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针织总厂是1952年筹建的，1953年建成；全厂总占地面积9743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3736平方米；建厂初期职工400人，年产量300万件衣服。到了1967年职工人数2225人，由于“文革”期间的派性斗争年产量有所下降，实现联合后1968年年产量是1950万件内衣。这个厂的人员结构，女职工1267人，男职工925人，干部229人，党员318人。总厂有针织、漂染、成衣、经编、动力、维修、试制等八个车间。产品主要是汗衫、棉毛衫、绒衣及部分尼龙制品，还担负着出口任务。
这个厂的主要领导干部：党委书记石增涛，厂长褚赞绪。他们两个人和副书记、副厂长都被打倒，下放到车间劳动。
我们在工人中间做调查的时候还了解到：1967年1月20日造反派夺权后，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东方红革命委员会，另一派是红色造反者指挥部。前者800余人，后者1200多人，两派曾多次发生过小的武斗。两派的对立情绪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深，他们不仅在工厂里发展势利，企图瓦解和压垮对方，还同北京和外地的一些群众组织拉关系寻求支持。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这个工厂的生产还是没有完全停止。
根据这一情况，我们开始对职工进行正面的教育，用忆苦思甜来激发工人朴素的阶级感情。为促使两派的联合，我们“支左”的同志下到车间班组和工人们开展谈心活动，耐心地做职工们的思想工作，讲明闹派性的危害，让他们为实现联合多做积极的促进工作。
我们刚来时，两派都派人来做我们的工作，要我们支持他们那一派。面对这一情况，我就按总理的办法，分别问两派的人：“你们是不是都要做毛泽东思想派啊？”他们说是。我又问他们：“既然你们都要做毛泽东思想派，为什么还成两派呢？”来做我们工作的人不说话了。我又对他们讲：“你们如果都是毛泽东思想派，我们就支持你们。你们要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不支持你们，而且还要反对你们。你们回去把我的话带给你们组织的领导人。”我们的态度表明后，他们再也不来做我们的工作了。
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我感到要想把两派搞到一起还真是有一些困难。问题主要是两派头头对立情绪非常大，下面的群众问题不大。就像主席讲的那样：不愿意联合的只是少数的几个头头。所以，我们把解决问题的重点放在两派的头头上。
为了解决两派头头的问题，我们采用了分别和共同开会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是不管我们用什么办法，他们在会上就是不表态。我们军管会召集两派开会，他们也总是分坐两边，不坐在一起。几次会议下来，我有些发愁了，他们老是这个样子，什么时候才能联合起来？
有一天，召开干部会议，我们又把两派的头头召集来。来参加会议的人员和以往一样，两派又是分坐两边，中间保持着一段距离。我叫他们往中间坐，这些人坐在那里动也不动，就是不往中间坐。
我想了一个办法，指着会议室正面墙上的毛主席像说：“咱们大家都站在毛主席像前，向他老人家汇报汇报思想。”我一边说，一边带着我们的人员，站在毛主席像前，这时两派人员仍旧坐在那里不动，我有些生气，就对他们说：“你们平时总是说忠于毛主席，为什么现在要你们站在他的像前汇报思想，你们就不愿意了呢？”“忠不忠看行动。”这时“支左”人员中不知是谁插了一句。我接过这句话：“对嘛，忠于不忠于毛主席，现在就是要看你们的行动了。”我刚说完这句话，两边的人哗啦一下子就站了起来，来到毛主席的像前，谁也不想落个“不忠于毛主席”的罪名。
人虽然集中在了会议室的中间，但两派中间还是保留了一点距离，我看见后又说：“你们往中间站一站，离毛主席像近一点嘛！”两派的人员又往中间站了站。这一下两派的人员站在一起了，我心里很高兴，随后掏出毛主席语录说：“现在我们大家一起背诵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在我的提议下，所有的人都一起背诵毛主席这段语录。看到今天两派能站在一起，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随后宣布散会。
