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国古典四大名着之一，是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所着，是四大名着中唯一一本根据历史事实改编的小说，也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是史书与讲史、平话文学与民间文学交融的结晶。
纵观中国文学史，《三国演义》是我国最有影响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它不仅在华语世界拥有绝对广泛的读者群，也受到外国，特别是日本人的广泛欢迎，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在《三国演义》诞生之前，三国故事就已在中国民间源远流长。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在综合民间传说及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平话的基础上，结合西晋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史料，并根据自己对社会人生的体悟，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书中反映了丰富的历史内容，人物名称、地理名称、主要事件与《三国志》基本相同，且根据明朝社会的实际情况对三国人物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夸张。
《三国演义》以史为据，描写战争；以儒家思想为本，强调“忠义”。反映了魏、蜀、吴三个政治集团的政治与军事斗争，以及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描述了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开始，直至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吴亡、西晋统一为止的百余年历史，大致分为黄巾之乱、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国归晋五大部分。该书叙事“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刻画了众多英雄人物，上演了一幕幕波澜起伏、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成功刻画了近五百个人物形象。人物性格也是在《三国志》留下的固定形象基础上进行再发挥，其中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周瑜、关羽、张飞等人物形象脍炙人口。
对于《三国演义》的整体叙事重心来说，刘备和曹操两大军事集团占有中心的地位，双方之间的矛盾、对立和冲突，组成了全书结构的主线，孙吴方面则处于陪衬的地位。而在刘备与曹操的对抗中，罗贯中表现出明显的“尊刘抑曹”的思想倾向。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称：“因为三国的事情，不像五代那样纷乱；又不像楚汉那样简单；恰是不简不繁，适于作小说。而且三国时代的英雄，智术武勇，非常动人，所以人都喜欢取来做小说底材料。”
在毛泽东喜读的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着中，《三国演义》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如此，它还是毛泽东最切近实际并加以运用的书。《三国演义》中所载政治、军事斗争及谋略故事，启迪着毛泽东的智慧，丰富了他的斗争经验。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他谈论三国故事纵横捭阖、如数家珍，应用三国典故也是娴熟自如、恰到好处。
第一节读《三国演义》七十年
一、少年时代把《三国演义》当历史书读
在毛泽东的童年时代，当他识的字足够看一些简单的故事书时，他便弄到一些自己大致能看明白的小说。在他住的那个小山村里，书是极少的。大家都爱看的，正好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本小说。前者讲的是一百零八将聚义的壮举，后者讲的是三国打仗的故事。毛泽东对这两本书入了迷。在农忙中，一有空闲，就读这两本书。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坚决反对他读“闲书”“杂书”，却允许他读《三国演义》。究其原因，大概是毛顺生本人对这部书印象极佳，认为这部书儿子可以读吧。父亲把毛泽东送到韶山井湾里，在毛宇居开设的私塾读书，也允许毛泽东带上这部书。毛泽东课余仍然着迷于这部书，达到了手不释卷的程度，甚至在课堂上偷看这部书，可谓是十足的少年“三国迷”。
