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元、明、清时期的丽江教育
泗群
历史上丽江的汉文化教育，在云南和全国都具有特殊性，以至与山水相连的周边府州县相比，情形不同。这一特殊性就在于：从元代开始，历经整个明代，以迄18世纪初的清康熙年间，丽江长期处于历代封建王朝施行的羁縻政策下，成为一个特区，由纳西族木氏土司长期垄断了当地的汉文化教育，平民阶层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因此，丽江整个社会教育起步较晚，然而压抑既深，其发乃勃，在清代中后期的两百年中，丽江谱写了辉煌的教育篇章。
一、木氏土司垄断丽江汉文化教育的440余年
元代之前的南宋末年，滇西北一带广阔的古纳西族地域，尚处于“依江附险，酋寨星列，不相统摄”的封建领主时期，中央王朝并未形成对这一区域的有效统治，麽些诸部落各自为政，经济发展与相互往来也是缓慢、松散的，不足以形成联系紧密的“共同经济生活”；民族的“共同文化”仍是世代相沿的古代纳西文化，并无引进、推行汉语言文化的政治经济基础。此际，一个划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元跨革囊”，改变和推进了丽江的社会历史发展。忽必烈攻灭大理，结束了唐代以来南诏、大理国相继割据五百多年的历史。其时，丽江纳西族木氏先祖阿琮阿良审时度势，顺应历史发展归附蒙元，“迎兵于剌巴江口”，而且积极助兵“同克大理”立功，这不仅使木氏从远近诸多势力中脱颖而出，一统广大的纳西族地域，使这一区域自汉晋设郡县以来，再度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统一治理，从而大大加强了社会经济的联系和发展，开始有了全面接受并推行汉语言文化的政治经济基础。然而自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阿琮阿良实任察罕章管民官起计，直至清初丽江建立学宫后、清廷议准丽江府设学的康熙四十四年﹙ 1705年）这440余年中，木氏土司完全垄断了丽江的汉文化教育，丽江一直没能设学，没有平民教育。
本来，云南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设立行省后，赛典赤、张立道相继倡导儒学，建孔庙、创庙学、购经史、授学田，至元十九年（1282年）“四月，命云南诸路皆建学，以祀先圣”（《元史·选举志》）；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四月辛卯，设云南诸路学校，其教官以蜀士充之”（《元史本纪》），丽江已具备了设学的条件。然而上述只是全省普遍情况的记载，并无丽江设学的具体记载。其间有王惠、王升父子先后来到丽江，王升墓志铭有云：“充云南诸路儒学提举……董治大理、永昌、丽江、鹤庆、姚安、威楚诸路学庠，所至庙宇圣像一新。”这说的是他负责监督管理滇西一带的儒学并其业绩，是个总的表述。此言而外，史籍和史料中再无丽江在元代就设立儒学的任何记载了。直到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丽江军民府检校庞文郁乃上奏：“本府及宝山、巨津、通安、兰州四州，归化日久，请建学校。”——此际，明王朝立国已经70年，这一上奏事实并奏章内容已清楚地表明，所谓丽江在元代就已设学，乃虚应故事、后世以讹传讹而已。
元之后的整个明代，丽江也并未设学。而南邻的鹤庆，自元世祖至元８年（1271年）置鹤庆路，当年就设立学庙，开始了汉儒学教育，这比丽江早出430多年。鹤庆于明洪武时设府，领剑川、兰州、顺州、北胜、蒗蕖、永宁等六州（兰州后改属丽江府）。东邻的永胜境，在元代属丽江路，明代以来为州、直隶州，为府，历属鹤庆府、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大理府、云南省布政使司管辖，自明初就纳入了中央王朝的一统之治。永胜自明洪武间由驻军屯垦、设澜沧卫时创办儒学，成化二年（1466年）丙戌科出了第一位进士谭昇，为大理府之外滇西北地区最早者，可见永胜的汉文化教育也比丽江早出320多年。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秋，朱元璋遣傅友德、蓝玉、沐英征云南，元末任丽江宣抚司副使、通安州知州的木氏先祖阿甲阿得“焚元符篆”率众归附，亲自赴京进贡朝觐，钦赐木姓，授为世袭丽江土知府，自此进入了木氏势力的巅峰时期。