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立志为祖国为家乡的教育贡献一生的优秀学子，远在日本紧张地学习时还心系家乡推进新学的进程。在他从日本写回的家书中，首先关心的是丽江中小学堂、石鼓小学和教科书等，其次担心的是任教育局长的父亲在种种阻力下过度劳累，整封信充满了对家乡教育的极度关心。李世宗先生看到此信后写道：“……这封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个在异国的举人，无限热爱和关心家乡的前途和教育事业，为培养人才，促进家乡的进步发展，到处奔走呼号，为之奋斗的奉献精神的信，使我非常感动和钦佩。因此，经过一些周折，还是逐字逐句地把它抄回来了。现在，这封四处漂泊、命途多舛的宝贵的家信有机会跟家乡人见面了。我想，这对关心家乡前途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同志，将会起到极大的砥砺作用，并进一步增强为科教兴国事业献身的信心和决心。”
回国后，周冠南在昆明担任云南省第一师范教员。好友周钟岳在当了云南省副省长之后曾劝周冠南走仕途，而周冠南一心想从事边疆教育事业。1913年云南省学政司任命周冠南为第六师范校长，次年又兼任（丽江、鹤庆、剑川、维西、兰坪、中甸）六属联合中学校长，1918年又任云南省立第三中学校长，曾一度兼任丽江劝学所所长。以开启边地文明为志向的周冠南不仅把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运用于实际教学中，而且根据丽江的实际，科学、适用地创造出许多适合丽江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方法。作为早期的同盟会会员，忧国忧民之心常常焕发出忘我的实干精神和牺牲精神，就连全家老少都动手在丽江古城建盖住房时，他都一心想着学校的事，整天去办学校的事，根本没时间帮家里一点忙。民国十年考入省立三中的陈光平先生在《忆周鉴心及几位优秀的先生》一文中写到周校长时有这样的表述：“学问道德都有相当造诣，辛勤训导堪资表率。每星期六下午，有个道德讲演会，由校长主持宣讲，题材多系古今中外名人嘉言懿行，对学生品学之引导进步，颇受教益。鉴心先生严谨清正、办学有方、和蔼可亲，言容举止、言论行事都能做到言教身教的示范，使受教育者心悦诚服起到感化的作用。这是教育者最好的作风。后来办学者虽多，无从其右者。至今回忆，真使我感戴敬佩莫名”。
周冠南注重对师生的品德教育，教学中坚持重德树人，就连他在省立丽江中学创设的“是亭”都有鲜明的含意：做人做学问都要实事求是。因而得到丽江历代文化名人的称颂，纷纷题联于“是亭”。
1922年周冠南曾出任双柏县知事（县长）；1925年又到凤仪县任职两年。在两地两任县长期间做了许多得民心之事，传世较广的有诗《放鹊行》，表现了周冠南珍惜禽鸟，体恤民情，废除苛例的作为。而最令人惊讶的是他在任县长期间，居然因缺钱不让儿子周霖上大学，此等事情，令人无不肃然起敬！
年逾52岁的周冠南因病回到家乡后，不计地位，承担了试办丽江县中心完小的任务。美名四扬的周冠南在年老体弱之时，不顾家人百般阻挡，毅然接受了兰坪县的诚挚邀请，远赴该县筹创第一师范学校，竭尽全力呕心沥血，病倒兰坪，在接回丽江家乡的路上去世，享年58岁。周冠南的一生就是为教育而生，又为教育而死。以启开边地文明为职志的周冠南牢记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理念，曾在《丽江白话报》发表过《矿物学课外余谈》和《劝注重工商业》等，宣传近代自然科学，鼓吹开发本地资源和实业救国。
由于周冠南先生一心为国为民，一直为家乡人民所拥戴。在他去世时，自发前来送葬的乡民和学生长达数公里。我婆婆和我的五大妈都曾告诉我，她们从小生长在丽江古城，但从未见过那么多人送葬的。
（三）
