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政策，我们买这两套房加起来有140平方米，是我们原来家面积的3倍还多，真是挺高兴的。我们这次搬家了，也学人家多买点儿好家具，好好装修装修。”
崇文区危改办主任关树生介绍说，对于一些低保、残疾家庭，崇文区特别推出“产权共有”的新政策。所谓“产权共有”就是居民在无力交纳差价前，与区房管所共有产权。比如说，王家原来面积0平方米，对接面积4平方米，但是新房是60平方米，余下面积是26平方米。那么他可以拿出至多20平方米（产权共有面积最多20平方米）与区房产所共有产权，自己出6平方米的钱，房产所支付20平方米的房款。然后在未来3年，如果王家可以还上房款则经济适用房的产权仍归个人，如果不能，就产权共有，共有部分的面积，由王家每月向房产所支付租金。
这么做等于就是帮困难户“托底”，让每个人都能住上房，但是目前要求享受这个政策的居民非常少。
世居在此的大批居民，终于在前门图谋涅盘的时间节点，首先完成了自己家族的涅盘。他们告别了低矮、阴暗的棚屋，走上高楼，迎接生命中新的阳光。他们能够带走的是对前门刻骨铭心的记忆，带不走的是那里的文化积淀和历史气息。
但是在前门，搬迁并不都是每一个家庭的节日，在历史转折关头，有的人就无法踏上幸运之船。
《北京城区角落调查》显示，前门地区共约10万人口。公房（北京市房管部门的房)、单位房、私房，各种产权关系纠缠在一起；历史文化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和现实，发展和保护互相撕扯，标准租、经租房，种种历史的沉案使问题更为复杂化。
住在大栅栏上草场六条的赵师傅，这一年多一直看着胡同里的变化：高高兴兴搬家走人的，多是在外面有房的、把户口还留在公房里，或因历史原因未腾退私房主房产的人，拆的不是他们家的房，还得了补偿款，几乎是白捡了一笔钱。
走得不痛快的，多是在外面没有房的，这些人有住公房的也有住私房的，居住面积小，拆迁补偿款不够买新房，有的甚至是想走也走不了。
这当中，还有再怎么也不想走的人。他们在胡同里有祖辈留下的房产和家族的情感，他们不能也不愿丢下自己的家。
郭春英和丈夫、孩子及自己的老母亲，在前门上草场六条6号院租住两间公房。2006年6月20日，郭春英拿着四十多万的补偿款，带着72岁的母亲，离开她居住了四十多年的院子。
她在玉蜓桥附近以每月2000元租了一套2居室，因为出租房实在太小，一家人分做两处：母亲、她和她儿子住出租房，丈夫回自己父母家。然后开始奔波着买房。
当手里捏着的拆迁款和市场的房价比较时，郭春英傻眼了。刘家窑72平方米的二手房，47万元；位于广渠门的80平方米的二手房，57万元。
郭春英从城东到城西，城南到城北，跑了不下几十处房。从6月到10月，再回头看曾经去看过的房子，更傻眼了：刘家窑47万元的二手房，已经涨到了62万元；广渠门的57万元的二手房，涨到了72万元。
“你眼看着手里的钱在‘哗哗哗’地变毛，越来越买不到房子了。”
郭春英在不停地问自己，“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郭春英已经退休，她和丈夫都过了可以申请贷款买房的年龄，孩子还在读书，没有办法去筹措几十万的买房钱。
上草场六条胡同住了一百多户人家，搬走的有五十多户。搬走的住户中，除了原来在外面有房的人家之外，其余的都像郭春英一样在外面租房住，原因也都是房价太高，买不起房。
街坊们把这种居无定所的状态叫作“打游飞”。
《北京城区角落调查》对居住在前门、大栅栏的街坊是这样描述的：“离退休、内退人员、下岗失业人员、在校学生、从事家务劳动等为主，占71%，他们中是困难边缘户多、失业户多、残疾人多”，“平均工资每月1000元”。
张奶奶，74岁，一辈子的生活都围绕于前门左右。张奶奶说，她也不想搬，因为他们13代人都住在皇城圈里，超过二环就不是北京了。再说给那点钱，只能在大兴、昌平买房，“那不行，快到河北了，怎么说，我也是第13代北京人啊！”
住在小江胡同9号的车警官有着另外的遭遇。
当2005年11月20日“崇国土房管拆告字(2005）第10号”红头公告贴在胡同口上的时候，车警官看到上面写着北京天街置业有限公司已经取得了拆迁许可证。“小江胡同9号”赫然在目。
小江胡同9号是占地300平方米的一进小四合院，是车金鼎的祖父在新中国成立前用价值2000块大洋的小米和洋布买来的，为此倾全家所有并向三个人举债。在这个宅子里车金鼎的父亲生下了6个女儿和老幺儿子车金鼎，车金鼎又在这里结婚生下了自己的儿子。