这次会议后，两派人员能够坐在一起开会了，我们趁热打铁，抓紧开展了各项工作。我下到班组搞调查，其他“支左”人员白天下车间同工人们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同时也了解一些情况，下班后又要找两派的工人做耐心的说服工作。我们还组织人员去看望困难职工家属。我们来的时候，从警卫团卫生所带来了杨医生和一大队的卫生员小李，他们经常给职工和家属看病。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广大职工的好评，影响也很大，对我们“支左”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对于针织总厂的情况，我们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在进驻前，规定了一项纪律，不能当着针织总厂的人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不同意见可以在内部会议上讨论。我们的“支左”人员严格执行了这项纪律，在下面不乱讲话，有什么问题，晚上在内部会议上讲，统一认识。这样就避免了我们内部的分歧被人利用、扩大影响范围，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经过我们“支左”人员近三个月的细致工作，针织总厂于1967年9月19日国庆节前实现了联合，并且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11月11日还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一些靠边站的干部也出来参加厂里的领导工作。
人民大会堂有一位女服务员叫张淑英，她是为毛主席做服务工作的，她也参加了针织总厂的“支左”工作。有一天，她利用针织总厂休息的时间回大会堂。
那天毛主席在大会堂接见外宾，她办完事情后准备去大礼堂看节目，在北大厅碰到了张耀祠。张耀祠告诉她毛主席在大会堂，让她去看一看主席。
张淑英等外宾走后去看毛主席。她进去的时候，主席正在看文件，主席同她握完手后，让她坐了下来，就和她谈起“支左”的事情。
主席问：“你去支左啦？”
张答：“是。”
主席问：“在哪个工厂？”
张答：“在针织总厂。”
主席问：“你们那里搞得怎么样？”
张淑英把针织总厂两派联合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她说：“我们针织总厂是纺织局第一个实现大联合的工厂，纺织局还是在我们的促进下实现大联合的呢。”主席听后笑了起来。
张淑英又把联合当天的情景告诉主席：“9月19日那一天，军管会的孙主任给我们开会，研究第二天给他们两大组织送一份主席的最新指示，促一促他们联合。没有想到孙主任的安排还没有讲完，‘红造’的人就来报喜，说他们已经和‘东方红’实现联合了。”
主席听后一边笑一边说：“你们落后了。”又接着问：“他们听你们军管会的吗？”
张答：“他们听。我们刚一进工厂，就是执行主席给我们的指示，不过早地表态，不像有的‘支左’部队，刚一进工厂，一屁股就坐到一边。我们两边都不坐，还要掌握平衡，所以我们军管会讲什么，他们都听。”
主席问：“大夫不是也去了吗？让他们看病了吗？”
张答：“大夫和我们在一个工厂，还有小杨医生和小李、小王他们，给工人们看病很认真，工人们对他们的反映很好。我们工厂里有几个哑巴，小杨医生给他们扎针，现在有的哑巴能听到声音了。”
主席说：“那好嘛！”
主席问：“他们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吗？”
张答：“不知道，我们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们。有个别的人到处打听我们的消息，也可能有人知道。他们问我们：你们是不是大会堂的？我们就是一个死不承认。还问我们什么时间参的军，我们就把参加工作时间告诉他们，又问我们在部队是做什么的，我们就说是做机要工作的。这些工人还往下问，机要工作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就说是保密工作不能讲，他们也就不再问了，其实机要工作是干什么的我们也不知道。”
毛主席听完张淑英的话后大笑了起来。
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因为我们这里的女同志都是来自人民大会堂给首长做服务工作的。还有一个女同志叫赵喜梅，她回大会堂碰见周总理后，总理也问了一些针织总厂的情况。
我们在进厂前为了保密，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但是进厂后没有几天，还是有人把我认了出来。这个人叫苗瑞，是针织总厂里的一名女职工，她曾经在警卫一师师部幼儿园当过保育员，后随丈夫转业到地方，她就来到了针织总厂。
有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听到身后有个女同志在叫我：“古副师长，古副师长。”我听到后，先是一愣，心里想，这里怎么会有人认识我。回过身来，我看着面前这位中年女同志，问她：“你认识我？”
苗瑞说：“古副师长，你不认识我啦？我在警卫师幼儿园工作过，我和杨秀荣在一起。”杨秀荣是李纶的妹妹，接着她又说出了李纶的名字和我几个小孩子，这时我才确定她是在警卫师工作过。
我问她：“你是警卫师出来的？”
