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在西昌市建委的帮助下，我们乘车前往冕宁，一路上，田畴屋宇，绿树掩映，赏不尽的秋山景致。安宁河谷时而收缩，时而开阔，到泸沽镇附近，两山夹峙，孙水河自东而入，使安宁河旋成一个圆弧形，显现曲折与回环之美，这就是着名的泸沽关。
从泸沽镇往北，谷地又逐渐展开，约30公里便到达冕宁县城。此地古时称保塞城，唐时又称北谷城，《云南志》和新旧两《唐书》所记麽些三部落首领苴那时“台登北谷之战”，即发生于此。
从史书的记载看，纳西族在唐代分为东、西两大集团，不是内部原因，而是由于唐朝、吐蕃和南诏之间的矛盾斗争，使纳西族不幸被夹在中间，又由于优良的军事传统和雄厚的军事实力，充当了三方争战的前锋。比如吐蕃、南诏侵唐，“其盗塞必以蛮为乡导”；南诏与吐蕃的铁桥之战却以迁徙麽些为结局；而唐朝大将军韦皋西击吐蕃也是以麽些为前锋。实际上，唐、吐蕃和南诏之间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一场纳西族的自相残杀，从此民族元气大伤。到宋朝宋太祖以玉斧划界，不再管辖大渡河以西地区的时候，麽些蛮已不可能结成一个统一的联盟，只剩下被其他民族各个击破的命运。剩余的残兵败将收缩在雅砻江和金沙江险峻莫比的“第一湾”附近，重整旗鼓，“依江附险，酋寨星列，互不统摄”，相互间的戒备与仇视可见一斑。直到宋末元初，丽江的麦琮子孙利用“元跨革囊”的机遇，追随忽必烈，统一了玉龙山周围地区的纳西族，创建了民族的政治文化中心，终于翻开了民族发展的新篇章……
牦牛道上风光无限，古战场没有了硝烟踪迹，到何处去凭吊先人的英魂呢？
朝拜“黑白界山”
雅砻江是金沙江支流，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与长江源头相距不远，起始阶段与金沙江并驾齐驱，两条江最近的地方仅隔一座山，到滇、藏、川交界的横断山地区，两条江几乎同时遇上两座大山，拐了一个形状相同的大湾，形成“长江第一湾”和“雅砻江第一湾”。让金沙江拐弯的大山叫玉龙雪山，主峰扇子陡高达5596米；而让雅砻江拐弯的大山叫剑山（今称锦屏山），主峰三堂山高达4488米。长江第一湾内、外分属中甸、丽江、木里、宁蒗四县；而雅砻江第一湾也分属盐源、丽江、木里、宁蒗四县。古时候这两个第一湾的主要居民都是纳西族。
也许是两个“第一湾”有许多相似之处，使我对剑山发生了浓厚兴趣，经过初步研究，我觉得剑山很可能是东巴经《黑白争战》中“东”、“术”两个部落之间的“界山”。其理由有二：一是汉唐时期纳西先民即生活于剑山周围的“曲罗”之地（一直到民国时期，冕宁、木里、盐源所属的雅砻江河谷仍有称为摩梭的纳西族，后来同化于藏族，但内部仍自称为“纳咪依”）。既然雅砻江流域是纳西先民的居留地，而且在这一地域创造了象形文字和东巴经，那么，东巴经中的一些记载就可能与这一地域的事物有一定联系。如同象形字“水”的构造特点与无量河和雅砻江有关一样，《黑白争战》（又称“东埃术埃”）中东若阿路与安生米威在“界山”相遇的描写，在现实中也可能确有其地。
二是《黑白争战》以纳西族两个部落间的争斗为故事线索，他们把“界山”以东的称为“东地”，“界山”以西的称为“术地”。而在唐代史书中，纳西族也分为“东”、“西”两个部落，他们的分界点即是南北走向的剑山，居于剑山以东、安宁河谷地域的称为“东蛮”；剑山以西、“边水左右”的则称为“西蛮”。而且东巴经书中把“东地”描写为阳光明媚，山川秀丽的“白地”；把“术地”描写为黑暗、阴晦的“黑地”，现实中的安宁河谷与雅砻江“索回三曲”的峡谷，在地貌外观上确有较大差异，这很可能是《黑白争战》的地理背景。同时，这也是《黑白争战》把白部落作为正义方的原因。
剑山全长百余公里，全山有30多座超过4000米的高峰，每年从秋末到初夏，山顶积雪如银，北端山峰东侧有一段长达几十公里的断崖，巍峨壮观，犹如斑斓锦屏，故又称为“锦屏山”，志书中称为“崖壁矗立似屏，景色壮丽，故有‘锦屏山，宝带水’之称”。
让人称奇的是雅砻江峡谷中有古代碉楼，剑山上有可以翻越的道路，山中有居民，山上有湖泊，与东巴经传说有很多相似之处。
因为有上述的推测，笔者到达冕宁之后，就执意要翻过牦牛山，去朝拜“黑白界山”。
