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提出了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任务。这场批判运动，从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开始，扩大到对胡适学术思想的批判，又进而扩大到整个文化思想战线上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
据邓绍基回忆：他是在1955年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参加的第一个集体科研项目就是《红楼梦》研究。那时他就听一位同志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形象是否是新人的萌芽这个问题，可予以讨论。当时所内的一批同志大抵认为，从贾宝玉形象的思想性格来说还不能构成新人萌芽说。与此有关，《红楼梦》也难以称之为“市民文学”。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谈到了这件事，他说：“反唯心论的斗争，从《红楼梦》那个问题上开始，还批评了《文艺报》，以后又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已经搞了一年。我们要把唯心论切实地反一下，准备搞三个五年计划。在反唯心论的斗争中间，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干部队伍，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
毛泽东由讨论《红楼梦》入手，发起用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这次批判运动发展到后期开始快速扩展，不仅局限在评论和研究《红楼梦》这部名着，而是从思想、文化、文学、意识形态、哲学、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批判了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事实上，向俞平伯开火，是为了以此为契机，打开批判“胡适派主观唯心主义”的缺口。林默涵曾说：“现在我们批判俞平伯，实际上是对他的老根底胡适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都很有意义……如果不找一个具体对象，只是尖锐地提出问题，说有这种倾向、那种倾向，这样排列起来大家也不注意。现在具体提出《红楼梦》的研究来，斗争就可展开了。”
于是，中宣部在这一基础上设计了一个运动方案，确定了九个题目，包括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中国哲学史》、文学思想、《中国文学史》、考证在史学中的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红楼梦》的研究着作。中央正式成立了由郭沫若、茅盾、周扬、邓拓、潘梓年、胡绳、老舍、尹达等人组成的委员会，发动全国学者大规模参战。
毛泽东的本意是统一认识，清理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实际的效果也确实达到了促使人们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为工具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效果，这与毛泽东惯用的方式达到了一致。王瑶曾论述过1949年后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阶段：“第一阶段以白居易、杜甫、《水浒》为代表，第二阶段以李白、陶渊明、《红楼梦》为代表。在前一阶段中，尽管大家理解的深度仍有不同，但那些作品的人民性是可以从字面上找到的，因此争论就不多；虽然很多问题也并未真正解决。目前似乎正到了第二阶段，这些作家和作品大家也以为是一定要肯定的，但对如何肯定就很有分歧了；因为这些作品中的人民性的表现是复杂的和曲折的，需要作具体的和细致的分析，因此直到现在似乎还仍在讨论阶段。”
1956年，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当胡耀邦把李希凡介绍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立刻就说：“他，我认识，他和贾宝玉很熟嘛！”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开始，毛泽东就读过李希凡的很多文艺理论作品，因此说“他和贾宝玉很熟”，指的是他对《红楼梦》有很深的研究。
后来，李希凡历任《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评论组长、副主任、常务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全国第二、八届政协委员，全国第四届人大代表，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他的着述也颇丰：《红楼梦评论集》《弦外集》《论“人”和“现实”》《管见集》《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寸心集》《题材·思想·艺术》《〈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红楼梦艺术世界》《李希凡文学评论选》《文艺漫笔》《文艺漫笔续编》《燕泥集》《说情》《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贡献》《冬草》《艺文絮语》《沉沙集》，主编《红楼梦大辞典》《中华艺术通史》等。这位毛泽东钦点的“小人物”，后来在政治和学术领域都颇有建树。
三、批判运动中的俞平伯
俞平伯在这次运动中则受到了一定的打击，他所供职的文学研究所从1954年11月25日至12月27日，共召开了六次批判会。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从1954年10月31日至1955年2月8日，共召开八次批判会。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协也召开联席会议，并组织了专题批判小组。据统计，仅1954年10月24日到年底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共组织各种层次的座谈会、批判会一百一十多次，发表批判文章五百多篇。这期间，俞老先生忙得晕头转向。他的任务就是“赶会”——哪里有批判会就被“邀请”到哪里。这一时期，俞平伯也饱尝世态炎凉，原来接触密切的朋友和学生见他都避之不及，只有老朋友王伯祥和顾颉刚仍与他保持联系。
