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毛泽东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这是他对《西游记》中故事情节深刻理解后创造的一句俗语。延安时期他身边警卫人员回忆毛泽东在困难时说的一句话是：“好么！只要我们上下齐心，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相信，革命总会成功的！”他用这句俗语表达在信念坚定基础上产生的克服困难、成就事业的充分信心。毛泽东通常也用这句俗语表达自己对革命前途十足的信心。他既承认有“火焰山”，又坚定地认为我们肯定能过“火焰山”。敢于斗争，也敢于胜利。他有足够的自信：在共产党人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过不去的难关，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志和品格。
毛泽东不光熟读《西游记》，还善于将此书的故事运用到斗争实践中去。1945年8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与许多民主党派领导人建立了友谊，他们在一起谈话，十分坦诚，也十分轻松，谈天说地，话题非常广泛。然而，毛泽东和他们谈话，看似随意，却饱含深意。有一次，毛泽东和一批“小民革”（即民主革命同盟）的领导人边吃晚饭，边闲谈。毛泽东兴致很高，旁征博引，谈了十个小时。有一段时间，毛泽东主要讲《西游记》，在谈话中，特别突出赞扬孙悟空，说他好挑战，反权威，有战斗精神，还称赞孙悟空蔑视规范，洒脱无拘，喜欢自由。毛泽东的这些话，实际上都是针对当时蒋介石搞一党专制的，他用谈《西游记》故事的这些话，讲出了共产党对蒋介石政策的不满，也表明了共产党的态度。话题是讲孙悟空，但都切中时弊，针砭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个个都富有政治经验，他们不仅听懂了毛泽东讲《西游记》故事的深意，而且非常赞同共产党的政策。他们也补充谈《西游记》中的故事，用这种方式，表达他们对共产党的信任和支持。在当时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中心重庆，毛泽东和民主党派领导人轻松地谈论《西游记》，讲孙悟空的故事，以古喻今，风趣横溢，绘出了当代政治斗争的一幅图景。
这次会谈之后，毛泽东去见陈立夫，从回忆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谈起，然后以孙悟空自比，批评了国民党十年内战的反共政策。他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坚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
在毛泽东笔下，孙悟空一会儿被比作智慧化身，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会儿被比作敌人，跑不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心。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讲演说：“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也用《西游记》中的话讽刺蒋介石的假求和。1948年1月5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评战犯求和》里有这样一段话：“这个条件一经我们的可爱的蒋总统提了出来，几千万的工人、手工业工人和自由职业者，几万万的农民，几百万的知识分子和公教人员，惟有一齐拍掌，五体投地，口称万岁。”毛泽东在这里说的“五体投地”，就是《西游记》中的话。玄奘《大唐西域记·三国》中载有这样的文字：“致敬之式，其仪九等：一、发言慰问；二、俯首禾敬；三、举手高揖；四、合掌平拱；五、屈膝；六、长跪；七、手膝踞地；八、五轮俱屈；九、五体投地。”唐人译《楞严经》也载：“阿难闻已，重复悲泪，五体投地，长跪合掌，而白佛舍。”毛泽东转用这句话揭露蒋介石提出的求和条件实际上仍然是要尊他为国家独裁者，想要人民都拜倒在他的脚下。毛泽东深知，实现和平，要通过军事斗争与和谈，更需要进步政治力量的团结合作，自然有一个艰难的过程。他也非常了解蒋介石及国民党，他用上面那句讽刺的话，既揭露了蒋介石，又提醒了那些对蒋介石抱有幻想的人们：蒋介石根本没有和谈的诚意。但毛泽东绝不放弃和谈，他只是提醒人们，对蒋介石要警惕。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指出：“谈判的时间拟在三月下旬。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
毛泽东在讲到党性和个性统一时，用《西游记》中的人物形象来解说。他把唐僧师徒比作一个集团。这个集团有一个共同信仰，这是他们的共性，也是他们这个集团的“党性”。但是他们又都有个性。这个集团是共性和个性统一的。毛泽东说，“……讲他们的个性也是典型。唐僧、孙猴子、猪八戒、沙僧，他们的个性各个不同。他们那个集团的党性，就是信佛教”，也就是信仰释迦牟尼主义，他们都皈依佛法，信奉佛教，对自己队伍的性质有清楚的认知和界定，这就是西行取经集团的“党性”或者说是“共性”。虽然这个团体成员有个性差异，但他们的“党性”维系着团体的凝聚力。毛泽东用这个例子说明，在共产党内部，应该是共性（党性原则）和个性的统一。每个党员有自己的个性，但每个党员都必须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这样的党才能团结一致，整齐步伐。
