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的故事是我从父母口中听到最多的儿时故事，听父亲说驻宁蒗的解放军中有一个排，任务就是消灭狼群。直到成人后，我才能深层次的理解：为什么全世界有如此多的有关“大灰狼”的童话故事。就连鲁迅家乡祥林嫂的儿子，不也是被豺狼叼走的吗？如今稚童的头脑内，凶残的“狼”已不复存在。有的只是可爱而稀有的玩物而已。
我是熟睡在母亲温暖的脊背上首次进入宁蒗的，可以想象当年母亲的形象：体格瘦弱而俊秀，服装简朴而整洁，仪表斯文而坚强，手持拐杖，背负婴儿，健步于高峰深壑之中。数年后父母回丽江参加教师工作会议，我两兄弟也一同回家探望祖辈，我们一家是随一队马帮而来，父母依旧步行，听说当年的县长出行，也都照常得靠双脚。更不要说像父亲这样的普通教师了，他走过许多条山路，时而结伴而行，时而同马脚子上路，丽宁山道速则三日，缓则四五日，马帮一般都走六七日，因下午四时许就该放马于青山了，原因是马饲料紧缺。父母的时代，是脚杆子时代，他们连自行车都不会骑，除去坐过解放牌货车的车厢外，并未乘过轿车。记得我第一次回丽江，我兄弟两人同乘一匹骡子，骡子两侧各有一篮，弟弟体轻，篮底加袋大米，我体沉，篮下垫衣物，如此弟兄两人坐于篮内一路打闹而来。
这次开会后，父亲调入宁蒗中学，接受任务时，加上父亲只三名教师，另有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他们承担着运送一麻袋人民币及三名教师的安全，因为当时宁蒗县彝族头人正发动叛乱。他们就这样背着一麻袋的钱（那时，宁蒗还没有银行)，在宁蒗县政府的支持下，探寻校址，盖教室宿舍，培训师资，进入彝寨逐户动员学生入学。数年后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宁蒗中学如期开课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也曾多次随师生们进山砍伐木材，抡不动斧子，就帮着剥树皮。师生们打土坯、舂土墙、植树种菜，我都是见证人。接着父亲又从丽江寻来菊花、大丽花等花种，栽培在校园各处。当时，宁蒗县文化馆都赶不上宁蒗中学的校园美丽。
那几年宁蒗没有什么蔬菜，父母便从丽江找去各种菜种，每个教师及家属都分了菜地，各班级也分了菜地。不几年工夫，宁蒗中学师生吃上了让全宁蒗各单位羡慕的各种时鲜蔬菜。母亲还专程回丽江向奶奶及外婆学做各种豆卤腐、豆瓣酱及各色咸菜，母亲还因地制宜地用野梅制成了酸醋。回宁蒗后，先请师生们尝，后又将制作技术传授给众人。当然，均为无偿，在那火热的新中国建设时代，可没有“有偿服务”这一说。
当时的宁蒗，文明初开，百废待兴。无论是彝族、麽梭，就连汉族妇女均穿裙子。处于新中国建国初期，各种新文化、新观念、新生活一下涌入还处于半奴隶半封建制的小凉山上。男子剪长辫，改旧式大袍裤为新式长裤；妇女也改长裙为解放裤；尤其以学生与机关人员最为热忱。可当时宁蒗县城可数的几位裁缝根本忙不过来。母亲与昆明、丽江等地的支边干部组织起来，先为单位干部、家属及中小学生，后为城乡居民剪时尚发型，裁制新中国时装。这一切都是义务的，毫无报酬，有时还得搭上布料和针线。这样一干就是数年。好不容易把发辫及服装普及下来，单位及医院、学校的追求美好生活人士又来登门求织毛衣。这一来，又一个轮回，依旧由单位至城镇再至乡村，人们一个个排着顺序等着母亲的毛衣，时而带来几个水果，时而送来数个鸡蛋，母亲也知他们追求新生活的急切，也就挤一切时间拼命地织着，常常在我们一觉醒来，母亲仍在油灯下赶织毛衣。随后，母亲她们又在宁蒗知识女性中培训编织技术，一时间，聪慧手巧的女青年都以能织一手好毛衣为荣耀，就连各级干部找对象，也都把织毛衣视为条件之一。
父母在宁蒗的边地教育，不仅仅是文字与知识的传授，还承担着无数新生活、新习俗、新文化方面的工作。我经常跟父母到乡村夜校，看到他们在从事扫除文盲、教唱歌、讲卫生、破迷信等许多方面的工作。
咱们丽江，如我父母一样到边地支教的还有许多。单我古城旧居小巷14户人家中，当时就有8名教师，除2名在丽江山区任教外，余下6人都在外县支援边地的文化教育。仅我们家就有3名，父母在宁蒗，大妈上芒市，还有到香格里拉、维西、碧江、贡山等县的。
