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讲：“有人想要把他搞掉，你派部队加强一下他住地的警卫，防止发生问题。”到底是谁要搞掉他，我也不好问，但感觉事情很严重。我按照总理的指示，很快派部队加强了伍云甫住地的警卫。
然而，伍云甫对当时的情况并不在意，他还是和以往一样，经常和他的夫人熊天荆不带警卫人员就在西单大街上散步。有一次我和夫人李纶带着小孩子到西单商场去买衬衣，在长安街西单路口等公共汽车时碰见了这对夫妇。
我一看见他们，就看了一下四周，这时他也看到了我，和我打招呼。看到他轻松的样子，我就问他：“哎呀，你怎么自己就出来了？你要去哪里？也不坐车，也不带人，万一出点事情我怎么向总理交代？”
他一边笑，一边说：“没有那么紧张吧，我们去菜市场买点菜。”
“不行，我送你回去，买菜的事情就让熊大姐自己去买吧。”我说完就拉着他的胳膊往回走。
这时两个小孩问候着：“伯伯好，伯母好。”熊大姐过来摸着这两个小孩子的头，随后又翻遍身上的口袋，找出了三块水果糖，说：“就三块糖怎么分呀？这样吧，哥哥大吃一块，妹妹小吃两块。”她刚说完，我们都笑了起来。
熊大姐把刚才的气氛缓和了一下，但我还是坚持要送他们回去。总理在给我布置的任务之前肯定得到了什么情况，所以我必须要把他送回去。
伍云甫看拗不过我，就说：“你这个老古呀，好啦！我回去，但不要你送，我自己回去。”他说完后，就和熊大姐两个人往回走。
我看着这对老夫妇往家走的背影，直到看不见后，才和家人登上公共汽车回家。
防止造反派冲击国防部
1966年夏季一个晚上，周总理接到下面的报告，说有造反派要冲击国防部。
周总理知道国防部的警卫任务是由警卫师负责，我那时又在大会堂值班，他就让我带部队增援国防部的警卫部队，防止造反派冲入国防部，还要防止坏人利用这一机会跑进去搞情报。
他指示我们，不要和造反派发生冲突，不准使用武器，警卫部队要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我和警卫一师二团一位副团长带着部队，赶到了旃檀寺国防部所在地。这时国防部大门口被一群穿军装的造反派（洛阳外语军事学院学员）围堵，副团长立即将所带来的部队进行了部署，防止造反派冲入。双方对峙了一段时间后，这些学员看天已经黑了，就开始从国防部的南墙跳入国防部院内。
我站在院子里，看见南面的墙头上有人往下跳，由于天黑，看不清这些人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就对我身边穿军装的人员喊：“人都跳下来啦，你们他妈的怎么都不管呀！”我的话音刚落，就见这些穿军装的人把我给围了起来，我这时才看清楚眼前这些穿军装的人，他们是穿着老式黄颜色的军服，而不是绿色新式军装。这些人开始质问我：“你怎么骂人？”我说：“谁他妈的骂你了。”我的话音刚落，这些围攻我的人们就开始揍我，我挨了几拳，又被踹了几脚。这时随我来的副团长看我挨了打，就过来为我解围，结果他也挨了打。我看见这些人见谁打谁，就冲着他们大声喊：“你们他妈的还敢打人啊！”刚说完，我和副团长两个人又挨了他们几拳，这时副团长在我耳边说：“副师长你别骂他们了。”我愣了一下，想，我没有骂他们呀，是不是口头语让他们抓住了把柄？
这时跳进院子里的造反派越来越多，副团长指挥着他的干部、战士们组起了人墙，阻止造反派进入办公大楼，但这些造反派受阻后就开始打人。
警卫部队的这些干部、战士大多经历过六四年的大比武，他们擒拿、格斗本领都很强，要是真打的话，这些学生兵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可是现在有纪律约束他们不能动手，所以有的战士挨了打，就委屈地哭了起来。我看到这些被打的战士在哭，就说：“你们哭什么，没有出息！”有一个战士一边哭一边说：“我们又不是打不过他们，干吗不让我们动手，光挨他们的打。”这个战士刚一说完，其他的战士你一言我一语嚷嚷开了，我看到他们脸被打肿了，也怪可怜的，而且我也有想法，这些冲击国防部的人，要是在从前，我早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更不会遭到这些人的殴打。副团长看到我没有讲话，就说：“纪律就是纪律，就是要执行，没有什么条件可讲，我和副师长不是也挨了打嘛！”
我将这里发生的事情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总理听后非常生气，立即派人通知冲击国防部造反派的头头到大会堂见他。总理在大会堂一见到这些造反派的头头后，就质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冲击国防部，为什么要打人，你们还是解放军吗？