对俞平伯的批判仅限于学术批判，其他的任何方面都始终处于被保护的状态，这是因为毛泽东起初就在信中明确说，对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采取“团结的态度”。俞平伯虽然与胡适的红学研究属于一派，但新中国成立后胡适拒绝了中共的挽留，远赴美国，俞平伯却留了下来，他是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新中国，并且是表现积极的进步学者，从他公开发表的诗歌可见一斑，如新诗《七月一日红旗的雨》，以及赞颂抗美援朝的诗，“千里青山变了黄，终教胜利归吾党”。林默涵也曾在1954年11月５日的中宣部内部会议上明确表示：“俞平伯可以不作检讨，要坚持他的思想也有他的自由，不能就因此给他减薪或把他扣起来。”郭沫若、周扬都对俞平伯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批判后都表示，还是应该“开展学术的自由讨论”、“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谁都有权利根据真理来作是非的判断”等。
尽管如此，俞平伯迫于压力，还是作了检讨。1955年3月15日，《文艺报》半月刊第五期刊登了俞平伯的检讨：《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有关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1956年，俞平伯被评为一级研究员，不久中央领导指示给他配了助手，做校勘《红楼梦》工作，得以继续他的红学研究。
第七节自由学术争鸣的回归
一、“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
这场毛泽东在文化领域掀起的政治运动，确实出现了片面性和过火现象，伤害了一些虽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却热爱新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感情。毛泽东显然是看到了这一点。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报刊、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院负责人会上讲话时说了这样的话：“我们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
在这场大批判运动之后，毛泽东在一些场合也提及过胡适。如他在参观北京图书馆时，站在胡适留下的书籍专柜前，他对北图的工作人员表示，如果胡适回来，还会请他担任北图的馆长。
陈垣在美国见到胡适时，转达了这个意思，他对胡适说，批胡只是批判你的思想，而不是针对你个人，如果你回大陆，仍是受欢迎的。胡适不置可否，在当天的日记中，胡适写下：
除了思想，什么是“我”？
十年以后，毛泽东又提到了俞平伯、胡适，并且对他们的态度略有改变，不再是全盘批判的基调了。
1964年8月，毛泽东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道：“《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又提到了这件事：“自从去年11月批判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剧改革，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等等，更不用讲了。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
二、改革开放后，学者态度转变
改革开放后，经济与文化都开始向多元化发展，人们的思想更为活跃，视野更加开阔，很多学者对毛泽东发起的这一运动开始转变了态度。
1986年，当年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的胡绳在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的纪念会上承认：“1954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围攻，是不正确的。”“1954年的那种做法，既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学术与艺术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李希凡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他在访谈中说：“要承认这场运动对俞平伯先生有伤害，给他心理上造成的压力很大。后来运动升级，批判也升温了，有些文章也就不实事求是了，包括我们后来的一些文章，也有对俞先生不尊重的称谓和说法。”这时，党内的社会学者也已经形成了一种不赞同政治过度干涉思想和学术研究的共识，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这段历史的总结，可视作改革开放后官方对这段历史的一个定论：
1954年，毛泽东从支持两位青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评文章开始，又领导发动了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胡适是五四运动以后思想文化领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影响最大的一位。这次批判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如何评价和研究《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着，而且是要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批评。党发动这两次批判，提出的问题是重大的，进行这样的工作是必要的。结合实际的事例，开展批评和讨论，来学习如何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是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一种方法。这两次批判，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积极的方面。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这两次批判已经有把学术文化问题当做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因而有其消极的方面。
《红楼梦》，这部中国文学史上的璀璨明珠，原来只属于权贵玩味和学者研究，但是在20世纪的中国迅速传播，且风生水起，走进每一个人的视野当中，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解读与文化运动，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它的风采。
人文学术有其永恒不灭的价值和颠扑不破的内在规律，作为政治领袖，毛泽东的倡导会改变一个时代的研究方式，虽然这种方式未必是唯一的、隽永的真理，但必然会在历史中留下鲜明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