咱们丽江的先辈们开创了东巴文明；元明清三朝又享滇云“知书达理”之誉；民国乃至今日文化之繁荣兴盛又步于全国之先。支教事业亦早已有之，清代，有周冠南（周霖之父）在兰坪创办师范学校，就说云南首府昆明，民国时有方国瑜、周霖、和万松、赵银棠、周凡等在各名校执掌教鞭。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丽江知识分子，十有八九端的是教师饭碗，其中大一半又到周边各县。不少县的新文化教育，也就是汉文教育过去是零，正起步于当时。培养了一批批文化人与干部队伍。这是丽江几代人的奋斗、几代人的奉献。不知道有没有人统计过这些边地支教人员，我想不会下于万计。这对小小的丽江而言，可算是一支大军了，一支牺牲自我，奉献于边地文明的支教大军。可是我们的“地方志”与“教育志”中并没有反映这段历史。我觉得应有人将其补上。
丽江教育、文化、艺术与周氏家族
朱桂兴
生在古城、长在古城的我，从小就听五大妈周玉仙（周霖的三姑妈）讲述周家的事长大，但没想到的是我会嫁到周家，在我退休两年后又去翻阅婆家历史资料、走访文化名人、四处托人寻找有关资料。
数月的阅读史料和走访，得到李世宗、傅于尧、尹钟和、赖元溪、和品正、木基元等许多知情者的热情帮助。阅读和走访路上，我一次次被往事感慨，一次次被周家的爱心所震撼！
周氏家族与丽江众多家族一样是从外省来的。周氏先祖于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从江南苏州常熟县柳营村行医入滇，先居于鹤庆县鼓楼街。明朝嘉靖年间，九世祖周宗耀受丽江土知府木公之请迁入丽江，居大研镇街尾。“终身设馆课徒”的私塾先生周维新（字际昌）始有史载，为1815-1885年间人物，在图书馆现存有其着作《爱莲堂诗稿》一书。就从此代算起，周氏家族承先启后接力棒式地从事着教育事业，至今已经六代，先后留学、游学海外等。在丽江、省内乃至全国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有周（字南屏、兰坪）、周冠南（字殿卿，号鉴心）、周霖（字慰苍）这三代人，其中周、周冠南为“父子举人”，获省政府“梓里模范”匾，周霖、周凡同胞兄弟被称为“玉龙双璧”、“纳西俊才”。他们在近代纳西族的历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和志武先生在《近代纳西族的历史发展》一文中，称周、周冠南父子是纳西族早期爱国进步的仁人志士代表。文章开头的一段说：“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列强野心勃勃，得寸进尺，而清朝政府卑躬屈膝，丧权辱国，加深了中华民族的亡国危机，同时也促进了全国各界人民的觉醒。……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周氏父子’。周兰坪（1847-1924年），名，丽江石鼓人，四十岁考上举人时，对封建制度产生了怀疑，遂同一位华侨朋友，跋山涉水，远渡重洋，到了南洋新加坡，一面做家庭教师而谋生，一面考察学习国外振兴实业的情况，是纳西族中第一个走向世界的人物。回乡以后，大力提倡兴办实业和兴建新学，为地方和本民族做了不少好事，如对兴建石鼓铁索桥、渡船、桑园、柳林、石鼓小学、兴文小学等，作出了开辟培植的贡献，并任过废除科举后的第一任丽江学务总董，成绩卓着，曾获得当时云南省军政首长授予的‘梓里模范’的匾额。他儿子周冠南（1875-1933年），字鉴心，也是举人，深受父亲影响，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被选送日本宏文师范留学，也是纳西族第一个出国的留学生，回国后先后担任过省立第六师范学堂、丽江联合中学、省立第三中学校长职务；他推行新学，宣传进步，是早期的同盟会会员，在辛亥革命中是优秀的活动分子，为辛亥革命在纳西族地区的实现，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培养出“父子举人”的周维新在四十岁时遇上“乱世十八年”战乱，带上刚十岁的周与家人一路逃避，沿金沙江一带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然而周维新“不仅本人诵读不辍，对尚在童年的儿子课读尤严”。反映周氏当时业儒从教的真实情景的诗有：周维新的“听有千声炮，看惟一卷书。飘零身不定，天意欲如何”。周的《江渔诗钞》中追忆：“入林采薇食，上山抱火眠。诗书难学习，东西屡播迁”，“皓身难忘庭训切，授课林下月三更”等。周氏父子留下来的诗句，都真实地再现了在当时战火纷飞居无定所、担惊受怕的环境下，把教书和读书当作第一需要。有一户农家附近有块大石头，周氏经常在那里课徒，后来人们都称这块大石头为“周家石头”。