从县城往西南，是一片由冲积扇形成的原野，疏落的村庄散布在溪流涓涓的田野间，河沟中裸露着无数鹅卵石。沿路堆积着圈肥，村中竖着粮架，与丽江农村依稀相似。不一会，汽车进入山谷，约下午两点，来到牦牛山垭口，脚下是伸入雅砻江峡谷的麦地沟，远处是横亘如屏的剑山，可惜天气不好，山顶云雾笼罩，看不清它的真面目。
心有不甘，从垭口前行，绕到一个拐角上，可以看到高达4194米的锦屏山主峰，然天公不作美，只看见黑乎乎的山体。如再下去，不可能看见山顶了，于是我们在地上铺一块毛巾，跪在“黑白界山”之前，拜了三下。
从县志资料得知，锦屏山风光确实非常壮美，当地一位开饭馆的“纳咪依”人告诉我，雅砻江大湾附近还有酷似两头牛打架的山峰。但此地尚未有旅游经济，因而照片资料很少，县志办的同志无法提供这方面的帮助。
遗憾与向往，留待日后弥补。
凭吊台登城
10月26日下午，从牦牛山垭口返回冕宁县城，在县志办找到一些资料，其中有关于台登城遗址的文章，说在泸沽镇附近尚有古城墙埂，这是我事前未敢奢望的。
关于麽些三部落首领苴那时及其台登、北谷之战，无论在时间上、空间上都离丽江纳西人很遥远，但这是史载无误的关于民族历史的权威史料，并由此可以证明隋唐时期的纳西族曾是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政治集团。于是，我们决定在返回西昌的路上，去凭吊台登城。
泸沽镇是古牦牛道上的咽喉之地，孙水河由小相岭西入安宁河，几乎使安宁河谷一分为二。由此往东，翻越小相岭，可达喜德、越西，如今成昆铁路即走此线。往北，经冕宁县城，可以到达大渡河边的汉源，进而入成都平原，这就是今天108国道的走向。就在孙水河与安宁河交汇处的北岸，有一片被称为“梳妆台”的高地，台登城坐落于此。该城为汉时所筑，当时司马相如在汉武帝的支持下，“桥孙水，以通邛、笮”，在此设指挥部，实施开发邛、笮之地的战略计划。到唐初该地成为吐蕃东扩的前沿地区，成为西川节度使的心腹大患。唐贞元年间，韦皋依靠麽些军队在这一带打了几次大胜仗，终于取得“西击吐蕃，招抚南诏”的胜利，麽些武官的名字也由此载入史册。
车子从孙水河大桥北侧西拐，约800米，走出居民区，前面是安宁河，对岸即山地。过桥东望，河岸上有一溜高地，即台登城遗址“梳妆台”。资料介绍“梳妆台”原高40米，长约200米，西临安宁河，南傍孙水河，三面环水，背面平川广袤80华里，是个雄控一方的制高点。古城北面城墙直到1957年还较完整，1958年建铁矿厂时始拆除，剩下的墙埂也得不到保护，逐渐消失。当时残存的遗址东西宽740米，南北长323米，占地358亩。遗址上陆续出土过汉代砖瓦，与史载年代相符，1986年，又挖出一条古城排水沟，显示了当时的繁华程度。
只可惜，这样一座遗址一直得不到保护，如今更有高速公路正穿“越”而过，“梳妆台”已挖去一大半，只留下靠安宁河边的一小部分，我们赶快按动快门，记录下这最后的台登城遗址。也许，后来之人就再也找不到它的踪迹了。
我与余教授默默地站在桥边，安宁河在脚下悄声南下，高速公路正在吞噬古城遗址，谁也不能阻挡，谁也无法挽救……
我们凭吊已经逝去的台登城，凭吊正在消失的古城遗址。
越雟城的守望者
汉武帝开发西南夷的最初目的，是打通“蜀身毒道”，也许后来发现经营西南夷似乎更有经济价值，于是在川、黔、滇地区设置郡县，其中越雟郡就设在邛都（今西昌市）。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当时的越雟郡下辖15个县，包括川西南和滇西北地区，丽江属于遂久县。可以说，越雟城曾经是纳西先民的首府。
10月27日，我们来不及参观西昌卫星城，也无暇游览着名的邛海风景区，一早便去拜访市志办和州博物馆，并有幸认识了刘弘馆长。刘馆长是个成都人，受童恩正等学者的影响，报考考古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凉山州工作，目前已在西昌开拓出一片不算寂寞的文博天地。
他是个现代型学者，由于历史地理的关系，与云南文博界和社科界学者有密切联系，他说封闭和封锁不利于事业的发展，所有的文物都可以参观、拍照，学术成果可以交换。
