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批注看，毛泽东把俞平伯的观点直接同胡适的哲学思想联系起来了，直接将俞划归到“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那个阵营中去。这也就标志着，毛泽东已经把讨论《红楼梦》与当前思想领域中存在的问题联系起来，想借此引起全党重视，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
文章继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美学标准并引用毛泽东语录批判俞平伯的旧红学：
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学批评却和俞平伯先生这种主观主义的文学批评论完全相反。毛主席说：“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更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文艺批评在文学领域中是战斗的思想武器。在阶级社会中，任何阶级对待文学的态度首先看它是否对本阶级有利，是否为本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文学批评就是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直接阐明这些问题。因此，文学批评不可能没有标准。说文学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而各个阶级社会与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与不同的艺术标准。没有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没有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所谓各自的偏爱，实际上都是代表着阶级的不同态度。绝对没有抽象的无原则的一般的偏爱。
……
正因为俞平伯先生不能从正确的阶级观点出发全面地去接触红楼梦的内容问题，也就必然地使“红楼梦研究”的某些见解局限于形式主义的一部分偏概全面的琐细考证上，结果是歪曲地解释了红楼梦的内容。
……
在俞平伯先生的所谓“偏好”的后面，隐藏着研究者的社会立场。从文学批评观点上说，俞平伯先生的见解就是反现实主义的主观主义的立场。
在第四节，两青年认为俞平伯形成主观主义臆测的原因就是他的“琐细的考证方法”：
俞平伯先生采用了这些琐细的考证方法，把作品中综合的统一的生活形象分裂为一个个孤立的生活现象。如“好了歌注”“飞鸟各投林”二词，本来是作者所描写的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灭亡的抒情诗，综合地反映这一阶级的变化。而俞平伯先生却以为每一句代表书中一人的结局，在不能确定某一句代表谁时，就用“谁”“什么”“我以为是”等来代替，实际上这是主观主义的臆测。
在第五节，两青年把俞平伯和胡适都归为“新索隐派”，并且将这个派别歪曲《红楼梦》这部伟大着作的“企图”进行了剖析和总结：
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即都是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进而否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别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生的作品。这就是新索隐派所企图达到的共同目标。“红楼梦研究”就是这种新索隐派的典型代表作品。
毛泽东批：“这里写得有缺点，不应该替俞平伯开脱。”
《光明日报》也为这篇文章加了一个编者按，其中说：“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毛泽东对这个编者按也不满意，在编者按旁边写了许多质问的话，如：“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
毛泽东如此重视和支持李、蓝两个青年学者讨论《红楼梦》，是因为他认为，李、蓝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提出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思想领域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是资产阶级观点来指导社会科学研究，不单单是一个纯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正确、思想正确的问题。
从1938年鲁艺的谈话，到五六十年代的一系列文艺批判可以看出，毛泽东历来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并且必须从社会、历史、阶级的角度观察与分析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各种现象。两青年在文章中引用了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语录来批判俞平伯的主观唯心主义，并且在绝大多数的文学观念上，李、蓝的文章与毛泽东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同时毛泽东也认为，目前党内、学术界、报刊媒介等，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压制新生力量的情况。李、蓝两个青年团员受到“大人物”的阻拦，这是最令毛泽东厌恶的，他就以特殊的方式，支持两青年发出声音，提醒全党注意这两方面问题，并开展一场对资产阶级思想大清理的批判运动。
暴风骤雨即将来临。
第六节全国学者大规模参战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大批判
一、发动《红楼梦》研究大讨论的一封信
从1954年10月的一系列文章和谈话开始，毛泽东通过支持两位青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文章，发动了一场在学术思想领域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运动，进而全面开展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
从这个目标来考虑，毛泽东不免觉得，自己针对《文艺报》《光明日报》两个编者按写下的批语，分量还显得不够，不足以引起全党重视。于是，他于1954年10月16日，专门在党内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并发给中央政治局成员以及文艺界的有关负责人传阅：
各同志：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
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做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信写好后，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提笔在信封上写上了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字，还写上了中宣部、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的负责人的名字，共二十八位。
毛泽东还将李、蓝的两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一并随信附上。
就是从这封信开始，毛泽东发动了一场《红楼梦》研究的大讨论。
二、从《红楼梦》入手，展开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清理
1954年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举行《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对在《红楼梦》研究上胡适派和俞平伯的研究方法进行批评。但毛泽东显然不是只想限于对《红楼梦》的讨论，而是想展开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清理。
1954年10月27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就作协古典文学部的讨论会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写了份报告，汇报了10月24日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召开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的情况。该会一致认为，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具有重要意义。经过这个斗争，将使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对一部分古典文学研究者担心今后考证工作会不被重视这个问题，适当作了解释。报告说，只有经过充分的争论，正确的意见才能真正为多数人所接受。对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教育的态度，旨在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又说，这次讨论不应该仅停止在《红楼梦》一本书和俞平伯一个人上，也不应仅限于古典文学范围内，而应该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
毛泽东阅读该报告后批示：“照办。”并当天就将这个报告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阅。
同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了袁水拍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时，提出了“是宣传马克思主义还是搞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问题。不久，中宣部召开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两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批判《文艺报》的错误和《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倾向。冯雪峰作为《文艺报》的主编于1954年11月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
1954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旁边写下的批语中，明确提出了开展这场讨论，是要解决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的问题、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不久，毛泽东在冯雪峰的检讨中“反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句话旁画了粗线，批道：“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最后，《红楼梦》的讨论，集中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上来。
同年12月2日，毛泽东批准了中宣部起草、由中国科学院院部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的批判胡适资产阶级思想的计划。这个计划涉及的问题较广泛，包括批判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等许多方面。毛泽东在这个计划上批示道：“刘、周、朱、陈、邓、陈伯达、胡乔木、邓拓、周扬同志阅，照此办理。”
1954年12月8日，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扩大的联席会议。郭沫若、周扬在会上讲话，集中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毛泽东对召开这个会议和郭、周的讲话很满意。
这次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接着，《文艺报》的编辑机构被改组，一场全党针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广泛地开展起来。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文章、社论、评论，批判胡适资产阶级思想；各地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都举行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讨论会、批判会，批判胡适资产阶级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