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在总结高岗、饶漱石分裂行为对党组织的破坏作用的教训时，也举了《西游记》中唐僧师徒的例子。毛泽东说，“要看到他们有个坚强的信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一起上西天去取经，虽然中途闹了点不团结，但是经过互相帮助，团结起来，终于克服了艰难险阻，战胜了妖魔鬼怪，到达了西天，取来了经，成了佛。”毛泽东甚至直接把唐僧取经集团形容为“是个小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个“小党”的经验值得借鉴。这个“小党”有“党性”，我们共产党内的高饶二人则没有，他们连孙悟空、猪八戒、沙僧都不如。毛泽东发现了唐僧师徒这个“小党”成功的秘密：有共同的信仰。毛泽东在我们党发生不团结问题时，用《西游记》所描述的这个“小党”的成功，恰到好处地说明了“我们党”的“同类”问题，深刻阐明了党内团结的基础所在。
毛泽东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谈到人要经受锻炼时，也借鉴了《西游记》。他说：“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不是讲锻炼吗？”
毛泽东意在说明，我们的同志也要经受锻炼，才能有更高的觉悟和本领。毛泽东在同一篇文章中还引用了《西游记》第六回“观音赴会问原因，小圣施威降大圣”中的故事：“那大圣趁着机会，滚下山崖，伏在那里又变，变一座土地庙儿：大张着口，似个庙门，牙齿变作门扇，舌头变作菩萨，眼睛变作窗棂。只有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做一根旗杆。”毛泽东用这个故事讽刺某些知识分子翘尾巴，他说：“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孙行者这个计策，却被二郎神识破了：“我也曾见庙宇，更不曾见一个旗杆竖在后面的。断是这畜生弄喧。”毛泽东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中也谈到了《西游记》中的同一个故事：“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杆，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上看出来的。实际上有这样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二、辩证地分析《西游记》中的人物
毛泽东在谈论《西游记》人物时，总是采取辩证分析态度，目的是使干部从中懂得更多道理。毛泽东对唐僧的坚定信念和坚忍不拔毅力赞赏有加，多次用唐僧取经精神鼓舞全党斗志，但他对唐僧的弱点也看得很清楚。“僧是愚盲尤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两句诗，是他对唐僧弱点的评价。他认为，唐僧分不清妖怪和好人，是蠢人，是瞎子。这种不分敌我的做法，肯定会造成很大危害。他希望广大干部学习唐僧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却不要学他的“愚盲”。
对于自己最喜欢的孙悟空，毛泽东也看到他的弱点——有点儿个人英雄主义。他希望共产党的干部要学习孙悟空敢于斗争，勇于奋斗，但这种奋斗，是在共产党集体中的奋斗，不要搞个人英雄主义。
1958年4月6日，毛泽东在武汉召开会议。他说：“学习马列主义要破除迷信，不要以为只有外国人才能学好。我看，我们看外国人是外国人，外国人看我们也是外国人。我们是不是神仙？我们看地球以外的人是神仙，外星球的人看我们也是神仙。要有股干劲，要有股气。气不能少，气是统帅，气就是思想。凡是讲问题都要讲思想，我们有些同志只是专心于量，说话就是数目字，不讲思想，不要学苏联那些院士。对当前问题要注意。孙行者是无法无天的，他是反教条主义的；猪八戒一辈子是个自由主义者，有修正主义，想脱党；唐僧是伯恩斯坦。”
第六节对《西游记》的兴趣持续一生
毛泽东持续喜爱一生的读物中，《西游记》算作其中一本。他不仅自己喜欢读，还经常对干部们讲：要读一读《西游记》。1951年6月6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时，提到了《西游记》作者吴承恩，认为他的着作是保存我国历代语言（汉语）的宝库之一。他说，包括《西游记》在内的古代白话小说，现在仍旧在人民群众中保持着深刻的影响。他要求新闻工作者要向吴承恩等语言巨匠学习，从《西游记》等古典名着的语言宝库中发掘有价值的东西。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读了上海广百宋斋校印的线装本《绘图增像西游记》第十八回《观音院唐僧脱难，高老庄行者降魔》中高老向唐僧诉苦，埋怨猪八戒“食肠却又甚大，喜得还吃斋素，若再吃荤酒，老拙这些家产几时早也罄净”。三藏道：“只因他做得，所以吃得。”毛泽东看了这一段，觉得很有意思，在旁边批注：“只因做得，所以分配应当多，多劳应当多得。反过来，只因吃得多，所以才有可能做得多。生产转化为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
1954年，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汤沛讲：“你们这些学医学的，不能光看医学书籍，要多看些其他书籍。”毛泽东还专门提到《西游记》等名着，并说：“我们中国人要关心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对古典名着一定要精读。”毛泽东还深入浅出地讲了《西游记》等书中某些片断和情节，谈了其中的意义。
1959年3月，毛泽东在武汉听取黄克诚（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张经武（时任中央驻西藏代表）、张国华（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和雷英夫等就达赖集团在拉萨发动全区性的武装叛乱之事的汇报。汇报结束，毛泽东和他们共同商定西藏的大政方针后，请他们吃饭。患了感冒的毛泽东分别给他们敬酒，自己也破例干了几杯。趁着酒兴，毛泽东谈起了《西游记》，毛泽东又讲又评，大家听得饶有兴趣。毛泽东最后劝大家也要读一读《西游记》。
晚年的毛泽东对《西游记》依然兴趣盎然，还将各种版本的《西游记》对照着读。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解读《西游记》具有新奇的感受和特殊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