周冠南为周霖之父，周霖之母杨彦开是丽江古城“孝廉方正”教育世家之女，她知书达理、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善良贤惠。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天资聪慧的周霖，从小就受到严格而科学的家教庭训，熟读经、史、书、子、集、诗、词，常习“二王”书法，酷爱绘画并常临摹名画，十几岁时就有求画者。正常的学习功课对他来说十分轻松，初中毕业时是全年级各门功课第一而免考入高中，高中三年又是全年级第一。一心想考香港大学的周霖在昆明补习英语，出类拔萃，英语和音乐双丰收。然而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作为长子的周霖只得一边谋生一边复习，考入刘海粟上海美术专业学校学习几年后又去谋生。从上海经苏、杭二州拜名画家、浏览美景并写生，但因战事混乱，到北京想读名校而家中不仅无资金供他，还让他承担长子的责任，他只好又边谋职边寻找绘画高人，到广州、香港等地，历经三年才从越南辗转到昆明。在昆任教期间与当时他的学生聂守信（聂耳）结下了深情，亦师亦友。聂耳很尊敬周老师，他毕业到上海后，每作一首新曲都来信征求周老师的意见。有时为一新曲两人来往信件多达十余封。在昆明的几年，周霖曾被“九九通讯社”招去任编辑组长，为文章润色，任美术编辑并负责副刊，工作出色。后又交给他“九九音乐会”的工作，同样获得好评。他又与人创办云南第一家电影院，画电影海报；自办“百合广告社”，设计商标广告；参与云南民众教育院办《新民画报》和《民众报》；与人组织“金碧社”交流切磋诗、书、画，组织“谷枫画会”开展美术创作、交流、展览等活动。迫于生计的努力和追求艺术的动力使周霖熟悉了各种绘画及制作的技能。由于他出色的设计才能和精美的装饰吸引了昆明众多商家，名声大振，亲自求他写、画、制作的大老板络绎不绝，最后只好躲到清静地方自己学习，去研究他钟爱的诗书画。在昆明的画展中，周霖的画获第一名。有次画展后，《云南日报》还专门发表了对周霖画的评论。当时，全国的许多名人、西南联大中的北大清华等各种名家都因战乱云集昆明，可见周霖年轻时就已出名。
我的五大妈常常跟我讲：周家几代人都是书香世家，出过父子举人，而父子举人的子孙周霖也是很聪明、很勤奋的。重要的一点是他家的家教严，从小培养高尚的情操，孝敬父母、老人，尊重他人。平时走路都只走边上，中间让别人走。
当时我还说：中间铺着石头多干净，边上有泥我不想走。五大妈说：鞋子脏了可以洗，心脏了就没法洗了。不让老人、小孩的人是没有规矩的人了。小时候我都跟五大妈睡一张床，睡前她都会给我讲故事，讲“二十四孝”、讲诗歌、经书等，但讲得最多的是周家对她怎么好，对别人家怎么好。五大妈感到最可惜的是周霖因家庭的拖累，本来学习成绩拔尖而没钱上名校；本来在昆明发展得很好，因父亲病重致死而不得不回家支撑家庭经济并当家长。
现在，当我翻开一本又一本书籍，愈加感到老公公周霖的才华横溢，五大妈以前对我说时的那副神态经常又出现在我面前，只是以前我还没能理解这些话。
周霖回到丽江，自然是多了一位见多识广、技艺超群的文化人。当时的丽江中学和志坚校长请周霖修改“八大教室”图纸中大家意见较大的窗、走廊、楼梯等部分，周霖先生只花了三天的课余时间，就拿出了既有中国传统艺术风格，又具挡风采光功能、中西合璧新型构式的图纸，受到广泛赞赏。大楼建成后的庆祝会场内，周先生绘制的两副长12米、高5.5米的巨幅风景画大开了丽江人的眼界。由于校园设计的成功，和校长请周先生为他设计在古城的新居，落成后，又再次轰动古城。这些图纸在古城四处流传，许多名商富户争着求周先生为他们的豪宅大院策划设计。能请周霖画一幅六合门的人都感到很荣幸。由于自己忙不过来，周霖把丽江新一代美术爱好者组织在一起，让他们阅读、观看自己从昆明、苏、杭等地买来的所有藏书、画册，使大家开阔眼界，从而激发创新热情和开阔思路，使这群青壮年画家成了古城建筑实用艺术的中坚力量。丽江古城的建筑既有明清风格、苏杭园林之势，又有丽江特色。当时他们既当画家，又当雕刻指导员，为丽江古城民居的艺术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今，在原民众教育馆馆长和绍希的后人和世同家，还珍藏着周霖所画的一副六合门。
多才多艺的周霖不仅办事认真，且待人诚恳谦虚，无论是德高年丰的老画家，还是年少气壮的新画家，都乐于和他交往，无形中他充当了承先启后的核心人物。
难怪丽江有名的老画家张文湛（张丽川）先生在落气（去世）前让儿子把“笔洗”和一方印章传给周霖，因这“笔洗”和印章传说是明朝时，纳西族土司木增重金聘来江南名画家马肖仙，绘制丽江壁画时的心爱之物，在他离开丽江时赠给作为助手的纳西族优秀画家，这位画家又传给后辈画家中出类拔萃者，如此代代相传下来的。