面对高度集权的明中央王朝，木氏深感经济发展和汉语言文化之重，于是“课农桑，兴学校”，自己极力效学汉文化，在其实并未建起学校的情况下，从内地聘汉族文人来任家庭教师，还将其子弟送往鹤庆、大理等地入儒学，一如王崧《云南志钞》云：“元亡而明兴……土司子弟以入黉序为荣，而丽江木氏、姚州高氏尤乐与流寓之文士交游……”。木氏注重引进中原各色人才，“交满天下”，尤对知名文人礼遇有加。明末大旅行家徐霞客，就是应土司木增之邀来丽江的。为“窥中原文脉”，木增还特地请徐霞客为其子批阅作文，并“求为赐教一篇，使知所法程，以为终身佩服”。而对治下百姓则采取“愚黔首”政策，所谓“木氏有例，禁人民读书”。后世引为纳西族教育传统的“天雨流芳”，其实本是木氏对自家子弟的教诲之言。然而面对博大精深的汉文化，即便垄断了丽江文化教育的木氏，也必然有个渐次深入提高的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自明初以迄有确切记载的木氏第一位作家木泰（1455-1502年）之诗出现，已是自木得起始的第六世，其间长达100余年，正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以木泰发端，历定、公、高、东、旺、青、增、懿、靖，凡十世乃入清朝，此即文学史称“明代木氏作家群”阵容（其中：定、旺、懿3人应有诗联之作而未能流传下来）。除了木氏家族，这440余年里，丽江的旁姓平民阶层就因无缘接受汉文化教育，不存在出现科贡士子和汉语文学作品的可能。整个丽江社会也一直未纳入国家的科举制度。特定的社会历史格局注定：丽江的汉文学，只可能发轫于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并由其一枝独秀。
二、孔子后裔、通判孔兴询创立学宫
到了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山东曲阜人、孔子66世孙孔兴询来任丽江土府的流官通判，他见丽江“山水清奇，人才秀美”，自古及今却一直未设学，觉得太不应该了。于是，他向当时的世袭土知府木兴正式提议：应立即开办儒学教育，培养地方士子（“请立学造士”），却受到了阻挠。孔兴询据理力争，还捐出了自己俸禄，历经三个寒暑，终于建成学宫；再五年后的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清廷议准丽江设立府学并定文武学额，次年正式开设府学——这是丽江整个社会汉文化教育开始的标志，亦即木氏垄断丽江文化教育历史时期的下限。丽江自此汇入了中国科举史上最后的两百年！
孔兴询在丽江府通判任上，将近十年，直到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才由樊经接任。由于孔兴询对丽江教育的开创之功，丽江最早的志书——乾隆《丽江府志略》载之为“名宦”：“丽初无学也，自孔公兴询来判是邦，实使肇造，阙功巨焉。”此志书的“艺文志”中，还选载了孔兴询当年撰写的《创建文庙碑记》。
310多年前孔兴询鼎力创建学宫，为历史文化名城丽江的汉文化教育开了先河，永铭史册！
丽江开设府学18年之后，于雍正元年（1723年）改土归流，整个社会最终完全冲决了木氏“开门节度，闭门天子”的藩篱，平民阶层中读书人越来越多，“改流而后，士之争自濯磨，出类拔萃者胪有其人……”然而实际上还存在一个后续过渡期。因为旁姓平民阶层接受儒学教育，同样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是不可能与政治变革同步的。自1706年开设府学、施行科举制以来，在按学额选拔贡生的定制外，本土士子中考取的第一位举人是1750年乾隆庚午科杨光俊，第一位进士是1829年道光己丑科王春藻——丽江府志所载此之前的举人、进士，实为寄考籍于丽江府的外籍士子。《纳西族文学史》所载以周之松（1774年乾隆甲午科举人）、李洋（1800年嘉庆庚申恩科举人）等为代表的改流后首批旁姓作家，一样清晰显示出这个过渡期。因此1706年府学的开设，虽使木氏不能再继续垄断丽江教育，而其独领丽江汉文化风骚的局面，还必然延续到1723年改土归流之后。本土旁姓知识分子和作家相继出现，是在18世纪的后半叶，这清楚表明：这个过渡期有着数十年。加上这个过渡期，木氏垄断丽江教育和文化就不止所述440余年了。
改土归流后，木氏家族后裔也与旁姓平民一样走上了科举之路，有不少考选为贡生、副榜、文武举人，有的还成为着名诗人和教育家，如木正源（羲民）、木坤（芷园）。江山依旧，丽江的文化教育则已非木氏独领风骚，而是同诸多旁姓平民一道“百舸争流”了。
三、玉河书院与雪山书院