她说：“是。副师长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告诉她：“我到这里来‘支左’，我这次来是保密的。你是警卫师出来的，你要注意保密啊，有什么事情可以到我家里找李纶谈。”她点了点头。在大联合之前她还是很注意，尽量回避与我接触。
针织总厂两派大联合后，1967年11月13日，汪东兴来到针织总厂同一些干部和工人座谈。他告诉在座的人，8341部队就是毛主席身边的警卫部队。汪主任14日把座谈会的情况以书面的形式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主席：
我昨天到北京针织总厂去看了一下，并同厂里的革命委员会和大联合委员会的同志开了个座谈会，征求他们对警卫团支工部队的意见。当他们知道这个部队是主席亲自派去支工的时候，他们极为高兴，认为这是主席对全厂职工的最大关怀，也是他们的最大光荣。他们一再要我转达全厂职工对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心情。表示要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把这个厂子办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警卫团写给您的报告，也征求了他们的意见，他们同意这个报告，对警卫团支工的同志反映还不错。报告中讲的主席的三点指示，不知我们理解的是不是对？请主席审阅批示。
此致
敬礼
汪东兴
1967.11.14
汪主任还将针织总厂革命委员会向毛主席报喜的信、警卫团写给毛主席的报告，一起转呈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看了警卫团的报告后，写了批语：看过，很好，谢谢同志们。
中共中央在1967年11月17日还下发了中发〔67〕350号文件。
文件内容如下：
北京针织总厂革命委员会向毛主席报喜的信，中国人民解放军8341部队关于该厂问题的报告，都很好，是体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的一个典范。现将这两个文件发给全国各地区、各企业、各学校普遍阅读。请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执行。
8341部队就是中央警卫团的消息很快就在针织总厂里传开了，一些工人围着我说：“古主任我们什么时间能见到毛主席呀？”我就告诉他们：“你们要做出更大的成绩，毛主席才会见你们呀。”
那段时间，针织总厂工人们就像过节一样高兴，他们以实际行动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加班加点，为了努力提高产量放弃休息时间。主席知道这一情况后指示：不要搞得太多了，不要把工人的身体搞坏了。
从这以后全国各地到针织总厂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军委办事组成员也下来参加劳动。林彪1970年5月3日晚上，还专门安排8341部队的孙毅同志向他汇报针织总厂“支左”情况。从此针织总厂也出了名。
1968年初毛主席接见几位副总理时，他要这几位副总理下到8341部队“支左”的几个工厂里去学习，每个人去一个工厂，几个月再换一换。这时陈毅副总理插话说：“8341这支部队不错。”毛主席把话接过来说：“你知道这支部队是干什么的吗？他们就是给你我站岗放哨的警卫部队。”从此，8341这支神秘部队的面纱就被揭开了。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几位副总理分别下到了几个工厂，如陈毅副总理来到二七机车车辆厂，李先念副总理来到北郊木材厂，到针织总厂来的是李富春副总理。
李富春到针织总厂前，周总理把我找到大会堂，把毛主席将几位副总理放到几个工厂学习的事情告诉我后，总理又问我：“李富春同志你熟悉吧？”
我说：“1934年我们在总政治部就认识了，他是副主任，我在通信班。”
总理说：“你们熟悉就好。”
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这次李富春同志到你们针织总厂去，你要照顾好他。
在时间安排上，上午参加参加劳动，劳动不要太累了，下午看一看文件，星期六下午可以回家洗一洗澡，换换衣服，星期一再回来。你告诉他，在下面要多看看，少讲话。”
我回到针织总厂的第二天上午，有一个人在我房间的门口大声叫我：“‘老大哥’，我投奔你来了。”我抬起头一看是李富春副总理，赶快站起来给他敬了个礼。
我说：“你是老首长了，什么投奔不投奔的。”
李副总理笑了起来，问道：“‘老二哥’呢？他在哪里？”我告诉他，古远浩和王震到新疆后，就留在新疆工作了。
李副总理在1934年曾经在红军总政治部担任过副主任，所以他知道我们堂兄弟的事情，这次他到针织总厂来，看到我又叫“老大哥”，说明老首长还是记得当年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