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从评剧发祥地中走出的作家：刘绍棠
着名作家刘绍棠毕生致力于“乡土文学”创作，着述颇丰。仅新时期以来，就出版了六十多部书。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这辈子，最引以为自豪的是在中国当代作家中享有两个独一无二：一个是四十多年创作生涯，长、中、短篇小说都是写我的家乡父老和家乡风土人情，没有杂样儿；一个是我在我那生身之地的小村——北京通县儒林村，前后生活了三十多年。”
刘绍棠的家乡通县(今北京市通州区)及其周边的宝坻、香河一带，是评剧的重要流派“西路评剧”的发祥地。这一地区出了不少评剧演员，赵丽蓉就是宝坻人。刘绍棠从小就喜爱民间文艺，听评书和看戏是他童年最大的乐事。他看的戏主要是评剧。刘绍棠在回忆童年时说：“我小时候赶集逛庙，每一回都要听撂地演出的‘蹦蹦戏’。演员和观众距离很近，感情也很亲。”在他创作的《蒲柳人家》《瓜棚柳巷》等小说中，都有对旧社会戏班和戏曲艺人的描述。可以说，刘绍棠从童年时就与评剧结了缘。
1981年，工人作家张宝申调到中国评剧院从事编剧工作，创作了一个表现农村现实生活的评剧《银河湾》，刘绍棠看过戏后，热情地撰写了评论文章，还在报纸上发表了，从此，他成了评剧的“热心观众”。中国评剧院每有新戏上演，他都尽量抽时间来看。当然，他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搬上评剧舞台。评剧是长于表现乡土生活的剧种，在评剧的经典剧目中，《杨三姐告状》《刘巧儿》《小女婿》《小二黑结婚》等，都表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村生活。刘绍棠创作的“乡土文学”作品，正是评剧所需要的题材。令人欣慰的是，他的想法和中国评剧院不谋而合。
在阅读和研究了刘绍棠的大量作品后，中国评剧院决定把他的两部长篇小说《花街》和《渔火》改编成评剧，并同时由两个团分别排演，这在中国评剧院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只有20世纪50年代，中国评剧院曾把着名的“山药蛋派”作家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改编成评剧，由两个团同时上演过。刘绍棠对自己的作品能搬上评剧舞台，而且是两部戏同时上演，自然非常高兴。他亲自带领演职员到故乡体验生活，多次给演职员们讲述北运河的历史、民俗和风情，对改编剧本也出了不少力。
1987年初春，由新派传人、着名评剧演员谷文月主演的《渔火》，以及由白派传人、着名评剧演员刘萍主演的《花街》同时与观众见面。
评剧《花街》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通州运河滩上发生的一件事。被丈夫抵了赌债的蓑嫂，不甘命运的摆布，带着女儿金瓜逃离家乡，途遇好心的长工叶三车，二人结为半路夫妻。蓑嫂的丈夫杨小蓑子寻踪找来，叶三车让出窝棚与蓑嫂，并违心与其结为磕头兄弟。河卡子税警连阴天，设赌场赢走了杨小蓑子的全部钱财，又逼他再卖妻子，叶三车不忍蓑嫂被卖，替他还清了赌债，又因与杨有磕头之交，终未能同蓑嫂合居，最后与落水被救的玉姑结成伴侣。婚后玉姑因难产去世，叶三车也为还不清债务而卖身门头沟煤矿。蓑嫂含辛茹苦抚养着玉姑的遗子伏天儿和自己的女儿金瓜，她饱受渔霸恶吏的欺压，备尝折磨，最后走投无路，草草交代其一双儿女，自己带着鱼刀，揣着仇恨，朝着居住在熊腰的连阴天家中走去。
全剧以悲剧开始悲剧结束，自始至终予人以压抑和沉闷。剧中刘萍饰演的蓑嫂和张彦春饰演的叶三车，特色鲜明，深刻感人。
评剧演员刘萍是一位在演唱艺术上很有特色的优秀演员，师承小白玉霜。她善于因人设腔，以腔传情，特别是用大段唱腔抒发人物内心情感时，尤见功力。
与《花街》同时改编的《渔火》，是剧作家高琛、冯霞根据刘绍棠同名小说改编的又一部评剧。由张玮导演，谷文月、筱玉霜、齐建波等主演。该剧目同样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通州运河滩上发生的故事。船家女儿春柳和潞河中学学生阮碧村相爱，阮因参加抗日组织被开除，春柳也被逼嫁与不务正业的韩小蛰为妻。韩父死后春柳继承遗愿，带船帮艰苦度日，等待阮归。日伪成立起冀东二十二县自治政府后，阮碧村回乡组织抗日游击队，但拘于旧礼教而不敢与春柳相结合，春柳悍然找韩小蛰要来离婚书，烧毁了茅屋，无牵无挂地参加了阮碧村领导的水路游击队，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戏中展示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心态，是一出热闹非凡的群戏。剧中的九花娘是个半老徐娘，是剧中矛盾冲突的焦点，要求演员既漂亮，又风情万种，由谁来扮演尤为重要。大家想到了一向以闺门旦、花旦应工主演的筱玉霜。她有着漂亮的外表，圆润耐听的声音，道白吐字也非常清楚。经过多年的艺术积累，在人物创作上经验丰富。更可贵的是，为了艺术创作，她毅然答应了这个角色。
特别值得一赞的是演员谷文月，她有一条得天独厚的好嗓子，能唱、会唱、敢唱。剧作者因人设戏，为她唱足、唱够，也让观众听足、听够她的演唱，令人余香满口，回味无穷。
这两部戏的演出，引起了不少文学界和戏剧界人士的兴趣和关注，也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和喜爱。刘绍棠的作品本身就具有传奇色彩，很适合改编评剧。他与评剧的这次结缘，在中国评剧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七、红色经典《苦菜花》
评剧《苦菜花》是1958年根据作家冯德英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文革”之前，社会各界包括党的重要领导人，都给予《苦菜花》积极的评价。由于小说的成功，冯德英所在单位空军党委还给他立了一等功，并且得到了平生第一笔稿费8000元。在1958年的“全国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冯德英把稿费全部捐给了国家。
与小说《苦菜花》的命运不同，由其改编成的评剧和电影，即便是极左思潮发展到极致的年代也得到了肯定，电影《苦菜花》在“文革”中畅行无阻并受到欢迎，这一现象令人深思。改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一种再创作，舞台剧、影片受到场景、时间的限制，毕竟不能像小说那样展开复杂的人物关系，描述丰富的情节纠葛，因而，根据艺术表现的需要简化人物关系、集中戏剧冲突，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在这种取舍之中，却反映出改编者的理解和初衷，可以体现当时的文化环境对改编者的影响，从而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品味的各类文本。
对《苦菜花》改编最早的，要数薛恩厚、高琛执笔的评剧《苦菜花》，北京出版社于1964年出版了该剧本。当时有三个评剧团同时演出，其中中国评剧院的演出就达几百场。有资料统计，该戏是当时现代戏中演出场次最多的。关于当时的演出盛况，《人民日报》上有这样的文字，“评戏《苦菜花》演出了很久。但到现在，演出的效果依然强烈，观众关心以母亲为首的许多正面人物的命运，憎恨以王柬芝为首的反面群丑。剧场里嗟叹、惊诧、嘲嘻、欢笑之声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