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周不仅磨炼出坚强的意志力，而且得以博览群书。战乱结束后，定居石鼓，靠开荒种地求生存。白手起家，全家人动手建住房，直到四十岁才去考举人，中举。四年后，待他进京考进士时又遇庚子兵燹停考。受华侨朋友的邀请，跋山涉水，远渡重洋到南洋新加坡等地，一面做家教谋生，一面游历考察学习国外振兴实业的经验。年近半百的身历与所见，使他对中国的封建制度产生了怀疑。忧国忧民的他为了寻求真理，探索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又与一帮年轻的早期进步人士李根源等到日本游学（见傅于尧《方国瑜师谈周兰坪先贤轶事》）。到国内国外游历的这四年，使周增长了许多见识和学问。
回国后，他不论在昆明五华书院当伦理科主讲，还是在弥勒县当教谕（教育局长）、在大理白云书院主讲，还是回丽江当首任学务总董（教育局长），都在边疆地区从事“废科举办新学”的开拓开疆拓土事业。他宣讲维新思想、新学理念，推广新政制度。由于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旧势力的阻挡和顽固分子的反对，加之当时丽江交通不便，消息闭塞，要将私塾变为学堂，将教八股文变成教新学，工作阻力之大，可想而知。然而周做出了显着的成绩：创建初等农业学堂、蚕桑传习所、女子学堂，兴办石鼓小学、兴文小学、试办丽江县高等小学堂等，丝毫不落后于先进地区。他在雪山书院任山长时也大力推行新学，后雪山书院设为官办的高等小学堂。鉴于周对教育公益事业等各方面的贡献，云南省督军兼省长唐继尧曾奖给“梓里模范”匾额，以表彰周的功绩并示后人。
周受大理西云书院挽留讲学两年期间，为某镇台敦延课子时，遇镇台客死于官，身后萧条。面对这种情况，送一笔钱也可，但他“竟慨然用自己历积修金，为之操办柩孤返籍诸后事，榆人义之”，而他就驮了数十年苦心收集的几驮珍善藏书，回到石鼓。这种慷慨解囊扶助孤寡的思想境界是何等高尚！
回到丽江后，周继续以开拓边疆教育、教化边民，提高国民素质，“铸造国民资格”为职志，以唤起民众爱国救国的夙愿，达到“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之目的。周担任丽江学务总董前后，把国内外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引入丽江这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力图唤醒广大民众爱国自强的民族精神。周还任过设在净莲寺嵌雪楼的“桂香诗社”社长，并出版了诗集《江渔诗钞》。
（二）
因周见多识广，胸有大志，有勇有谋，而敢于让独生儿子周冠南（辛丑科乡试第六名举人）去参加民国政府选送日本留学的考试。周冠南也不负众望，以优异的德才和成绩考取政府首批赴日公费留学生。恰逢孙中山在日本创建中国同盟会，爱国忧民的周冠南在留学期间就加入了同盟会，成为革命活动的积极分子。
在刻苦攻读教育学专科的同时，不负家乡父老厚望，节衣缩食为家乡购买了最新的教材寄回丽江，又请父亲筹款，经历千辛万苦买回先进的教学仪器、标本和博物图册等，至今还留存在丽江市一中（原丽江中学堂）内。他还与进步人士周钟岳一起编写了一部《师范丛编》，系统地介绍和探讨新教育理论和方法，成为云南近代史上第一部关于教育教学的专门着作。在留日期间周冠南还专门研究云南水利，有专着存世。不论是“教育救国”，还是“实业救国”，周冠南时刻将救国强民作为行动指南。
清末和民国初期，交通闭塞、信息不通，周、周冠南父子已亲历海外，把先进的理念、进步思想和科学知识带回丽江古城，能够使边远的丽江与国际接轨，难怪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在参观丽江市一中时，见到1905年日本的教学设备时大吃一惊。今天，在丽江看到国外先进设备不是什么稀罕事，纳西人出国留学更不稀奇了。然而在100多年前，丽江古城的学生就能接受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却是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