本上健全的，只有局部的个别的缺点，而且这些缺点是会很快清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