有一次，毛宇居讲《增广贤文》，学童们正在摇头晃脑地朗读、背诵时，毛泽东却在静悄悄地偷看《三国演义》，毛宇居走到毛泽东身边时，他才警觉，迅速用《增广贤文》盖在《三国演义》上面，假装和其他学童一样摇头晃脑地读了起来。但还是被毛宇居发现了，他厉声喊道：“毛润之！你在干什么？”
“遵老师嘱咐，我在读《增广贤文》。”毛泽东回答。
“那你给我把书背出来！”毛宇居扬一扬手中的竹板说，“你若背不出，我这竹板可不认人呐！”
“老师请莫急。”毛泽东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流利背诵起来，“昔时贤文，诲汝谆谆，集韵增广，多见多闻，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
1910年，毛泽东远赴湘乡东山学堂读书，行前，他把杂物卷成一捆，扎到扁担的一头；另一头系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三国演义》。课上他拼命用功，课下他经常给同学们讲三国故事，同学们有问题，他也对答如流，同学们称他为“三国故事大王”。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还没有看到《三国志》，更没有看到其他更多历史书籍，因此他认为《三国演义》是历史。据毛泽东当年同学萧瑜回忆：同学中有人说《三国演义》不是历史，毛泽东曾与之发生激烈争论，还和历史教师发生过争论，争论不下，他找到了校长。当校长也不同意他的观点时，毛泽东甚至和校长发生了冲突。
可见，少年毛泽东读《三国演义》有多么痴迷，其认真程度超过了读其他古典文学名着。他少年时代一直把《三国演义》当历史书来读，因此，他对《三国演义》绝不是泛泛而读，只作消遣，而是认真研读，三国故事已经在他的生命中扎下了根。李锐曾说，毛泽东在读《三国演义》等旧小说时，“极其用心，也像读正课一样，打上圈点等记号，或写上批语，这是他一直保持的一种优良的读书习惯”。
1912年，毛泽东考取长沙市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符定一看出毛泽东将来定成大器，有意栽培他，借《资治通鉴》给毛泽东读。毛泽东才发现自己原来认为的《三国演义》是纯粹的历史是错误的，但他仍然认为这部书是建立在真实历史的基础之上。这个看法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毛泽东在湖南第四师范（翌年并入第一师范）所写的“讲堂录”中，记载着这样的话：
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而已。魏司马朗复井田之议，至易代而后行。元虞集京东水利之策，至异世而见用。
可见在那个时候，毛泽东研读此书已经到了较深的程度，并且有了独立见解。
1918年，毛泽东在杨昌济所授修身课的教材《伦理学原理》上，做了多达12000余字的眉批。其中涉及三国史论，他写道：
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出（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即此又可证明人类理想之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急，乃人性之所喜也”。
二、读《三国演义》终生不倦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已经开始从事革命活动，他在论述和讲演里，也经常引用《三国演义》中的例子来说明问题。此时毛泽东为“驱张”，为湖南自治，走出湖南，所到之处，也注意考察三国旧迹。毛泽东在后来同美国记者斯诺的一次谈话中说：“1919年，我曾沿着洞庭湖做了徒步旅行。到保定时，我沿着城墙走了一圈。在北海的冰上散步。《三国演义》里有名的徐州府城墙和历史上也享有盛名的南京城，我都徒步环行过一次。最后，我登上了泰山绝顶，又游览了孔墓。这些事情，我在当时看来，都是可以同我在湖南的经历和徒步旅行相媲美的成就。”
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就曾经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据当时学员保存的笔记，毛泽东在《中国政治史与中国地主阶级》的题目下讲道：
中国的历史甚多，而小说史如《三国》《说唐》《水浒》《说岳》等，都是看过的。昔人的思想，多遍（偏）袒统治者即地主阶级。我们是革命者，这种思想，是不可要的。我们以前，虽多居乡，又为农家子弟，但对于农民的真正状况，是不大清楚。即是说我们要造一个锄头。这个锄头，马克司（思）已竟（经）造出来了，即唯物史观之表现是也。
1928年，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山，随身携带的书籍很少。酷爱读书的毛泽东要求红军在打土豪劣绅时，发现书籍报纸要全部带回来，还特别提到，要在土豪家里去看看是否有《三国演义》。