我看你们不是，简直就是土匪！”这些人低着头，谁也不敢抬头。最后总理给了他们三条指示：一、立即从国防部撤出；二、向警卫部队赔礼道歉；三、到医院慰问被打伤的人员。
这些造反派很快从国防部撤了出来，当天晚上就将贴在国防部外面墙上的“打倒古远兴”和其他的标语清除干净，并向警卫部队赔礼道歉。
被打伤的干部和战士，在周总理亲自安排下住进301医院，而没有去警卫一师自己的267医院。第二天造反派派代表带着慰问品到301医院看望被他们打伤的警卫部队干部和战士。
周总理知道我在这次执行任务中也挨了打，特意安排我到钓鱼台休息几天，可是在当时形势下，我只休息了两天又投入到紧张的警卫工作中。
奉命调入警卫团
1966年10月下旬的一个下午，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说是调我到警卫团当副团长，他说：“在现在的形势下，为了加强警卫部队统一管理，总理提出：大会堂、钓鱼台、玉泉山的警卫任务统一交给警卫团，这些地方的警卫部队也一起交。总理说：‘调这么多部队过来，警卫师要有一个带队的首长跟着一起过来。’总理还让我提出个名单，我给他写了几个人，他看了看名单，指着你的名字说：‘就是古远兴吧。’总理这边定下来后，我又向主席作了汇报，主席听后说：‘哦，古远兴又回来啦。’就这样定下调你来警卫团。”
我听完张耀祠介绍的情况后，说：“总理让你提名单前，先问一问我嘛！”
他讲：“哪里来得及呦，你就调过来吧。要不，你过来当这个团长。”我心里明白，这个团长不是你想让谁当，谁就能当的。
我就说：“事情都这样啦，我能不过来吗？总理提名，主席同意。不过，你这个团长我当不了，你还是当你的团长吧。”
我刚一说完，他高兴地笑了起来。我们两个人又商量部队调动的事情，他还要我尽快搞一个方案出来，他要向总理汇报。随后我很快就将方案交给了张耀祠。
就这样，我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带着警卫一师十余个连队一千多人，于1966年12月28日调入中央警卫团的编制。
12月28日下午在警卫一师礼堂召开交接大会，警卫一师师首长和所调动的部队，还有代表警卫团来接部队的杨德中政委参加了大会。
我在警卫师办理了交接工作后，很快就到中南海里警卫团团部上班。我第一天到办公室，第一眼看见一辆崭新的飞鸽牌28型自行车，我还以为是谁的车子在我这里放一放，也没有理它，只是把它靠在了墙角。
过了几天，仍旧没有见到有人过来推这辆自行车，我就问公务员这是谁的自行车。公务员告诉我：“这是发给你用的。”这时候我才明白，以后下部队和外出，就要靠这辆自行车了。
这辆自行车我骑了一二十年，后来上了年纪，家里人怕我骑车出危险，就不让我再骑了。我骑不了，就把它给公务员骑，虽然自行车经常坏，但我也没有舍得处理掉，只是修一修让他们继续骑。这辆自行车一直保留到1997年，在搬家的过程中才给处理掉。
1967年奉毛主席的指示带队执行针织总厂“支左”任务
“三支两军”是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肩负的一项政治任务，它的内容是支持左派群众、支援农业生产、支援工业生产，对要害核心部门及地区进行军事管制、对大中专学校进行军政训练。然而，由于军队在“支左”中存在着支持一派、反对一派的问题，有的地方一个部队支持一派，而其他的部队支持另一派，造成了社会的动荡。
在武汉市，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中央文革支持“工人总部”。最终发生了中央文革的王力被打事件。
1967年“七二〇”事件后，中央把武汉军区的陈再道司令员和钟汉华政委，还有独立师师长牛怀龙等人接到北京。
牛怀龙曾在警卫一师当过副师长，在红军时期，曾给林彪当过警卫员。他很能打仗，负过几次伤。他是从公安军武汉总队调到警卫师的。调来后，我们两个人关系一直很好。
他刚一到京西宾馆，就找负责宾馆警卫任务的警卫一师的一名值班干部，讲：“你去告诉老古，我住在这里，要他过来看看我。”
我那时正在“支左”，没有马上去看他。过了几天，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找到我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讲：“老古，我到北京来，你也不来看一看我。”我告诉他，我忙得很。他坚持要我下午去看一看他。
