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家为圆心，方圆5里，仅名宅、名园、王府、官邸、百年老校、名人故居、国家文化机关、国家级出版社等等就一百多处，更不用说其他文化景点、文化设施了。
为了证明“我家住在文化宝地”，我在这里再稍具体摆列一下，距我家直线距离约50米的有：
清朝末年办的京师第一图书馆旧址，循郡王府，老舍先生当过校长的方家胡同小学，萧乾和郑榕先生等曾就读过的崇实中学（现二十一中学），原中国机床厂厂址（现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方家胡同46号院）；
约200米的有：成贤街，孔庙，国子监，雍和宫，顺天府，东城区第一文化馆，东城区图书馆，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人民文学出版社门市部；
约600米的有：南锣鼓巷，五道营，鼓楼东大街，北京儿童艺术剧院，七色光剧场，安定门一个堂会的演出点，地坛公园，地坛体育馆；
约900米的有：茅盾故居，冰心故居，文丞相祠，原兵马司小剧场，逸夫剧场，中央戏剧学院，中央戏剧学院“黑匣子”小剧场，蓬蒿剧场；
约1200米的有：叶圣陶故居，“愚公移山”Live场，鼓楼，钟楼，什刹海，烟袋斜街，国话小剧场，青年湖公园，柳荫公园，保利剧院，东方剧院，蜂巢剧场，粮仓剧场，青蓝剧场，77剧场；
约2000米的有：中国美术馆，旧北大红楼，人教社门市部，高教社门市部，财经书店，三联书店，中国书店，戏剧书店，文物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涵芬楼书店，灿然书店，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都剧场，人艺小剧场，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国儿童剧场，老舍故居，“嘻哈包袱铺”安贞小剧场；
约2500米的有：外文书店，王府井新华书店，故宫博物院，长安大戏院，先锋剧场，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少儿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如果再扩展延伸一些，往东可到工人体育馆、工人体育场、三里屯等地，往南可到天安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前门大街等地，往西可到郭沫若故居、宋庆龄故居、恭王府，往北可到炎黄艺术馆、“鸟巢”、“水立方”、奥林匹克公园……这些地方从我家坐地铁或骑车，少则二十多分钟多则三十多分钟即到。
以上提及的地方都留有我的足迹。
三十多年前，我家先后住在琉璃厂附近的几条胡同内，是琉璃厂文化和宣南文化滋养了我；这之后的三十多年，我又住在交道口这块文化宝地上，京华城东文化又滋养了我。我身上流淌着两股京都文化的血液。我自感在这两块文化宝地上如鱼得水。我珍惜这两块文化宝地，我感念这两块文化宝地，我深谢这两块文化宝地！
我的六个忧虑
我是一位普通观众，且年老多病，但，“位卑未敢忘忧国”，看了六十多年文艺演出，除了对咱们首都文艺舞台状况感到欣喜外，多少也感受到一些让人忧虑的地方，趁此机会简述如下吧：
一忧“主旋律”不到位。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主旋律”。我们的主旋律，当是立足于大中华，观照大时代，反映我们大中国的广大老百姓特别是广大工农兵的情感、状况、诉求和理想（理想和梦想是有区别的）的；这个“主旋律”，当是“多元”中最根本、最无可撼动的“一元”；在演出舞台上，是演艺人喜演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而我们的“主旋律”演出，恕我直言，在创新意识、思想内涵、艺术表现、宣传推广、引领服务诸方面都存有不到位的问题。
“主旋律”不到位，歪的、邪的、轻浮的、浅薄的、乌七八糟的就可能抢位，包括外国的。
二忧缺乏真正的艺术大家。
现在，“大师”“着名表演艺术家”、“着名专家”、“导师”、“大王”的帽子满天飞，但是，实至名归的又有几人？我们的时代，需要众多的与之相匹配的真正的艺术大家。但是，现在，我们还有如曹禺、老舍、田汉、郭沫若、聂耳、冼星海这样的创作大家吗？我们还有如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这样的京剧表演大家吗？我们还有如小白玉霜、新凤霞、喜彩莲、马泰、魏荣元这样的评剧表演大家吗？我们还有如秦凤云、李桂云这样的河北梆子表演大家吗？我们还有如张寿臣、侯宝林、高元钧、骆玉笙这样的曲艺表演大家吗？我们还有如焦菊隐、黄佐临这样的导演大家吗？我们还有如于是之、李默然这样的话剧表演大家吗？我们还有如吴晓邦、戴爱莲、李德伦这样的舞蹈、音乐表演大家吗？……
我们有的是“各领风骚数百天”的“明星”，但若干个“明星”绑一块儿，也抵不上一位真正的艺术大家！
为什么在艺术资源丰沛、社会变革深刻、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今中国，鲜有真正的艺术大家出现呢？谁能回答这艺术领域中的“钱学森之问”？
三忧出现的种种演出之怪现状。
有人错误地认为，开放了、宽松了，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节目都可以演，什么“艺德”、“人格”，什么“艺术规律”等等，都可以不管不顾了。于是，舞台上一度出现了种种之怪现状。如：品位低下、俗不可耐、尽显“三俗”的相声，迎合受众、满腹牢骚、无病呻吟的民谣，表意模糊、晦涩、过分强调特立独行的舞蹈，观众中间坐、演员四周行、演时长达八个小时、远离艺术、远离观众的话剧，过分倚重布景灯光和现代时尚元素的包装的一些戏曲，鲜有艺术含量、炒得热热闹闹的、怂人做黄粱一梦的这“声音”那“声音”；又如，有的演出场面过于宏大、舞美过于豪华，有的表演尺度过大、味道过重、语言过糙。此外少儿节目和表演趋于成人化、业余演出盲目向专业靠拢、“草根演出”傍饭店“陪宴”卖高价的现象，虽不属怪现状之列，但已远远失却各自的本真，让追求真善美的艺术打了折扣。演出浮华风掩盖了艺术的贫瘠，2013年下半年，虽有改观，但未从根本上扭转。
四忧三个“至上”的歪论渣滓泛起。
一是“娱乐至上”歪论。教化、娱乐、认识，是艺术的三大功能。这三大功是艺术固有的、与艺术共生的，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但有人无视客观，偏偏鼓吹“娱乐至上”，偏执地否认艺术的教化、认识功能。为了“娱乐至死”，什么法都使，什么招都用，可以说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结果贬损了艺术，贬损了自己，更贬损了观众。
二是“金钱至上”的歪论。有些演员特别是一些港台演员仅唱一首歌、登一次台、露一次脸、演一出戏，可出场费却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个个明码标价、概不赊账。什么国家荣誉、百姓利益、扶贫济困一律甭讲，我要的就是人民币！畸高的、令人愤慨的出场费牵升出畸高的、令人愤慨的高票价，让安分老实的普通老百姓怨声载道、非常不满。
扒开这些演唱会表层光鲜、华贵、体面的外衣，从里面散发出来的却是浓浓的发了霉的铜臭味！
三是“外国至上”的歪论。这里的“外国”通常指西方国家或多指美国。