车金鼎警觉地将自己家门上挂的蓝牌子撬下来保存了起来。牌子上面写着“保护院落”四个大字，下面小字是“崇文区第077号”。
车家的牌子是有关文物保护单位在进行了调查后给钉在门上的，也就是说，这所院子是属于受保护的四合院。
车金鼎向拆迁公司提出：要求在同等地段进行产权置换。你拿一所相同地段的有产权的相同面积的房子来换我的房子。位于前门不远处的崇文门的四合院已经是2000万起价了，他明白以现在的四合院交易价格，这一条对方答应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他希望能拖一天是一天。《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等政策规定“房屋拆迁可以实行产权调换也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他知道自己的要求符合政策。
他是一个尽职守业的警察，36年工龄，四次立功，因公七级伤残。
在一次执行公务时被犯罪分子打伤左眼，造成严重复视。多年来单位分房子的时候，总是因为他家里有私房而没有享受到福利分房待遇。
300平方米的院子，只补偿7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价格是每平方米8020元。而车家的法定继承人是姐弟7人，100多万的补偿款一平分，每人也就20来万，到哪里买房去？
在自家的胡同口，车金鼎碰到了前门片区的警察，劝他早点接受拆迁条件搬走了事：“走吧！别等到强拆那一步，总不能警察强拆警察的家吧。”
果不其然，2006年2月28日，天街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向北京市崇文区建委提出申请裁决，车金鼎成为被申请人。
在强制拆迁令下达之前，会有一个听证会，让被拆迁人陈述理由。这天他站在了听证席上，提出四条主要理由，尽管条条有政策和文件依据，然而，听证会之后的第四天，“责令强制拆迁决定书”［“崇令决字（2006）第88号］仍然到达了车金鼎家，“一群七八个壮汉一起来的，气势很大。”
车金鼎接受了裁决条款，放弃了自己的老宅。
2006年“五一”，车金鼎在北京人民医院对面花1600元租了个一居室，孩子和妻子将搬到那里去住，因为房间太小，只能放下一张双人床，车金鼎搬去单位的警察公寓。
第二天要封门，屋里的东西都腾空了，电表也被收破烂的收走了，黑着灯，一家三口人静静地坐了一夜。
车金鼎想起为了这所宅子几代人所受的折腾。20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因为有私产而受尽连累，后来房子全部交公，全家人搬到别的地方住。20世纪80年代初落实私房政策，房子归还回来，但都是“带户归还”，占房子的人变成了租住的房客。但是政策是不准赶租房客走，不准自行定房租的价格的。
20世纪90年代，政策才有所松动。车金鼎为了要回属于自己的房子，为所有房客在外面找到了可以搬去的房子。为此他整整上下奔波了三四年。而当所有的房子重新回到车金鼎手里时，已经是破败不堪，没有一间不漏雨的。
“为了修这房子，我把我所有的星期天和所有的工资收入都搭上了，自己拉着手推车，一车车将水泥砖瓦从10里地远的广渠门拉回来，然后跪在屋顶的瓦垄上，一垄瓦一垄瓦地修。”
国庆节前，车金鼎终于在二环物色了一处三居二手房，交了一百多万。此刻，他那套祖传的四合院没有了，一生所有的积蓄也没有了。
5.前门希望留住“正宗”老北京人
前门的故事像多本电视连续剧，其间的起承转合充满了喜怒与哀乐。有时突然抖出个包袱，让人一时转不过神儿来。
2012年8月15日，东城区政府、前门大街管委会发布新的前门历史文化展示区发展规划，前门大街东侧，草厂头条到十条，定位为“老北京文化体验区”。政府宣布将保护这里的胡同肌理，并保留部分居住功能，鼓励“原住民”居住。
草厂头条到十条，因七百多年前的古河道——三里河的走势形成，呈鱼骨状排列，是北京目前唯一留存的南北向胡同群。数百年里，这里与前门大街、大栅栏连成一片，会馆、寺庙、商贾和院落云集。
2005年，这里被列入“解危排险”重点工程，要求居民全部搬走。“拆走了8000多户，目前，前门东区还剩下约3300户居民，超过2/3的胡同居民搬走了。”负责前门东区修缮项目的大前门公司负责人说。