我在这天下午来到京西宾馆，刚坐下，牛怀龙就给我讲了武汉的情况，当他知道我也在“支左”，就对我讲：“你可要小心，不要带来麻烦。你看我们那里，‘工总’到处捣乱，破坏社会秩序，军区反对他们这样做，还反对错了。现在呀，搞不清楚谁是对的，谁是错的。真是乱呀，你可要小心呀。”
武汉的事情，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毛主席决定派我们警卫团参加北京的“支左”任务。
警卫团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从1967年6月到1968年11月，先后在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化工三厂、北郊木材厂、清华大学、二七机车车辆厂、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1967年5月底，张耀祠找到我说：“主席要警卫团执行北京‘三支两军’的任务，准备让你带队。”
我说：“好啊。”
他接着说：“总理给了两个工厂让你选，一个是首钢，另一个是针织总厂。”
我想了想，说：“首钢，卫戍区已经派人去过了，没有搞好，我们去也不一定就能搞好，还是去针织总厂吧。”
张耀祠又对我说：“总理讲：针织总厂那里女同志多，要你带些女同志去。
咱们这里女同志少，可以从大会堂派一些。”张耀祠停了停接着又说：“这次去，你准备带多少人？”
我讲：“最少也要带一个连的人员吧。”
他看了我一眼，讲：“你带那么多人干吗去，又不是让你去打仗。”
我说：“人多总是好办事吗。”
张耀祠笑了笑，又说：“你这个老古呀，干什么事情，总是多多益善。”
人员确定后，我又接着说：“这次出去，那里的情况也不了解，我不一定搞得好。要是搞不好，丢人丢我的人，不要给主席丢人，所以我们不能用警卫团的名称，要用一个新番号。”
我知道警卫团以前有一个4875的番号，这个番号是公安部队时期的，和警卫一师是一个序列，很多人都知道这是警卫团的番号。1966年公安部队取消后，警卫一师归属卫戍区，警卫团任务比较特殊，所以归属总参序列。
张耀祠同意了我的意见，派人到总参申请新的番号，最后我们就选用了8341这个番号。
“支左”初步方案定下来后，张耀祠向毛主席作了汇报，主席还给我们作了三点指示：
一、下去后，要做好宣传工作，要做深入的、细致的、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厂子里女同志多，要派些女同志下去，便于工作。
二、下去后，不要匆匆忙忙急于表态。经过调查研究，如果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就要逐步地把他们联合起来。就是两派严重对立的群众组织，群众也是愿意联合的，不愿意联合的只是少数的几个头头。
三、要向工人群众学习。不怕犯错误，错了就改。要关心群众的生活，组织个医疗组，给他们看病。
在我们准备期间，周总理也指示我：到了针织总厂后，一是要注意团结，不要支持任何一派，要告诉他们，大家都是毛泽东思想派嘛，要他们联合起来；二是要尽快地恢复生产。
针织总厂“支左”，是警卫团的第一个点，所以在人员的选派上，选出的都是很出色的人员。临走之前，我们组织“支左”人员集中学习，特别对毛主席指示和周总理指示作了重点学习，通过学习提高参加“支左”人员的认识。在准备阶段中，我们还对在“支左”期间可能会出现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统一思想，制定纪律，避免犯原则上的错误。
“支左”工作准备就绪后，在临走的前一天，我对李纶讲：“组织上让我带部队参加针织总厂‘三支两军’的任务，那里的情况不清楚，造反派要搞什么名堂也难以预料。现在的造反派很厉害，他们要想搞掉我，你们也不一定能找得到。所以这次去是有一定的危险，你要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如果我出了什么问题，你一定要把孩子们带好，无论有什么情况都要依靠组织，有什么困难就去找张耀祠。”
1967年6月，我带着这一百多人来到了北京针织总厂，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来到针织总厂后，我们对这个工厂作了一些调查，掌握了这个厂的一些基本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