不久，毛泽东的书篓里多了一套他爱不释手的书。那是他的部队在攻打井冈山附近的茶陵县的高陇圩时，闯进了谭延闿的老家。谭延闿曾是清末进士，后来出任湖南省都督、湘军总司令。在谭家的藏书中，毛泽东得到了一套《三国演义》。虽说他早年多次读过《三国演义》，眼下再读，却别有新意，从中可以学习许多作战的经验。所以，毛泽东曾说：“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
在井冈山里的一个寒冷的冬夜，毛泽东写累了，他放下笔，活动着酸痛的手指，抬头一望，正好与对面贺子珍那双脉脉含情的眼睛相遇。他心头一热，起身走到贺子珍身边，温柔地抚摸着妻子的肩膀，紧贴着她坐下来。“你不困吗？先睡去吧。”“不，我看你写。”“写东西有什么好看的？”“人家想看嘛！”“你呀，你要是想陪我，就看看书嘛。你喜欢看什么书？”“我喜欢《三国演义》和《水浒》。”“怪不得说你是井冈山上的豪杰呢。我也喜欢这两本书。还有《红楼梦》，《红楼梦》也是一本好书。”
在毛泽东看来，《三国演义》也是一种文化程度的标准。他写于1930年5月的《寻邬调查》中专门对能看《三国》的人做了统计：百分之五。
长征时，为了轻装，红军战士在谭延闿的老家为毛泽东找到的《三国演义》没有随身携带，但毛泽东实在太爱看这部书了，就在行军途中让警卫员随时给自己找其他版本的《三国演义》来读。有一次，毛泽东率队到一个村子住下后，对警卫员讲：“你去给我弄部水浒和三国来。”警卫员是北方人，没有听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就去执行，他借来一个水壶，回来复命说，实在找不到仨锅。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笑过便耐心地告诉他：“我要的不是烧水的水壶，也不是烧饭的大锅，而是中国的古代名着《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是两部古书。”他提笔在一张纸上写清楚了这两部书名，交给了警卫员；并告诉他今后注意抓紧时间学习，干革命可不能闹笑话呀！
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但反复地看《三国演义》，还爱看三国戏。1944年6月，延安平剧研究院排演了一些古代题材的戏，其中毛泽东最爱看的是三国戏《古城会》《草船借箭》《捉放曹》《定军山》。每当看这些戏时，他都聚精会神，从头看到尾，边看边评论，看到会心处不断地发笑。他对《古城会》剧中的张飞，对《草船借箭》剧中的鲁肃，不是微笑，而是尽情地捧腹大笑。当台上张飞自夸“我老张是何等聪明之人”那一副得意的神情时，他的笑声尤其响亮。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夕，他只挑选了《三国演义》等几种带上。在重庆，毛泽东在繁忙公务之余，便捧起《三国演义》来读。
1947年前后，在转战陕北，艰苦斗争的日子里，毛泽东仍然经常利用行军打仗的间隙读《三国演义》。他还对战士们说：你们现在读理论书有困难，可以先看小说，引起读书兴趣，文化提高后再慢慢读理论书。接着，毛泽东就给战士们讲《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讲得生动有趣。
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华北京剧团到西柏坡演出。毛泽东一连两天观看了三国戏《失空斩》。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仍然对《三国演义》爱不释手，并且经常向身边工作人员和陪同者提出三国方面的问题。据四川成都武侯祠馆长谭良啸回忆，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开会期间，来武侯祠参观，曾向讲解员提出这样的问题：“你知道诸葛亮一生坐过几次车，骑了几次马？”这说明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很仔细，那些往往为人所忽视的细节他也注意到了。
20世纪50年代是毛泽东读《三国演义》较频繁也较广泛的时期。他那个时候几乎天天读，达到《三国演义》不离手的程度。为了更广泛了解三国时期情况和分析三国人物，他特别注意三国的研究新成果。大概是在那个时候，他读到了现代学者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卢弼是三国研究考证大家，他毕其一生所撰的《三国志集解》为国内文化人所推崇，但毛泽东却经常对这部书提出质疑甚至批评。
1952年前后，毛泽东购置了一部清朝乾隆时期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大字本，对其中的《三国志》，毛泽东读了又读，对比着读《三国演义》，在两部书上画圈批注极多。他到外地去，所带一大批他爱看的或者常读的图书中，必有《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汉书》《后汉书》大字线装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