从2008年起，拆迁规划戛然而止，政府开始保护草厂三到十条的胡同肌理，原貌修缮或翻建房屋。
2011年底公布的《北京市“十二五”时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建设规划》提出，“注重人口疏解实施过程中的文化延续问题，保留一定数量原住民，保持人口结构多样性。”
前门大街管委会主任葛俊凯表示，历经三年多实践探索，前门东片约90万平方米，规划为老北京文化体验区，“未来，这个地区将在保护原有胡同肌理风貌同时，保留部分院落的居住功能，鼓励前门地区的原住民继续在这里居住”。
葛俊凯介绍，从2007年起，腾退疏散工作基本完成的前门地区，就开始由政府主导，进行房屋、院落的修缮。目前，已经完成6000多间房屋的修缮。修缮后的房屋，只居住约800户居民。
多数修缮后的房屋空着，是否考虑让腾退迁走的居民回迁？居民们和前门相关官员均表示“很难”。目前看，只有前门其他地区尚未搬迁的居民“平移”到草场一带胡同。
葛俊凯亦坦言，多数修缮后的房屋尚空着，初步想法是，和文化产业接头。“今后，前门东片将成为老北京民俗文化的展示聚集区。
可以发展胡同游，四合院深度体验游；对于一些有特色和历史的院落，则要结合市场，开发现代产业功能，比如做文化展览馆，民俗大师工作室或非遗传习所等”。
北京保护古都风貌，提出留下“原住民”的概念，难能可贵。特别是对于历史文化街区，原住民本身就是这个文化集群的一个要素，一种表现形式。原住民和他们的普通生活状态，让历史街区的文化变得“活生生”，而不是死的“建筑群”。
文物局保护专家何戍中认为，历史文化街区要留下“原住民”，一定要避免商业化、贵族化，少提“产业”。
他认为，原住民能够为历史文化街区带来的，就是普通生活的展示，那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如果历史文化街区本身要变成产业园区，原住民只是发展产业的一个点缀，实际上是在“杀鸡取卵”。短期内，也许对当地的财政有贡献，但长期看，是在降低历史街区的文化价值。
政府要想方设法，创造这个历史街区更好的政策，提升私房房主的信心，让他们回来，或继续留下。在中国人心中，很多时候，只有这个房子是我的，我才觉得我真正融入了这个地方。
何戍中还说，能否留住“原住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正确调控，只要方向是正确的，就不要急于一两年见成效，至少通过五到十年的坚持，通过微循环，老街区的保护，恢复传统风貌就有希望。
6.涅盘，一个并不遥远的目标
涅盘是比怀胎十月迎接一个新生命更为复杂的过程，何况像前门这个庞大的载体，经历四个时代海量乳汁的哺育。它既传承了一个民族数千年丰盈的遗传基因，又派生出难以计数的由前门专属的根系。
任何人都无法用一句话，甚至一部书准确地描述它的存在、它的性状，它的过去或未来，也无法在地球任何一个地方复制它。
进入21世纪前十年的后半期，前门就开始不断修正涅盘中的失误和瑕疵。那是一个超度旧生命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就像即便是一个健硕的婴儿，同样也不可避免地要发烧、腹泻一样。
一系列新举措让人眼前一亮，显示出决策者的聪明和成熟。那种大拆大卸、大动干戈，企图一个早上就改天换地的思维，已经远离人们的头脑。涅盘进入渐进式的、像春蚕吃桑叶一样的时代。
人们的参与热情也大幅提高，那是一种期盼多于冷眼旁观，支持多于评头品足的社会氛围。
下面是一组涅盘的分镜头，或许能感受到在胎腹中已开始躁动的希望。
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前门地区的新地标
2004年9月24日北京市规划展览馆正式对外开放。这是一座长方形的玻璃大厦，位于天安门广场东南角，与前门老北京火车站并肩而立。在器宇轩昂的前门城楼，幽若处子的四合院，以及尽显西洋范儿的老火车站的合围之中，展览馆有如一个现代音符，跃然其间。
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可以把北京城3000年的辉煌岁月尽收眼底，让人难以言喻的荣耀，会陡然血涌全身。大厦共分4层，建筑面积约为1.6万平方米，展示面积8000平方米，这也是世界最大的规划展览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