谈到越雟古城，他说现在的西昌城是在唐代雟州城的基础上，由明代的建昌城和近代新城构成的，目前明城还有城墙、城门，而汉代越雟城在郊外，遗址尚存。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来到城东南的高规乡，看到几段旧墙埂。据资料介绍古城南北长373米，东西宽251米，墙基厚5米，当年的越雟太守张嶷曾驻守此地，而当地人称其为“孟获城”。在立有文物保护标志碑的附近，随处可见汉瓦残片，笔者在路边就捡到两块绳纹瓦残片。
回到博物馆，刘馆长打开贮藏室，让我们见识了越雟郡的历史。
那是怎样一间贮藏室：汉代砖瓦多得难以计数，有的就堆积在走廊过道上。
而秦汉时期的青铜器、铁器琳琅满目，有兵器、祭器、礼器、饰品、农具。其中有铜钱铸模，模具中还有尚未出模的钱币，说明此地古时就有铸币工厂。另有一棵“摇钱树”，造型繁复，设计精美，颇具装饰性。有一件以背水少女作装饰的铜杖头，神态逼真，为国内所罕见。
在这些文物中，尤以兵器为多，戈、矛、斧、钺、刀、叉、剑、戟、弓、箭、盔、甲等等，简直是一个兵器库，让人叹为观止。其中一柄长达140公分的铁剑，是所有刀剑中最长的，我当时就肯定这是只有骑兵才能使用的“马刀”。
陶器也是博物馆中的主藏品，尤以骨灰陶罐为多，这是古代实行火葬民族的器物，基本可以肯定与纳西族有关。
守着满屋子的宝贝，刘馆长颇感自豪，同时也深感遗憾，因为西昌在历史上曾经是几大势力争夺拼杀的地方，濮人、麽些人、汉人、白人、藏人、彝人都留下足迹，其间的更迭与交替，往往造成历史的中断。这种中断遗留了大量文物，同时也为文物保护、研究、利用带来不便。近19年来，西昌文物盗掘流失严重，现有馆藏文化有不少是从民间收购来的，有一座汉墓，上层古墓被盗，而下层墓葬未被盗墓贼发现，才得以完整发掘，当时发掘出的青铜器数以百计。至于古纳西人与越雟郡的历史研究，目前涉足者为数不多。
告别刘馆长，我心中涌起一种感慨：不能叫那么多汉代文物为纳西族历史文化说几句话，该是纳西族学者的悲哀和遗憾。在我的潜意识中，那些钢臂甲、长矛和马刀，分明是古纳西武士驰骋疆场的遗物。
白门怀古
从丽江到盐源、木里，又入西昌、冕宁，长途奔波，马不停蹄，节奏之快，让常人难以承受。到10月27日下午从博物馆返回住地，余老师面色潮红，发起低烧，可能是风寒引起支气管炎。吃了一些药，有所好转，但人在旅途，不敢耽搁。而此时计划中的行程已近结束，于是我决定连夜返昆，争取让余老师第二天一早回家治疗。
车到渡口，时已半夜，看余老师病情稳定，此时离昆明只有七八个小时路程，我让余老师单独回昆，而我中途下车，去拜访计划中的最后一站“白门”故地——攀枝花市。
提着两大捆书从金江车站下来，搭个的士赶到市区，已是子夜一点，找了几个宾馆都已关门，只好在一个招待所安顿半夜。
第二天早上与市建委副主任邓恩强取得联系，便去游览市容，下午去看雅砻江与金沙江汇流处。两边是炎热的大山，中间是浑浊的江流，如果不是新建了城市，我想象不出古时的渡口是怎样的荒凉与死寂。然而，由于处川、滇之交，历史上的渡口曾经是西南丝路程的咽喉，“白国”的门户，军旅与商旅不曾间断。从秦国攻略蜀郡之时，便占有了江南之地，其中渡口便是通道之一；汉武帝打通“蜀身毒道”，也是从牦牛道过渡口进逼洱海；东汉时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也是从渡口附近渡江的；到唐朝“天宝之战”时，中原军队基本上也是由此渡江入滇的，当时的诗人刘湾所写“白门太和城，来往一万里”（太和，原诗称大和，即大理南部之南诏古城名称）。虽然里程有所夸张，但地点却很明确；宋朝末年忽必烈南征大理，其东路军抄合也只烈也是从西昌过渡口到达楚雄境内，对大理形成合围态势。
由于渡口气候炎热，古时候瘴疠肆虐，给行旅带来困难，汉军无功而返，还谎报军情，惹得汉武帝在长安凿昆明湖训练水军，留下千古话柄；诸葛亮虽然过了泸水，但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唐朝军队则因“泸水飞蛇瘴烟重”（元稹诗句），落得个“去者无全生，十人九人死”（刘湾诗）的结局，以至中原子弟视云南为死路程，宁可自伤折臂，也不敢“赴云南征”，白居易《折臂翁》诗所吟咏的就是此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