丽江于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正式开设府学那年，江苏江都人樊经来任丽江府的流官通判。由于丽江府新设学，又是缺乏汉学基础的土府，朝廷议准的办学规模较一般的府要小，“止设廪生三十名”（《光绪丽江府志稿·学额》）。廪生，是享有廪米补助的定额生员。可知丽江初办学时，能够进官学的生员很有限，后虽办学规模扩大，又有增生、附生，但那是后来的事了。因而樊经到任不久，就提议创办书院，作为对官学的补充，以接纳更多学子入学。
这时候，丽江的土知府仍是木兴。数百年来，木氏禁止人民读书，但此际朝廷已议准丽江府设学，大势所趋，木兴也持支持态度了。他与樊经共同在学宫旁选择地址，着手修建书院。但经过三年多未能竣工，房舍已受到风雨摧残。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新一任通判、浙江仁和人余文耀到任后，将这所已大体建成的书院修葺一新，亲笔题匾“玉河书院”，聘请府学教授张揆亮任书院主讲，使得远近学子济济一堂来在书院栖身、从名师就学了。玉河书院，是丽江科举史上创立最早的书院，比改土归流后创立的雪山书院，早出15年。此际，余文耀还特地撰写了一篇《玉河书院记》，记述玉河书院建成，强调培育人才是地方主官的重要职责，对丽江学子们寄予厚望。这篇记，写于玉河书院建成开学“极一时之盛”之际，气象雄阔，叙说明晰，成为丽江教育史上一份真切的历史记录。樊经、余文耀两位通判接力创建玉河书院，取得了预期成效。这是他们继前任孔兴询，为丽江教育做出的历史贡献。
然而，玉河书院并没长久留住这个势头，办学仅二十多年就维持不下去了。
这有多方面的原因，由于师资不继，经费不足，而且生源多又被首任流官知府杨馝、府学教授万咸燕创建的雪山书院“抢”去了，这应是最主要的原因。又则，玉河书院原址地势低湿，房院狭窄，确也不利于办学，总之难以为继了。事实是：仅二十多年后，玉河书院便告“久经倾废”，这是乾隆五年（1740年）定稿的《丽江府志略·学校略》明确记载的。这款记载又说：乾隆四年（1739年）来任的第五任流官知府管学宣重立玉河书院，每年议给束修银（即教师酬金）12两——这一定额，与其时府境20个义学馆中的大多数馆相同，这就表明：迁址重立后的玉河书院，无论办学规模、教学层次还是师资、教师酬金，都已等同于一般义学馆了。就是说，开办的是基础性启蒙教育，生源是学童，而不是已取得秀才资格、进入科举竞争的士子。因而虽重立，与雪山书院已不在同一办学层次，只仍旧称为玉河书院而已，学校的性质属义学，是民办官助；雪山书院则以应科举为目的，是官办。
玉河书院在1739年重立时，迁址到黑龙潭以南的玉河村。此为新址，即后列为原丽江县、今古城区文物保护单位之处。玉河书院重立后的办学持续了150多年。据1895年成书的《光绪丽江府志稿》记载，它已按义学馆之实，更名“玉河馆”了。而这之前，随着汉传佛教在丽江的兴盛，这个场所又建为通化寺，形成儒学之所与佛寺共存的局面。到了民国时期，在此改办为玉河小学。至此，自始建、重建，前后历经200余年的玉河书院-玉河馆，乃告终结。
雪山书院的情况，与玉河书院不同。丽江于清雍正元年（1723年）改土归流后，首任流官知府杨馝、府学教授万咸燕在雍正三年（1725年）创建了雪山书院，这所书院“来头”更大，师资力量与办学经费更为充裕，办学设施、收藏书籍均优于玉河书院。于是，随着雪山书院的创办，玉河书院便退居于义学馆之列了。
可知其时的书院，一样存在办学竞争。丽江府的几所书院无一例外都是由来任官员创办的，都要体现政绩，竞争便成必然。雪山书院自创办，就一直与官办府学并行、久盛不衰。这所处于中国科举史末期、丽江两百年科举史上后180年的书院，其作用与意义，远远超出了科举本身——不仅丽江历史上所出230多名科贡之士、众多秀才，多曾就读于此，而且这里浓郁的文化教育氛围、旗帜性的引领作用，对汉文化在丽江广泛传播、整个民众教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载之青史的雪山书院，对于丽江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功莫大焉”！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下谕停科举、兴学校，“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当年，雪山书院遵上谕改办为“官立高等小学堂”，完成了它作为一方科举学校的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