我还听五大妈说过：以前有个叫杨茂实的到丽江任专员，他曾向周霖要一幅画，并数次催促，而周霖一直未给，数年后，杨专员离任，在回去的路上收到周霖派一学生送来一幅画，杨当时既激动又敬佩周霖的人格和品质。
关于周霖不喜欢攀附权贵的事，我的婆婆也曾讲过很多。她说，有些官员口碑不好，来跟你公公要画，他硬不给。而一般的老百姓中德行好的人他都舍得给。
我婆婆觉得最难堪的一次就是当周霖听到有几个权贵者想砍掉狮子山的古柏做寿木时，马上动员学生举着火把到习自诚家逼着习专员快去制止，如不能制止就要烧掉专员府。要知道当时的习专员府就是周霖的亲姐夫家。我婆婆当时急得团团转。她说，他这样做，我以后怎么又去见姑爹姑妈呀！又说，你公公就是这么一个人，他认定是对的事不管得罪哪个人都这样搞。
我婆婆还说过：以前你公公会照相，这间房子里面挂个窗帘就可以洗相片。
我说：那么早就开相馆，应该很找钱了吧？我婆婆说：找什么钱哟！都是给学生照毕业相，照相只收半价，洗相只收四分之一价，用来买药水、相纸，只是方便学生和照顾家庭困难的学生而已。
1937年，日本侵略我国领土，北京、天津、上海相继沦陷，国难当头，周霖与范义田跑到教育局和志钧、和志坚处听收音机，分析局势，回来在学校组织演说，指出非抗日不足以争生存，激发师生们的爱国热情。周霖组织了书画爱好者写大量的标语贴到校内外，周霖常说：我们都应当行动起来，做一点有利于抗战的事。他亲自绘制大型的抗日宣传画，举办“抗日赈灾画展”、“为抗日将士募集寒衣画展”，还向校方提议成立抗日宣传小分队，校务会同意并决定由周霖担任辅导员，组织编写排练了许多快板、表演、演唱、小品等到庙会、骡马会等各种群众集会中去宣传，还动员“雪社”的文化人加入抗日小分队搞宣传。
周家几代人对丽江古城的教育贡献很大，几代人都为筹建学校、试办学校而努力。私人来办学，钱从哪来？为什么要那样找苦吃呢？后来，我才慢慢听说了这些事，钱是当时丽江的大富商争先恐后捐的，但办学出力，周家人最热心。其中，创建黄山幼稚园是周霖和杨超然等共同发起倡议，周霖、和志坚所创建的“雪社”的文人们集体加入，由做过账房先生的杨超然任董事长负责筹资；教材、师资、校园设计等由周霖负责；幼稚园园长请的是德高望重的北京才女简汝勤老师。周霖除了搞设计、找教材、组织培训教师外，还自编了汉语、纳西语的双语童谣、儿歌，如《劳动歌》、《学习歌》、《农时歌》、《卫生歌》等。为了使丽江儿童从小接触标准汉语，他还精心组织了幼儿演唱京剧《打渔杀家》，周霖的胞弟周凡跑前跑后，四处寻找道具、剧本、曲谱、行头、装饰等所有需用的物件。在社会上公演时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现象，获得群众的喝彩。
我真佩服周家人的聪明，除诗、书、画等才华出众外，还都特别对音乐有些天赋。据载，周霖祖父、父亲和他本人都担任过古乐《皇经会》的会长。抗战胜利后，为表达喜悦心情，周霖为抗战胜利填新词《到春来》，并用古乐《到春来》配曲演唱，兄弟俩还把西洋乐器用于演奏古乐，周霖还为马子云先生的《玉龙雪山白雪曲》谱曲，至今余音未绝。
我在考虑与经人介绍的周家三儿子是否可以作为终身伴侣时，曾暗访了一些人，他们都对周家的品德赞不绝口，有的说周家几代人都是古城最聪明的人，有的说是传统家教最好的人家，有的说是几代人对丽江古城教育贡献最大的人家……总之，都是称赞和肯定的。因为是80年代初期，我按要求向领导报告了自己个人情况，并担心成分问题是否能批准。当时领导很高兴，他很清楚周家几代人的情况，说他家几代人都是爱国进步人士，都是深受百姓敬重的民主人士。
事实确实如此。周到日本游学时是与云南进步人士李根源等一同去的，周冠南到日本留学时就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而周霖在1949年1月丽江面临用战火解放还是和平解放的关键时刻，认真负责地去找姐夫习自诚谈心，请他为古城、为百姓考虑，交出一个完整的古城，平安地迎接解放。经地下党和各方面的努力，习自诚本人及家庭对家乡的热爱，使丽江得到和平解放，古城和百姓都免遭战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